僞造古書，乃昔人之常事。明胡應麟《四部正訛》說：“餘讀秦漢諸古書，核其僞幾十七焉。”清張之洞《輶軒語·語學》亦雲：“一分真僞，而古書去其半。”可見，在讀書治學的過程中，辨僞應當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

　　那麼什麼是僞書呢？如果書的實際責任者與所署的責任者相符，則真；如果全書或書中一部分的實際責任者與所署責任者不符，則全僞或部分為僞。其他文獻的真僞問題也可以這麼看。

　　僞書的形成原因可以大緻分為有心作僞與無意緻僞兩類。有心作僞約有以下幾種情況：一是迎合社會需要以牟利。如漢成帝時的張霸僞造了一百零二篇《尚書》，獲得了一個博士職位，後來事情敗露，差一點被處死。再如書商出書改題書名與作者，基本上也是為了賺錢。二是托名人以提高書的身份。如《漢書·藝文志》著錄《神農》二十篇，附注雲：“六國時，諸子疾時怠于農業，道耕農事，托之神農。”再如《晉書·陸機傳》談到了陸喜的著述情況，指出：“其書近百篇。吳平，又作《西州清論》傳于世。借稱諸葛亮孔明，以行其書也。”三是出于政治鬥争的需要。例如中晚唐，以牛僧孺為首的牛黨與以李德裕為首的李黨之間，黨争非常激烈，當時出現了一篇嫁名牛僧孺的小說《周秦行紀》，寫牛僧孺與唐代以及前代已故後妃幽會的故事，甚至有王昭君為牛僧孺侍寝的情節。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指出這篇小說系“唐牛僧孺自叙所遇異事。賈黃中以為韋瓘所撰。瓘，李德裕門人，以此誣僧孺”。近代詩人高天梅也曾發表過一組詩歌鼓吹革命，卻托名《石達開遺詩》。四是剽竊或僞造以炫名。例如《四庫全書總目·全唐詩話》提要稱其皆與計有功《唐詩紀事》相同。“考周密《齊東野語》載賈似道所著諸書，此居其一。蓋似道假手廖瑩中，而瑩中又剽竊舊文，塗飾塞責。後人惡似道之奸，改題袤名，以便行世。遂緻僞書之中，又增一僞撰人耳。”僞造的突出例子是明代的豐坊，他是藏書家，又是書法家，他僞造的《子貢詩傳》、《申培詩說》是用篆書寫的，附以楷書音注，但是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指出：“二書皆以古篆刻之，不知漢代傳經，悉用隸書，故孔壁科鬥，世不能辨，謂之古文，安得獨此二書，參用籀體。”顯然，豐坊等人僞造古書的目的在于矜奇炫博，欺世盜名。此外，有的人為了洩私憤，撰文施行人身攻擊，而又害怕暴露自己的真姓；自認為所作内容有傷大雅，不願署真名實姓；有憾于古書亡缺，予以補輯而又未加說明，皆造成了一些僞書。無心緻僞也有幾種情況，一是古人著述初不署名，後人追題有誤；二是後學記述先師言行之書，被誤認為先師所作。在流傳至今的先秦著作中，這兩種情況較多。三是有些古書在流傳過程中每有續作，如宋葉大慶《考古質疑》指出：“《藝文類聚》唐太宗時歐陽詢所編也，而有蘇、李、沈、宋之詩，是皆後人所加。”并自注曰：“正月十五日有蘇味道《夜遊詩》，洛水門有李峤《遊洛詩》，寒食門有沈佺期、宋之問詩，四子皆後人，歐陽安得預編之也。”四是編輯整理者的疏忽或無識而混入了他人作品。例如杜牧的《樊川文集》相當可靠，但是後人又貪多求全編成《樊川外集》、《樊川别集》、《樊川續别集》，就難免混入僞作。宋劉克莊《後村詩話》已雲：“樊川有《續别集》三卷，十之八九皆許渾詩。”

　　關于辨僞方法，明胡應麟《四部正訛》指出：“凡核僞書之道：核之《七略》以觀其源，核之群《志》以觀其緒，核之并世之言以觀其稱，核之異世之言以觀其述，核之文以觀其體，核之事以觀其時，核之撰者以觀其托，核之傳者以觀其人。核茲八者，而古今們赝籍亡隐情矣。”簡言之，有以下數端：一、查目錄。這種方法的主要任務是查一下書的源流。葉德輝《藏書十約》雲：“鑒别之道，必先自通知目錄始。目錄以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阮文達元《揅經室外集》（原注：即《四庫》未收書目，茲從全集原名）為途徑，不通目錄，不知古書之存亡；不知古書之存亡，一切僞撰抄撮、張冠李戴之書，雜然濫收、淆亂耳目，此目錄之學，所以必時時勤考也。”二、查稱引。這種方法的任務是查一下前人有沒有見到過某書。如果無人稱引；所稱引的内容與傳本不合，或傳本沒有；所稱引的詩文别題作者；書中稱引後人作品，可定其書為僞或可疑。如《直齋書錄解題》著錄《詩格》一卷，陳振孫指出：“題魏文帝，而所述詩或在沈約後，其為假托明矣。”三、查史實。這種方法的任務是查一下書中提到的曆史事實，作者是否有可能遇到。如果不可能遇到則其書或書中的某一部分為僞或可疑。如宋嚴羽《滄浪詩話》雲：“孟浩然有《贈孟郊》一首，按東野乃貞元、元和間人，而浩然終于開元二十八年，時代懸遠，其詩亦不似浩然，必誤入。”此方法可以從書中提到的人物、時間、地點、事件入手。四、查語言。這種方法的任務是從文字、詞彙、音韻、語法、語言風格等角度查一下書中的語言是否符合其時代特征。如馬叙倫《列子僞書考》指出：“《周穆王》篇記儒生治華子之疾，儒生之名，漢世所通行，先秦未之聞也。”僅抓住“儒生”一詞，就把僞作《列子》的時代之限，斷在漢代以後了。此外我們還可利用查體裁、查思想等其他方法。當然，可用于實踐的辨僞方法不止于此，而重要的是在實踐中靈活運用，并進行綜合考辨。

　　原文載徐有富，徐昕著《文獻學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4—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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