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亞當·斯密，許多人或許馬上聯想到如雷貫耳的“市場經濟”、“看不見的手”。亞當·斯密也是在經濟學的兩方陣營的激烈辯論時，被偏自由市場派學者搬出來鎮場的“神祇”。或許亞當·斯密在生前從未想過自己将以這種形象和立場流傳後世。斯密從來沒有把市場機制偶像化，也沒有把市場交換看作解決經濟弊端的靈丹妙藥。在某些方面，他的理論甚至跟凱恩斯是很類似的。“看不見的手”也并不是斯密的《國富論》中的核心概念。

　　其實，亞當·斯密的思想非常複雜。他的思想深刻地影響了後世的哲學家、思想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将斯密附會為某一派别的思想家，其實也片面化了斯密的思想遺産。全面重新認識斯密的思想遺産，也是我們現代人需要做的功課。以下經出版社授權，摘選自經濟學家朱嘉明為《亞當·斯密傳》所寫的序言，略有删減。

　　《亞當·斯密傳》，[英] 傑西·諾曼著，李烨譯，中信出版集團2021年2月版

　　不了解當時的蘇格蘭，就很難理解亞當·斯密

　　亞當·斯密的一生并不複雜，甚至可以說是平淡無奇，他的個人信息極為有限和模糊。但是，其人生中的五個重要節點卻是清晰的，這使他最終成為亞當·斯密。第一，格拉斯哥大學。這一部分的大背景是18世紀的蘇格蘭，亞當·斯密“生于斯，長于斯，死于斯，銘于斯”，如果不了解當時的蘇格蘭，則很難理解亞當·斯密是如何成為亞當·斯密的。

　　1723年，亞當·斯密出生在蘇格蘭法夫郡的柯科迪，這裡距離愛丁堡僅十多英裡。本書中寫道：那時的柯科迪規模不大，卻是精彩和多元化的，柯科迪的市場就開在亞當·斯密的家門口。柯科迪還是一個活躍的國際港口，聚集各種貿易信息，對法夫郡經濟影響很大。柯科迪盛行走私，還有其附近的制釘廠，很可能啟發了亞當·斯密後來關于走私成因和勞動分工論的思考。1737年，亞當·斯密像“命中注定”一樣，來到格拉斯哥上大學。當時的格拉斯哥和格拉斯哥大學恰恰都處于快速變化中。

　　1707年，蘇格蘭議會通過了與英格蘭聯合建立大不列颠王國的《聯合法案》，蘇格蘭受益于蘇格蘭和英格蘭的單一經濟實體，以及共同市場的形成過程，這扭轉了蘇格蘭在17、18世紀之交在經濟、金融、政治和民生方面都苦苦掙紮的局面。對此，亞當·斯密持有相當肯定的态度。格拉斯哥在當時已經成為一個精美的城市，格拉斯哥大學也向現代大學演變，形成了包括邏輯學、形而上學、道德哲學、自然哲學在内的專業體系。入校時隻有14歲的亞當·斯密在這裡學習了道德哲學、邏輯學和物理學。

　　第二，牛津大學。1739年，16歲的亞當·斯密獲得前往牛津大學讀書的獎學金，在牛津大學前後停留了6年時間。在此期間，亞當·斯密首先突破了作為蘇格蘭人的口音局限，更重要的是，他在牛津學習了英國文學、法語和意大利語、人文曆史和衆多思想家的著作，至少包括馬基雅維利、帕斯卡、笛卡兒、貝爾、伏爾泰、孟德斯鸠，還有拉辛和拉羅什富科的經典著作，為“他後來成熟的思想奠定了基礎，包括他的《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正是在1740年，休谟出版了《人性論》，亞當·斯密在當時很可能閱讀了此書，隻是當他們得以見面，已經是1750年，亞當·斯密和休谟“在智識上的溝通給斯密帶來了受用終生的啟發和激勵”。

　　亞當·斯密

　　第三，愛丁堡。1746年，亞當·斯密離開牛津，回到了蘇格蘭老家，之後在愛丁堡度過了相當長的歲月。這個時候的蘇格蘭仍然是一個農業社會。1745年，政治、宗教和階級矛盾交織和積聚，導緻蘇格蘭發生了内亂，社會震蕩。愛丁堡局勢更為糟糕。但是，正如書中描述的，愛丁堡的“文化氛圍寬容而文雅，容許不同流派的公民團體、學術團體、專業團體、政治團體、商業團體共存”，尤其是對宗教差異保持溫和态度。“從精神層面說，愛丁堡是一個高度文明的城市，城裡遍布咖啡館和交談辯論的人群”。讀到這些，不禁令人心向往之。

　　自1748年起，亞當·斯密與愛丁堡有了交集。這一年，應蘇格蘭啟蒙運動的領袖邀請，亞當·斯密來到愛丁堡舉辦公開講座，主題是修辭學和純文學，聽衆主體是法學和神學學生，這有助于亞當·斯密獲得公衆關注。這些講座的聽衆就是《道德情操論》中所述的“最初的‘公正的旁觀者’”。1756年，亞當·斯密在《愛丁堡評論》第二期刊登了一封信，通過闡述盧梭關于“不平等”的思想起源，觸及了“人如何成為人”這樣深刻的話題。

　　由此，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亞當·斯密的很多言論很像盧梭，例如譴責人們對物質和社會地位的過度在意。此外，這個時期的亞當·斯密還在專心寫關于天文學史的文章，觸及所謂的“自然法則”。亞當·斯密認為，科學發現依賴想象力，他力求證明唯有想象力可以解決如何在混亂中找到秩序的問題，哥白尼、開普勒、伽利略、笛卡兒和牛頓都是如此。

　　第四，圖盧茲和巴黎。1762年，格拉斯哥大學授予亞當·斯密名譽法學博士學位。第二年，後來的英國财政大臣，查爾斯·湯曾德邀請亞當·斯密擔任年輕的巴克盧公爵的歐洲伴遊，報酬優厚。亞當·斯密接受了這份工作，辭去教授職務，并于1764年抵達巴黎。這是亞當·斯密第一次來到海外。此時此刻的法國，距離法國大革命還有1/4世紀，但是，在位于法國西南部的圖盧茲已經可以感受到“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氛圍。“冥冥之中，法國的财政困難和圖盧茲宗教沖突的暗流都對斯密理論的形成産生了重要影響”。書中有這樣的推測，“也許正是圖盧茲的無聊生活催生了斯密的《國富論》”。

　　之後，亞當·斯密終于結束了在圖盧茲的貧乏生活，于1765年聖誕節來到巴黎，并在那裡度過了9個月。其間，亞當·斯密在巴黎的沙龍中結識了一些在當時最偉大的法國人，包括政治家、經濟學家杜爾哥，金融家内克爾，社會哲學家和著名的無神論者愛爾維修，數學家達朗伯，最重要的是皇家醫生和古典政治經濟學家，重農主義學派代表弗朗索瓦·魁奈和他的追随者。當時，魁奈的著作《經濟表》剛出版了幾年時間。如書中所述，“這是一段非凡的思想醞釀期，至少重農主義者對斯密形成了艱巨的挑戰，這幫助他進一步試煉和發展自己的理論。”在這個時期，亞當·斯密錯過了與盧梭見面的機會，卻得以與伏爾泰見面交談。1766年冬天，亞當·斯密自巴黎回到倫敦，此後再未出國。

　　第五，倫敦和愛丁堡。1773年5月，亞當·斯密來到倫敦，其主要目的是為了完成并發表《國富論》。亞當·斯密在倫敦的生活充實，很快加入了具有聲望的“皇家學會”，也卷入了英國對美洲殖民地的政策制定過程中。幾乎在同時，英國與美洲殖民地正在加速滑向戰争，同一年12月發生了波士頓傾茶事件。1774年9月，費城舉行了模拟國家議會的代表大會，1775年4月，萊克星頓的槍聲引爆了美國獨立戰争。1776年7月，美國《獨立宣言》簽署。在這一期間，亞當·斯密持續研究美國獨立戰争爆發的深層原因。

　　1776年3月，《國富論》在倫敦出版。之後，亞當·斯密親自做過多次修訂。斯密生命的最後12年主要是在愛丁堡度過的，他顯然很享受在這個城市的生活。值得注意的是，1783年11月，伯克被任命為格拉斯哥大學校長，任期兩年，在此期間，伯克和亞當·斯密一直有交往和交流，如諾曼所述。其曆史意義是震撼的：“伯克是讨論現代政黨和代議制政府的第一位偉大理論家。斯密是第一個把市場概念置入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的中心，并将規範的概念置于社會學中心的思想家。伯克是我們通向政治現代性的樞紐，斯密則是我們通向經濟現代性和社會現代性的樞紐”。亞當·斯密是幸運的，他幾乎認識那個時代所有具有影響力的思想家。

　　1790年7月17日，亞當·斯密于愛丁堡去世，享年67歲。亞當·斯密生前看到了美國獨立戰争，也一定清楚得知法國大革命的爆發和進展。但是，生命沒有留給他時間對1790年瓦特發明蒸汽機的過程，以及由此發轫的工業革命做出觀察和思考。現在，在愛丁堡老城聖吉爾斯大教堂外矗立一座亞當·斯密的塑像，“他的身後是一把舊式犁，身旁是一個蜂巢，象征着農業社會向商業社會和市場經濟的過渡。他的左手捏着長袍，暗示他投入大部分時間的學術生活。他的右手……擱在一個地球儀上，委婉地提示着觀衆他作為思想家的野心和世界性的聲譽”。這很有可能就是亞當·斯密希望留給後世的形象。

　　亞當·斯密

　　基于亞當·斯密的著作，我們沒有理由認為他是一個自由市場主義者

　　亞當·斯密的思想是一個巨大的體系。這本書對梳理亞當·斯密的思想體系做出了有意義的努力。

　　首先是亞當·斯密建立“人的科學”的目标。如果最大限度地分析和诠釋亞當·斯密存留下來的文獻，就不得不承認，他用了近40年的時間，希望建立他自己的“人的科學”，通過一種自然主義的、經驗主義的，基本獨立于宗教之外的理論，“對人類生活的主要方面，包括道德、社會、藝術、政治和商業，進行一個統一的一般性叙述”。這是一個宏大的目标。在曆史上，做過同樣努力的是弗朗西斯·培根。

　　但是，與培根相較，斯密繼承了休谟的思想，他追尋休谟的因果論觀點，承認人們永遠無法知道作為自然規律的那些“看不見的鍊條”，“将人類的想象力和假設置于一系列漸進的嘗試的中心，将秩序引入這混亂的雜糅的不和諧的表象之中”，其理論是動态的。更重要的是，亞當·斯密以《天文學史》作為《道德情操論》的基礎，而後者又是《國富論》的基礎。同樣，在斯密未完成的作品中，“‘關于文學、哲學、詩歌、修辭學不同分支的哲學史’和‘關于法律和政府的曆史與理論’也将呈現一緻的脈絡”。這是否在效仿亞裡士多德以其形而上學和邏輯學著作《工具論》為其倫理學和政治學的基礎呢？我們不得而知。

　　本書還提出，亞當·斯密追求的“人的科學”，屬于對人類進步原因進行考察的一種原生理論，該理論是以變化為前提的。所以這一理論“歸屬于進化論”。《道德情操論》是對人類社會和道德規範的進化論式的闡述，《國富論》則在封建社會向商業社會轉變的曆史過渡中解釋人類市場交換；斯密的法學理論促進了蘇格蘭法律體系中以判例為基礎的普通法傳統的形成，這也符合進化論。本書甚至猜測，斯密最終決定毀掉他尚未完成的作品的深層原因，也許是無論那些作品的思想多麼豐富，都未能成功納入一套統一的進化理論之中。如作者所述，斯密的“人的科學”并不僅限于進化論的範疇，不過幾乎可以肯定它是進化論的核心部分。我們有切實的理由可以推斷，斯密的著作對達爾文産生了強烈的間接影響。

　　我們讨論亞當·斯密和《國富論》，就要面對如何解讀他的市場理論的問題。這本書的作者明确了這樣幾個前提性事實：在方法論上，從斯密對魁奈和重農主義者的批判中可以看到，他反對在政治經濟學中使用高度理想化的和人為的假設。斯密對市場交換的分析在知識結構上是處于中心位置的，但不是理想化的。市場概念從屬于他想讨論的更廣泛的内容。斯密明顯在國際貿易中注意到了更廣泛的非實體市場的概念，但是他傾向于将市場看成是具體的經營場所。

　　同時，斯密從來沒有把市場機制偶像化，也沒有把市場交換看作解決經濟弊端的靈丹妙藥。他知道，許多經濟活動根本不是通過市場來運作的。斯密在《國富論》中的總結部分，即“導言和工作計劃”一文中，沒有一處提到市場或價格，其關注點是更具體、更曆史化、更貼近數據、更注重政策導向的實證性研究。市場不僅是靠收益或損失的激勵來維持的，還需要靠法律、制度、規範和身份來維持。離開了這些非經濟因素，就無法充分理解市場。

　　以亞當·斯密對待奴隸貿易的立場為例。針對有人以斯密提出的“自然自由體系”作為支持奴隸貿易的根據，斯密在表明鄙視奴隸制和奴隸貿易的态度同時，通過論證說明奴隸制和奴隸貿易并非源于自然自由，重商主義和壟斷才是其始作俑者。斯密主要在《法理學講義》中讨論奴隸制問題，他的重點是權利和法律；他在《道德情操論》中，用“輕浮、殘暴、卑鄙”描述主張奴隸貿易的人；在《國富論》中也讨論了重商主義和殖民問題。

　　亞當·斯密雕像

　　亞當·斯密的市場理論不是單一的，其要點包括：（1）人們并不因為參與經濟交易而不再是社會人。任何對個人行為或市場運作的純經濟分析都是不完整的。同樣，市場的運作并非獨立于人類社會之外，而是嵌入人類社會之中的。它們不是數學上的抽象概念，而是具有特定曆史、規範和價值取向的由人建構的機制。（2）人為扭曲的高利潤會帶來經濟和道德危險。市場可能被貪婪和暴政支配，并與公共利益相背離，甚至發生直接對抗。

　　（3）市場構建的不是一種純粹的自然秩序，而是一種被創造和建構的秩序，一種能影響和塑造其參與者的秩序。如果市場是一種被建構的秩序，經濟學永遠無法達到精确科學的客觀性。所以，所謂的“自然自由體制”并不是讓人們為所欲為。（4）市場并不總是處在自由、平穩、競争的狀态，價格和工資亦然。所以，市場的價格未必總是正确的，所謂的“有效市場假說”難以成立。市場可能會表現不佳，市場會發生失敗，導緻經濟不景氣。這與凱恩斯在20世紀30年代的觀點和邏輯是近似的。

　　總之，基于亞當·斯密的著作來看，我們沒有理由認為他是一個自由市場主義者。

　　有關亞當·斯密的另一個讨論很多的話題是“看不見的手”隐喻。亞當·斯密生前無論如何都不會想到，在他身後，影響力最大的竟然是他“看不見的手”的隐喻，現代人幾乎到了将“看不見的手”和他本人畫等号的地步，并因此形成不同的思想陣營。

　　其實，在斯密的全部著作中，并未對“看不見的手”進行泛化的理論處理，他僅三次提到“看不見的手”的隐喻，分别出現在《道德情操論》《國富論》和《天文學史》中。其中，《天文學史》是完全不同的語境，可以忽略。在《道德情操論》中的語境是這樣的：富人出于天生的自私和貪婪，通過提供投資和就業使窮人受益。“他們被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着，同等分配了生活必需品，這将使地球上的所有居民都同等地享用地球的一部分，從而在不經意間，在不知情的情況下，他們促進了社會的整體利益，并為物種的繁殖提供了方法”。

　　在《國富論》中的有關文字是：“當人們選擇支持國内工業而不是國外工業，他們隻是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而促進工業向最有價值的方向發展，他們也隻是為了自己的利益。這種情形，與許多其他情況一樣，個人被一雙看不見的手牽着鼻子走，無形中推動了一個與自己的目的無關的目标的達成”。除了這三處之外，在斯密的著作中再沒有關于“看不見的手”的說法。

　　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隐喻在他的經濟思想中并非占有後來人們以為的地位，絕非是《國富論》的核心。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是在常識性、狹義的角度，從不需要資本管制的意義上使用“看不見的手”的提法。《國富論》第四卷中的延伸篇“關于谷物貿易和谷物法”詳細探讨了市場的運作，卻沒有出現“看不見的手”這樣的詞彙。

　　亞當·斯密作為“第一個把市場、競争和市場交換視為經濟學核心問題的思想家”，意識到通過公開競争和自願交換達成的市場可以發揮類似自然選擇的作用。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框架下，“看不見的手”的說法方得以成立。深入了解亞當·斯密就會發現他從未相信憑借一隻無形的手可以維系市場的平等競争，事實上，市場中的參與者之間可能存在信息和權力的不對稱，商人不僅可以輕易地蒙蔽政治，甚至會走向“反對公衆的陰謀，或某種提高價格的陰謀”。所以，現代人如果沒有對亞當·斯密理論進行系統學習，很可能會偏離和誤讀他原本的“看不見的手”的思想。

　　如本書作者提到的，亞當·斯密從來沒有把政治學和經濟學分割開來，也反對将經濟活動從政治、心理學和社會學、倫理學中分割出來。“在斯密看來，沒有純粹的政治政府，也沒有純粹的經濟市場。”根據亞當·斯密的思想，市場沒有可能形成一種自我調節系統而不再需要政府的幹預。

　　亞當·斯密主張政治和經濟不可被機械性分割，或者說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與道德評價分離，這在他的時代，以及其後數十年中是一種相當普遍的觀念。但是，“19世紀和20世紀經濟學變得狹隘化，其專業的自信與知識和實踐的局限性之間形成反差，其取得的成就犧牲了公衆的尊重。現代經濟學的世界是一個理性經濟人的世界，其核心的‘一般均衡理論’和‘有效市場假說’非常有選擇地借鑒了斯密的理論。現代經濟學對斯密的思想進行挖掘，不僅是為了更好地理解和解釋經濟現象，而且出于适應其專業和意識形态的目的。在此過程中，它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斯密世界觀的核心特征——将市場活動嵌入規範的道德和社會框架内”。

　　亞當·斯密雕像

　　亞當·斯密本質上是一個哲學家

　　本書“引言”開宗明義地寫道：“今天我們提到亞當·斯密，常常會引起人們完全對立的反應。特别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亞當·斯密一直是關于經濟學、市場和社會的不同觀點的競争焦點和意識形态戰場的中心。”“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在一個經濟學家和經濟學的影響力越來越大的時代，亞當·斯密被認為是迄今為止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為什麼會是這樣？

　　當後人思考和研究亞當·斯密，在他的學說和文字的背後，确實能夠感受到：他的學術研究中蘊含着驚人的雄心，或者說，在早期階段，他就已經設置了宏大目标，形成了核心思想，并逐漸将其完善，形成了從修辭學、文學、思想起源、科學探究，到道德心理學、司法行政，最後是勞動分工、市場交換、财富創造和公共收入，以及與美國競争相關的思考。這是相當不容易的。亞當·斯密終其一生，以他特有的敏感維持其思想的先進地位。亞當·斯密在1789年11月完成的《國富論》文本中，最大的變化是插入了全新的第六部分“論美德的品質”，探讨社會交往和法律如何塑造道德品格，以及個人對家庭、國家和整個世界的義務的性質。“這本書帶有一種明顯的哲學家接近生命末期的感覺，他希望分享自己的智慧”。

　　不過，亞當·斯密本質上是一個哲學家，他本人很在意他人對此的認同。在亞當·斯密的人生中，休谟對他有過重大影響，他們之間有着深厚的個人情誼。亞當·斯密和休谟的“人的科學”，非常近似于當今的社會科學。值得注意的是，亞當·斯密更傾向于經驗主義和自由主義風格。在構建知識體系方面，亞當·斯密超越了休谟。例如，休谟在其《人性論》中指出，達成社會共識并不需要社會契約，這可以自然而然地産生，無論是小規模還是大規模的合作，都不需要任何具體的決定或設計。亞當·斯密超越休谟之處是，他解釋了這種規範如何能夠自然産生，而且一旦建立起來就具有道德力量。此外，在概括休谟的提示和他自己關于語言交流的研究的基礎上，斯密提煉出了“社會的語法”（the grammar of society）的概念和思想。

　　現代經濟理論的一些核心領域，例如需求、邊際效用、貨币政策、大規模失業、商業周期等，《國富論》幾乎沒有什麼直接的讨論。”1911年，作為斯密的崇拜者，約瑟夫·熊彼特在《經濟分析史》中，對《國富論》的分析思想、原則、方法，給予批判性評價，但同時，他肯定了斯密在《國富論》中所說的他的“訴求是對思想不究來源的整理、發展和綜合”。盡管《國富論》是在前工業時代末期的著作，盡管亞當·斯密去世已經兩個多世紀，他今天仍被譽為現代經濟學之父，他的分析體系仍然是主流經濟學的絕對基礎。我們難以抗拒作者的總結，“微觀經濟學家仍然在斯密建立的對市場動态的分析框架中運作，而宏觀經濟學家則在他的利潤、儲蓄和投資理論中運作”。“從實踐上講，在斯密之後的經濟學家很少有人不欠他的知識債，包括馬克思和凱恩斯”。

　　但是，因為亞當·斯密的思想和理論遺産過于豐富和宏大，“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這導緻在過去的兩個世紀裡，圍繞着亞當·斯密，一代又一代學者、經濟學家、政治家、意識形态評論者、經濟學愛好者，不斷按照各自的價值觀和立場解讀他的思想，甚至不惜對亞當·斯密實行機會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曲解。如同作者提到的，一些學者基于《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衍生出了“兩個斯密”的迷思，即《道德情操論》所代表的秉持利他主義和人類善良的亞當·斯密，以及《國富論》所代表的傾向自私和貪婪的亞當·斯密。更有甚者，有人将亞當·斯密的形象附會為“市場原教旨主義”的開山鼻祖。

　　對我們來說，理解亞當·斯密的現實意義就是如何秉持真正的斯密精神進行社會革新。本書中提到，“革新必須從知識和思想開始。對經濟學家來說，這意味着要提高對經濟學本質和局限性的認識，經濟學從業者要更加謙遜，并停止誇大科學客觀性的主張。特别是理性主義者想把經濟學變成一門無關價值的學科的想法是徒勞的，把經濟學從政治學、社會學和倫理學中分離出來的工程即使在理論上也不可能成功”。

　　此外，“必須進行政治革新”。亞當·斯密“既不是自由主義者，也不是社會主義者，也不是社會民主黨人，他很可能是一個溫和的保守黨同情者”。亞當·斯密相信，人類社會才是人類道德生活的根本源泉，他強調的是溝通和共同體，他“對左派和右派的極端分子都提出了挑戰:放棄極端的願望，重新建立政治的中間地帶，再次參與到改革資本主義，維護和發展商業社會利益的現實的、複雜的、混亂的問題中去”。亞當·斯密主張的從實際案例而非基本原則出發進行推理，是“緩慢而漸進”的變革。亞當·斯密從來都肯定國家的重要性和弱點：“沒有一個政府是十全十美的，但忍受它帶來的一些不便，總比反對它要好。”如作者所述，在當代，市場的作用和影響幾乎超出經濟範圍，因此，市場永遠不可能成為一種純粹的商品和服務分配手段，所以現代國家不僅有能力破壞市場，在某些情況下也有能力通過謹慎的幹預來改善市場的運作。

　　原作者 | 朱嘉明

　　摘編 | 徐悅東

　　編輯|劉亞光

　　校對|劉軍

　　來源：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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