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電影《傳染病》

　　據Worldometers世界實時統計數據顯示，截至北京時間4月19日08時08分，全球已經有逾232萬例新冠肺炎确診病例，超過16萬人死亡。美國累計确診病例達到737921例，死亡病例38974例。

　　這次的疫情，讓很多人重溫了2011年的美國電影《Contagion（傳染病）》。對比當下，這部電影的相似度着實令人震驚，其創作者似乎預見了這場大流行的到來，以及不同國家的應對方式。

　　很少有主流電影在确保科學準确性上花費大量的預算，但是《傳染病》劇組做到了。他們當時配備了一個科學家顧問團隊檢查涉及劇本到道具的所有内容。而且這項工作是由哥倫比亞大學傳染與免疫中心大名鼎鼎的“病毒獵手”Ian Lipkin負責監督的，也吸收了十幾名科學家、流行病學家、急診室醫生和生物安全專家的意見。

　　當然，這部電影絕不是無可挑剔的精準，但它比絕大多數電影都要更具科學性且真實。甚至是劇中角色的動機也與我們現實生活中相符。演員Jude Law扮演的角色看到了疫情下的機會，利用欺騙和信息不對稱手段制造輿論，騙取民衆信任以從中獲利。

　　以及，為隔離臨時建造的方艙醫院。

　　還有，被團團圍住的CDC職員試圖安撫恐慌的民衆。劇中甚至出現了如今日所經曆的瘋狂搶購衛生紙、洗手液、手電筒、電池和其他物資的場景。

　　近日，CNBC采訪了這部電影的部分科學顧問，以了解他們對該片的科學嚴謹程度以及對今天的疫情是如何看待的。

　　确保精确

　　當Mark Smolinski博士第一次閱讀《傳染病》劇本時，他在Google的非營利性部門Google.org工作，從事與公共衛生相關的項目。Smolinksi的朋友Larry Brilliant将劇本轉發給他。Brilliant是著名的流行病學家，自2006年以來，他一直試圖就大流行的可能性向人們發出警告。

　　Mark Smolinski。圖片來源: Shaun | Flickr

　　一開始，Smolinski還在猶豫是否要過多地參與到一部好萊塢電影中，因為他将此類電影視為“公共衛生界的内部笑話”。在《傳染病》之前，關于傳染病的最著名電影是《極度恐慌（Outbreak）》，由達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主演，但該片在科學準确性方面存在一定的瑕疵。

　　電影《極度恐慌》

　　Smolinski說：“那部影片中有很多内容都違背科學，他們基本上在一夜之間就創造了疫苗。”

　　Smolinski現在是非盈利組織“Ending Pandemics（終結疫情）”的負責人，該組織緻力于應對生物威脅。

　　由Steven Soderbergh導演，Scott Z. Burns編劇的《傳染病》選擇了不同的方法。

　　幫助電影籌集資金的企業家Jeff Skoll将其視為提高人們對大流行傳染病認識的機會，從而使醫學專家可以獲得更多的研究資金。

　　Smolinski說，他和影片顧問團隊的一些傳染病學家們被要求“逐行”仔細研究劇本并指出可能存在的任何瑕疵。現在，他已經看過這部電影超過100次了（他經常将其用作教學工具），仍然為該片對細節的尊重而感到驕傲。

　　電影上映後，流行病學家基于公衆的興趣開發了一種名為“ flunearyou（流感在你身邊）”的監測工具，以通過公衆分享症狀來跟蹤季節性流感的發病率。

　　波士頓兒童醫院首席創新官John Brownstein領導了flunearyou背後的團隊，他們甚至還舉辦了一場“監測晚會”。

　　Brownstein說：“電影的作用既是娛樂，也是倡導人們關注流行病。”他現在正在為新冠肺炎開發升級版的flunearyou，并将其命名為“covidnearyou”。

　　"Covid near you"

　　《傳染病》劇情還涉及到限制公民權利，如像今天一樣通過社交隔離來遏制病毒傳播，劇中有一段Matt Damon扮演的角色被告知不能進入另一州。

　　還有，疫苗投入生産後，一些美國人會佩戴一條腕帶以證明他們已經接種，并且可以自由走動，這不正反映了目前正在考慮的方法。美國首席傳染病學家Anthony Fauci近日提出，未來重返工作崗位的人将需要持有“免疫力證書”。

　　但是Smolinski說，他贊成自願的、為人們提供選擇的方式，希望鼓勵民衆參與應對當前的危機。

　　他說：“匿名的彙總數據可能會發揮重要作用，如果更多的人選擇參與，公衆就不必放棄自己的權利。”

　　細節程度

　　另一位科學家Natasha Griffith在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UCLA）工作時被要求為這部電影提供咨詢。她負責指導涉及高度安全研究設施的運營和項目。

　　作為工作的一部分，她在高傳染性疾病暴發期間前往各個國家，以幫助實驗室進行研究，同時保持生物安全标準。她在電話中說：“我經常接觸'高優先級病原體'。”

　　Griffith受邀參加《傳染病》電影，幫助電影制作者們建立實驗室和研究設施。在這部電影中，科學家們必須要做的工作是了解假想病毒的序列，并開發潛在的治療方法。

　　這個過程耗時數月，就像在現實中一樣。她還從事道具和服裝的制作，并對劇本中她認為從生物安全角度看不準确的部分進行了調整。

　　在為洛杉矶的電影制作者們提供建議後，她飛往芝加哥監督電影中所用實驗室的建設，以确保道具的準确性，例如試管、移液管等和演員的服裝。

　　Griffith回憶說，即使是最小的細節，例如離心機分離樣本的速度，也是準确的。她使用蔓越莓汁和蘋果為樣本上色，确保鏡頭下樣本在暴露于病毒前後的細微差異是正确的。

　　她回憶說：“我整天都和演員們在一起。我甚至還記得我們使用過的潛艇艙門，門之間有一個密封墊，這意味着你不能立即打開它。因此，我與他們一起練習，我們甚至倒數十秒以确保有足夠的時間讓光線從紅色變為綠色。”

　　有一次， Griffith要求Soderbergh停止在實驗室中走動，在不戴手套時不要觸摸東西。

　　她說：“在一個真正的生物安全實驗室中，你不能在那些不鏽鋼表面上留下指紋，因為你穿着防護服。如果看到了一個指紋，那将是一個巨大的瑕疵。”

　　Griffith說：“總體而言，我非常高興他們聽取了我的意見，這部電影在科學上是非常準确的。”

　　他們忽略了什麼?

　　回顧電影，有幾件事情是Smolinski沒預料到的。

　　當他看到春假中度假者們在海灘上閑逛、無視防疫規定的視頻時，他突然意識到，這部電影本可以在教育年輕人方面做得更多。

　　他指出，這部電影試圖解決錯誤信息，但并沒有在“違規行為”上花太多時間，即某些人群無視指導意見并将他人置于風險之中。

　　他說：“我們需要向00後們傳遞公共衛生信息。”

　　Smolinski也沒料到發達國家的醫務人員也會因為缺乏個人防護設備（PPE）而死于疾病。他對此感到震驚，疫情爆發三個月以來，美國沒有為醫護人員提供足夠的物資儲備。

　　但現在回想起來，他也清楚這是怎麼發生的。他說：“準備工作總是存在問題。這需要花錢，上面不希望将這些錢用在不一定用得到的地方。”

　　Griffith對PPE短缺并不感到意外。在經曆了埃博拉、H1N1和Zika之後，她知道一些重要裝備可能會很快消耗完，因為許多國家同時都需要這些物資。但她也表示，她沒想到會消耗得這麼快。

　　他們都認為應該将此次的新冠肺炎疫情視為“警鐘”，而且它可能并不是壓倒衛生系統的最後一種傳染病。正如這部電影所展示的，我們生活在一個高度互聯的世界中，疾病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容易傳播。

　　Smolinski說：“我們已經尋求了超過35年的幫助，所以我希望未來十年會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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