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為貫徹落實義烏市委十四屆六次全會（擴大）會議精神，充分發揮我市社科智庫作用，29日上午，在城西街道舉行了“橋頭遺址保護暨義烏西大門建設座談會”，來自義烏市有關部門、城西街道、橋頭村和社會各界的社科精英們，圍繞橋頭遺址保護展開探讨，為義烏西大門的建設建言獻策。座談會由義烏市社科聯、城西街道主辦，義商智庫、義烏工商職業技術學院、中共義烏市委黨校協辦。本号特将部分發言稿予以刊發，以飨讀者。

　　從橋頭古遺迹，淺議烏傷縣名來曆

　　文：陳如棟 （圖片來自網絡）

　　義烏橋頭遺址的發現，将以伏羲為始五千年黃河流域的中華文明， 推前了四千年，遺存物件之豐，考古價值之大，已震撼考古界。現場陳列的陶器蔚為壯觀，分乳白彩和紅彩兩種，其中有太陽紋圖案和八卦圖案的陶器，特别引起我注目，它蘊含了古代的宗教文化和哲學文化。

　　上古時期，世人皆崇拜太陽，但多停在神話中，而我國則不同，對太陽崇拜，賦予了神的因素，稱太陽神，先以神話的方式走向民間，貼近生活，以緻同現實生活中的某種特定對象聯系在一起。 中國古代神話中的太陽神，最突出的就是“羲和”，羲和就是神話中的太陽神之母。除了羲和，其次便是“金烏”，它是漢族神話中的太陽之靈，其形象就是“三足烏”。讓太陽神從神話走進人類的例子，就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先民們，将自己的祖先炎帝尊崇為太陽神。再發展到“君權神授”，将君主将太陽神連到一起。受中華文化熏陶的日本，也将太陽作為國旗圖案。

　　陶瓷上的八卦圖案，屬于周易學範疇。易學中，太極生二儀，繼生四象到八卦至無窮，加上陰陽，五行（金木水火土）生剋的變化，是古代人探索大自然的樸素方法。由此衍生出風水學，如在陽宅風水中 ，就引入太陽神的概念，它作為吉神，所到方向能趨吉避兇。對太陽神的崇拜，真是無孔不入。

　　神一樣的太陽，竟高于帝王之尊，自然受到人的頂禮膜拜，它先莅臨的地方是無上榮光，讓人羨慕。義烏屬古越國，人口較多，地處東方，是日先升之地，自然希望能跟神聯系一起，此地稱“日（烏）上”正适宜。如複旦大學的前生震旦大學，“震”在八卦裡為東方，“旦”是日出地平線，也含日出東方之意，二者居然有異曲同工之妙。而義烏原東門就跟太陽相聯系，稱朝陽門。 太陽古代也稱烏，《山海經•大荒東經》說"湯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載于烏"，《淮南子•精神篇》中說"日中有踆烏"，郭璞注解說“日中有三足烏”，則是對太陽為金烏化身的說明和解釋。“烏飛兔走”是至今常用的成語。我世祖陳潭孫，元朝至正年間任國子監學錄，有詩文留世曰農夫“歸來飯飽烏沉後，一曲高歌酒半醺”，這裡“烏”也是太陽的意思。現在義烏方言将天剛黑時稱“烏窨”，所以，将日出稱“烏上（傷）”，符合古越語口音，義烏的馮志來先生，丁烈先生都提過這觀點，義烏古縣名“烏(日)傷（上）”是日出的解析，應符合邏輯的。

　　戰國時期，錢塘江流域地區，原是古代越族聚居之地，南為于越，北為句吳。為一族二國，其語言均為越語，當時但卻無文字。如當時的描寫愛情的《越女歌》，漢代劉向的《善說篇》記載此歌是32個古越語音節，是被中原文化同化了的楚國文字來記載的，則成了54個音節文字，說明二者不是同種語言，不能字字對譯。

　　公元前222年，秦始皇派王翦平定江南，全國實行郡縣制，設會稽郡轄烏傷縣，縣治設在今義烏市區，地域大率包括今金華市範圍。為便于統治，驅逐越人，遷北方漢人南下，但大量地名均采用古越語譯音保留下來，如烏傷，餘杭，餘姚，句容，諸暨，姑蘇，無錫，歙縣等。秦漢時引入漢人中原文化，以漢字音譯越語，例如同是一個＂越＂字，《史記》裡司馬遷譯“越”，《漢書》裡班固譯“粵”，都是譯音而來。現在的吳語方言中就保留了許多古越語的音韻，主要集中在浙江，上海，江蘇的蘇州，無錫，常州地區，安徽的徽州地區。認同古地名釆用古越語譯音之說，甯波 溫州，蘇州，徽州等地的專家學者都有發文論證支持，特别是在古音韻學專家鄭張尚芳的诠釋下，在吳語區已達成共識，義烏自然不可能例外。 北方漢人移入後，無文字的古越語逐漸蕭條。到漢武帝時，為強化皇權，采用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治國理念，強調“君權神授”，神化了專制王權，維護了封建統治秩序，因而受到中國古代封建統治者推崇，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正統和主流思想。後來為迎合獨尊儒教忠孝文化，就按漢譯地名猜度臆想，編造出許多故事，西漢末年漢宣帝年間，文學家劉向在《說苑》中載：“顔烏，烏傷人。親亡，負土為大冢，群鴉數千，銜土相助焉。烏既死，群鴉又銜土葬之。”南朝宋劉敬叔《異苑》曰，“東陽顔烏，以淳孝著聞，後有群烏助銜土塊為墳，烏口皆傷。一境以為顔烏至孝，故緻慈烏，欲令孝聲遠聞，又名其縣曰烏傷矣”。顔烏故事内容勸人為孝，所以流傳甚廣，後引為縣名“烏傷”出典。

　　顔烏的故事很明顯是一種傳說，作史實解讀肯定會受世人置疑。義烏顔姓人是明朝才從外地遷到義烏顔塢，顔村等村的。烏傷縣名先來自古越語譯音，後注入儒教說教文化，更因忠孝文化成傳統主流文化主導下，逐漸演變成孝子顔烏葬母感功烏鴉的傳奇故事而得名，學術界不應将它們割裂開，因為這二者并不矛盾，而是社會意識形态演變的結果。橋頭太陽紋陶器的發現，為揭開義烏古縣名烏傷的來曆，又提供了一個很好佐證材料。

　　作者介紹：

　　陳如棟 義烏資深文史研究者，曾任職于鄉鎮、國企、浙中新報，擅長古體詩、好風水學。

　　與會專家參觀考古現場

　　 延伸閱讀：

　　浙江義烏橋頭遺址發現距今9000年左右上山文化環壕－台地聚落 文：林 森 陳 鲲 黃美燕 蔣樂平

　　橋頭遺址位于浙江省義烏市城西街道橋頭村村西，地處金衢盆地義烏江北岸。義烏江支流桐溪在其東側50米處由北向南流過。遺址坐落在一個相對高度約3米的高地上，海拔約89米。2012年11月，義烏博物館提供了橋頭遺址的重要線索。同年12月中旬，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遺址進行了調查、勘探和試掘，證實這是一處上山文化中晚期遺址。為配合基本建設，經國家文物局批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自2014年對其進行了正式發掘，發掘工作至今仍在繼續。

　　橋頭遺址目前發掘面積約2300平方米。清理各個時期遺迹，包括房址1處、墓葬45座、灰坑160餘座和灰溝3條，部分上山文化時期的灰坑内出土有大量保存較為完好的陶器，具有“器物坑”的性質，已修複的陶器達110餘件，而兩座上山文化中晚期墓葬為迄今浙江地區發現的年代最早的人類骨骼遺存保存較為完好的墓葬。

　　多年的系統發掘表明，橋頭遺址為一處相對獨立的環壕－台地聚落單元，遺址的東、南、北三側為人工挖掘的環壕，遺址西側被河流沖刷破壞，中部形成略呈正方形的不完整台地。東部台地以及環壕的内沿保存基本完整，但外沿遭到古河道沖刷、近現代動土破壞，僅在遺址的東部、南部和西北角得到了局部的保存。環壕内沿相對較深，且較為陡直，外沿則呈現緩坡狀，高度也低于内沿。在遺址東側，環壕還存在一向外延伸的通道。總的來看，橋頭遺址的環壕遺迹完整性基本确立。環壕寬10~15米，深1.5~2米。以環壕的内沿為界限，中心台地的邊長約40米。

　　出土陶器

　　灰坑内發現的陶器

　　墓葬人骨保存較為完

　　橋頭遺址已清理至第⑧層，其中第⑤-⑧層為上山文化層。上山文化層均分布在中心台地範圍。上山文化層遺迹包括房址、灰坑和墓葬等，台地東側靠近環壕處還存在數處呈一定規律分布的柱礎基礎，可能存在建築遺迹。台地在上山文化層存續期間，遺迹整體特征較為一緻，呈現為缺少生活垃圾的廢棄堆積，而以“器物坑”或者墓葬為主。台地可能存在功能分區，其中房址（F1）位于台地南部，開口于⑥層下，形狀近不規則長方形，東西長、南北窄，半地穴式，坑内堆積大量紅燒土，周邊環繞柱洞。台地北側上山文化層遺迹以“器物坑”和墓葬為主，如 H98、H150内均堆積有大量保存較為完好的陶器，其中H98已修複陶器超過50件，這些灰坑内陶器還存在一定的疊壓關系，可能是多次活動行為所形成。兩座上山文化中晚期墓葬M44、M45均為土坑豎穴墓，側身屈肢葬，頭向東側。

　　其中M44人骨保存較為完好，面部朝向南側，随葬一件陶罐，置于上肢骨與盆骨之間。M45南北兩側均被晚期遺迹打破，保存狀況較差，面部朝向北側，不見完整随葬品。

　　從遺址西側被河道破壞所沖刷出的南北向剖面觀察，遺址的生土面較為平整，推測遺址的最早利用階段存在對台地的修整、堆築等一系列營建行為。T1721探方環壕底部發現一座包含物明确屬于上山文化的H87，結合上山文化層分布局限于中心台地範圍的特征，可确定環壕及土台的營建始于上山文化時期，并可推定是先營建後使用。目前揭露出的環壕内堆積均屬于跨湖橋文化階段，但因台地上部文化層破壞較為嚴重，上山文化層之上已經不見跨湖橋文化層，對環壕内堆積的成因、堆積是較短時間内連續形成還是較長時間内間斷形成等問題，有待于尋找進一步的考古證據來解釋。總體而言，環壕應興建并使用于上山文化時期，在這期間，環壕内所傾倒的廢棄堆積較少，或者存在有意識的清理行為，這也與台地非生活化，可能以飨宴、祭祀為其功能的性質相一緻。至跨湖橋文化時期，環壕-台地的功能性質減弱，環壕也被廢棄而堆積大量跨湖橋文化的垃圾。

　　橋頭遺址出土遺物以陶器和石器為主。石器包括石磨盤、石磨棒、石斧、石鑿、石刀等，打制石器極少見。陶器的保存狀況較好，以粗泥陶為主，陶器表面多為紅色，少量為黑褐色陶。陶器類型包括大口盆、平底盤、卵腹罐、雙耳壺、圈足盤等，陶衣鮮亮，以紅衣為主，也有乳白衣，體現出陶器裝飾的高超手藝。出現了一定數量的彩陶，分乳白彩和紅彩兩種。紅彩以條帶紋為主。乳白彩紋比較複雜，出現了太陽紋、短線組合紋等圖案。橋頭遺址彩陶具備了跨湖橋文化彩陶的基本因子，太陽紋圖案也一脈相承，充分說明上山文化是跨湖橋文化的重要源頭。

　　從試掘探方早期文化層中獲取的炭屑樣品進行了碳十四年代測定，獲得了7985±50（T1⑥）、8090±45（T1⑦）等數據，校正年代為距今約9000年。最近又在不同地層單位通過浮選系統采集了一批測年樣品，有望獲得更加精确的測年數據。

　　勘探表明，遺址東側還存在較大面積的高地區域，是否存在與現有台地功能相關的遺址區域，有待于下一步的考古發掘工作。

　　橋頭遺址是一處重要而又特征鮮明的新石器時代早期聚落遺址，不僅豐富了對上山文化的認識，也将使得對錢塘江上遊地區乃至整個中國東南地區距今9000年前後文化面貌的認識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大量制作精美、器型豐富的出土陶器，對于認識當時人類的制陶工藝、彩陶技術的起源以及精神信仰等問題提供了新的材料。墓葬出土的人骨對于了解新石器時代早期中國南方地區的人種以及不同人種的遷徙與交流提供了珍貴的資料。随着橋頭遺址考古工作的進一步深入開展，将更加清晰完整地揭示出距今9000年前後本地區人類的生業模式、社會形态與精神信仰。（圖文轉自：國家文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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