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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黃子懿

　　本文刊載于《三聯生活周刊》2018年第14期，原文标題《二線城市人才争奪戰：大學生落戶之後呢？》，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一年以來，發生在諸多二線城市之間這場“人才争奪戰”，以低門檻落戶的方式吸引着大量大學生進軍二線。這也讓北京、上海兩個城市也坐不住了，相繼松動了嚴苛的戶籍政策。但或許，更為值得讨論的一個問題是：他們為何落戶二線？落戶之後，他們的就業和公共服務問題又如何得到保證？

　　“搶人” 半年時間裡，我身邊有四個熟人把戶口落到了成都。

　　他們身上原本就有一些共性：非成都戶籍的四川人，重點大學畢業三年以内，都在一線城市工作但沒能解決戶口，畢業時戶口隻好遷回原籍——通常是成都周邊某地級市。如今這些共性又加了一條：通過人才引進策略落戶到成都的新成都人。

　　2017年7月，成都市政府一紙令下，規定45周歲以下的本科及以上學曆畢業生，憑身份證、畢業證即可落戶成都，戶口不在成都地區内且在市内沒有住房者，可以申請落到成都任何一個區縣内。

　　在本科學曆已不罕見的今天，一紙命令讓無數年輕人蜂擁而至。截至12月6日，成都共登記落戶本科以上人才突破10萬人，30歲及以下青年人才為落戶主體。整個2017年，成都新增戶籍人口36.4萬人，即使抛開正常流入和自然增長的人口，這個數字依然很可觀。

　　我的朋友秦晴就是2017年落戶到成都的新成都人之一。2017年8月，落戶新政頒布不到一個月，她專程向公司請了三天年假，從工作地上海飛回四川辦理落戶。她在上海從事電影行業，雖是重點大學畢業，但由于隻有本科學曆，在打分落戶制的上海沒能落下戶來。

　　時至今日，她還能回憶起當時的落戶盛況。那是8月中旬的一個炎熱夏日，她早上7點從成都市中心出發，到達辦證中心時門口已經排起了上百米的長龍，隊伍還在一旁的停車場繞了一圈，不少人拿着闆凳或頂着報紙，隻為熬過炎炎烈日。發号時間是上午9點，一天辦理600個号左右，她拿到的是200餘号。拿号後，辦證現場還有若幹條隊伍需要她去攻克，有複印證件的隊伍、打印無房證明的隊伍、審核落戶材料的隊伍、正式辦理的隊伍⋯⋯經曆了這麼多隊伍和流程，她終于在下午4點左右把戶口落了下來。“真是每一條隊伍都有幾十米長，一條隊伍就得排一兩個小時。”秦晴說。

　　曾經的我，畢業後也把戶口遷回了家鄉，不知為了一紙戶口不僅要大老遠飛過來，還要這麼折騰的意義何在，直到春節期間，爸媽幾句話點醒了我。“成都房價漲得太快了！”“你某娘娘的兒子也把戶口落到成都了！”“兒子你咋個還穩起不動喃？”“萬一你以後回成都了買不起房子了喃？”

　　幾語驚醒夢中人。春節後，我也動身去成都辦理落戶。原因和這些朋友一樣：這些年成都發展的速度和它在網上蹿紅的速度相差無幾。成都南部的高新區，已經有了那種不亞于北京、上海的辦公區和高樓大廈，這是曾在成都南部上學的我沒見過的。每次回成都，至少都會新開一條地鐵線，2050年地鐵遠景規劃竟然已達到40條線路。而作為人口大省四川唯一拿得出手的城市，它正吸引省内外人流持續流入，房價繼而快速上漲。萬一我以後從北京撤退了，發現家鄉已無我的容身之處咋辦喃？

　　為此，我向單位多請了一天假——相較于多數單位，三聯收假已足夠晚，但我長假内居然全部被預約滿了，隻好将行程推遲一天。此前，由于現場辦理人數太多，工作人員忙不過來，所有申請在2018年之後全部改為網上預約，每小時可預約50個号碼左右，一天8小時。到我去辦理時，雖然也在排隊，但人數和隊伍長度都不及好友們給我形容的那樣誇張，整個流程一個多小時全部走完。在去機場趕回京的班機前，我甚至還有多出來的預留時間，去一旁的派出所把新身份證也辦了下來。

　　即使這樣，成都的學曆落戶流程也還不是最便利的。2017年3月23日，西安再出狠招，全國在校大學生僅憑學生證和身份證，即可在線落戶西安。此前，西安已放開普通大中專院校畢業生的落戶限制，如今又減少了70%的證明材料和程序，可謂做到了最簡。在線落戶政策宣布當日，西安即遷入落戶人口8050人，突破此前最高紀錄，3天後遷入1.5萬。不少在京大學生，通過西安在京的招聘現場遠程辦理了落戶。

　　一年多以來，成都、西安、南京、武漢這些二線城市之間上演的“人才争奪戰”早已不是新聞。這些城市不僅降低了落戶的準入門檻，還在此基礎上，通過住房補貼、路費補貼、辦理便捷性等細節吸引人才，尤其以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為主。比如，在南京，外地畢業生去面試會發放1000元補貼，首次創業可領取一次性2000元的開業補貼；武漢開始推行“社區公共戶”“人才住房券”等制度；成都此前則宣布，未來5年将建設35萬套人才配套住房。

　　“給房給錢給戶口，基本上都是這三招。”研究戶籍制度改革的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孫文凱說，2014年提出的國家新型城鎮化戰略對全國提出了普惠性的戶籍改革要求，除京滬等超大城市外，其他城市都要逐漸放開落戶要求，人才争奪戰是這一要求下的改進。

　　在北京、上海嚴控規模，人口紅利正在慢慢消失的情況下，對人口乃至人才的渴望，似乎從未像2017〜2018年這樣激烈。“這是一個必然趨勢，也是全世界發展的規律。”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首席經濟學家李鐵說，從世界範圍看，移民多的城市和國家都是發展最快的，而中國也不例外，活力上看基本上是以外來人口為主導的城市。“比如深圳，外來人口為戶籍人口的4倍以上，北京、上海的外來人口占比也約有40%，人力資源的流動、開放對城市的活力和發展非常重要。”

　　北京城市管理學會理事、中國人民大學地方政府發展戰略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楊宏山則将其歸結為一線城市嚴控規模下，崛起中的二線城市發展的必然趨勢。“一線城市減量發展的情況下，人才競争變得格外激烈，一部分人才也在考慮給自己提供更好的機會，二線城市本身的經濟發展和公共服務能力也在加大。”

　　“以後還是有點想回成都發展，在上海壓力有點大。”秦晴說。她月入過萬，待遇不薄，有時候還會去兼職模特掙點外快。但上海5萬〜6萬元/平方米的房子均價，依然讓她感覺定居遙遙無期。算上她在内，我落戶成都的四個好友中，剛好兩個在上海、兩個在北京。

　　逃離京滬？ 在二線城市輪番推出新政的情況下，北京和上海開始坐不住了。

　　3月21日，北京發布消息，正式向創投基金管理人等金融人才、互聯網企業從業者等科技人才開放，并對薪資提出高于平均水平數倍乃至數十倍的要求。雖然門檻高企，但相較于過去戶籍指标分配向體制内單位的傾斜，這一松動仍被媒體稱為北京“近10年來最為寬松的落戶政策”。5天之後，上海發文宣布要進行大刀闊斧的人才政策改革，目光緊盯13個高科技領域人才，上海市委書記李強說，上海“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渴求人才，特别是卓越人才”。

　　2017年是1978年以來北京、上海常住人口首次雙雙下滑的一年，相比之下，深圳、廣州分别實現了62萬人、45.5萬人的常住人口增長，緊接着的杭州、長沙、重慶均是接近30萬的增量，之後的鄭州、武漢、甯波、成都、貴陽，增量位于10萬〜16萬之間。常住人口增量前10名的城市，都或多或少都在近兩年頒布了人才引進的策略。

　　2016年末，來京9年、在某重點大學讀完本科、碩士的畢業生李翎辭去了北京的工作，轉戰杭州工作并定居。讓她産生離開念頭的，是在她換工作時的一段插曲：她有北京集體戶口，但原單位需要她遷出檔案，新單位則沒有接收資質，由此隻有找第三方人力資源公司代為存放檔案。

　　“我一打聽才知道，放一年居然要兩萬多元，這真讓人心塞，那時就開始想去蘇杭一帶了。”李翎想了很久，心一狠，把無數人向往的北京戶口轉了出去。她說，自己畢業時随了大流，求職季中同學聊找工作的事，一開口問的永遠都是“有沒有戶口”，導緻她也很想要戶口，最後找到了一份能給戶口但自己不喜歡的工作。

　　如今，她在杭州從事文化創意行業，并通過人才引進策略成功落戶杭州。起初，她最先想過落戶蘇州，但發現經濟發展更好的杭州，落戶門檻居然比蘇州還要低。“落戶政策上，我就對杭州印象很好。”李翎說，杭州的産業發展适合她的專業背景，房價也還可以承受，至少能看到買房的希望。而在北京，“工資也就是夠生活，買房遙遙無期，感覺秋冬季都無比漫長，終于體會到老年人熬過一個冬天的感覺，真有點要死的感覺”。

　　在楊宏山看來，一線城市從來就沒停止過人才争奪戰，并不存在重新加入的問題，隻是在行政律令下市場容量變得有限，需求和供給開始不平衡，因此對人才的需求水漲船高，隻有緻力于尋求金字塔尖的頂尖人才。“這就使得本來能在一線城市找到好工作的人在一線城市的競争壓力加大了，可能需要到二線城市去。”

　　“大學生内部的素質也是參差不齊的，即使有嚴控，最高端的人才在京滬一樣能拿到好的待遇甚至落戶，所以中高端的人才隻有去到二線。”孫文凱說，在當前的城市行政管理體制下，人力資源的配置具有一定的分布性。他曾與人合作，在2015年底做過一次抽樣調查，發現清華大學選擇畢業後就業的本科畢業生，多數都沒有拿到北京戶口，最後很多人選擇回到老家省會城市。

　　離京的趨勢目前看來正在擴大。以清華、北大近幾年的畢業生留京率為例，根據兩校的就業質量報告，2013〜2017年，清華已簽約（指簽約三方或就業合同）本科生的留京率從30.7%下降至21.1%；碩士從56.1%降至45.8%，下跌趨勢明顯。同一時間段，北大已簽約本科生的留京率從71.79%降至32.82%，降低近40個百分點。在京滬近年對嚴控城市規模、二線城市主動伸來橄榄枝的情況下，曾經火熱的“逃回北上廣”還是“逃離北上廣”的話題，似乎有一方開始慢慢占據上風。

　　“人力資源再分配會導緻城市空間和格局的影響。”李鐵表示，雖然京滬人才引進政策相比過去已經有些放寬，但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對人口流入的限制。目前來看，包括大學生在内的人口向城市群聚集的趨勢并沒有發展變化，即“在特大城市的轄區空間内，通過中小城市的興起，來自動實現人力資源的空間重新配置”。但對人口的争奪可能導緻一些微調，比如從中國三大都市圈向武漢、鄭州、成都等地區分流，後三者都是近兩年國家認定的“國家中心城市”。“這也是一種趨勢。”李鐵說。

　　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首席經濟學家李鐵（黃宇 攝）

　　按照他的估計，通過這輪政策優惠落戶到二線城市的，相當一部分會是“回流型人口”。因為城鎮間人口的流動有一個自低向高的過程，最高的一線城市門檻最高，二線就成了省内流動的首選。“比如湖北出去念書的大學生，但畢業後在一線落不了戶，省會城市放開了給他創造了一個落戶機會，畢竟省會城市的發展機會和公共服務可能會比家鄉地級市要好。”包括我在内，我知道的落戶成都的人，全是這種情況。

　　不過，這輪“搶人”政策的效果究竟如何，還需要時間來檢驗。“看政策的效果要看長期，一兩年之内看不出來。”李鐵表示，長遠看來，誰也無法保證京滬等地的控制策略是否會改變。“政策如果不符合規律，市場會倒逼你調整。”

　　根據BOSS直聘發布的《2018旺季人才趨勢報告》，離開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的人，選擇最多的是杭州（13.70%）、武漢（5.98%）、成都（5.58%）、鄭州（5.15%）。目前，李翎很滿意杭州的生活，事業好，生活壓力小，二者還能兼顧，不至于覺得一輩子買不起房，也不會覺得事業一眼到頭，每個周末還能去西湖乃至周邊的江南小鎮遊山玩水。她對北京的懷念僅限于本科期間，那時，她沒有工作和就業壓力，“看雪也驚喜，吹大風也開心，哪怕是逛五道口的大地攤，都特别開心”。

　　杭州有個小細節也讓她特别感動。“我這個人很怕過馬路，杭州所有的司機是最讓行人的，即使不在斑馬線，司機都會讓行人，點贊。”李翎說。

　　城市吸引力何來 李翎勇敢地選擇了杭州。但肉身上，我那落戶成都的四個朋友，目前還沒有一個回去。

　　直接原因很簡單：回去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以秦晴從事的電影行業為例，電影在成都的發展顯然不如北京、上海。她主攻電影發行，平時經常和制片方及媒體打交道，而在成都，幾乎找不到具備一定規模的電影公司和能輻射全國的媒體。“回去了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除了轉行。”

　　落戶了之後又幹嗎？這似乎是很多大學生的困境。2018年春節後，在北京某出版社工作的中山大學碩士畢業生肖柳選擇和女友結束異地戀，通過學曆落戶政策遷戶到長沙。但從離開前幾個月，就開始找工作，到現在依然沒找到契合的工作。長沙影響力較大的文化傳媒單位就是湖南衛視及其芒果TV，但隻能給他合同工的低待遇，無法算在編制内。

　　硬币的另一面，是“房住不炒”下的樓市限購令，以及箭在弦上、随時可能再次暴漲的二線城市房價。包括秦晴在内，四個落戶成都者都坦言，把戶口遷到成都，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于購房的需求。一次工作中，秦晴接觸到了一個地産公司高管，對方跟她分析，下一個房價最可能暴漲的城市就是她的家鄉省會成都，“因為這個城市目前的房價和它自身的定位嚴重不匹配”。而她的一個表姐，也自掏腰包聽了付費的小型購房投資講座，上課的分析師分析道，成都未來還會有兩波大漲。

　　這讓這些年本就對房價問題耳濡目染的年輕人感到焦慮。于是，秦晴和表姐一起，将戶口遷到了成都，準備買房。落戶的具體區域是天府新區，這是四川近些年舉全省之力大力發展的國家級新區。按照成都市的規定，天府新區的戶口，可以買除高新區外成都市所有區縣的房子。事實上，這一購房政策優惠使得天府新區在這輪學曆落戶争奪戰中吸引了最多的落戶數量，截至1月4日是5.4萬人，包括我和四個朋友在内。所有人都想搭上這一趟末班車。

　　但即使有了成都戶口，購房資質依然洛陽紙貴。由于申購人數衆多，2017年年底起，成都所有新開樓盤需要搖号獲取購房資質。秦晴沒有搖上号，為此她父母和表姐開始另尋他途，在天府新區看中一套80多平方米的商住兩用房，價格便宜，她一度打算用作Airbnb住房來還房貸，但咨詢了一位房地産分析師後選擇了放棄，因為這種性質的房子屬于京滬兩地嚴打之列，在市場上已被禁止交易。“萬一以後急着用錢，想賣賣不出去就麻煩了。”秦晴由此暫時放棄了購房打算。

　　“我相信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李鐵表示，解決限購令下房地産市場發展困境，刺激其消費乃至投資需求，是許多地方政府此輪推出人才引進策略的主因之一。楊宏山則認為，地方政府不傻，年輕人湧入後的消費需求，尤其是購房需求，會在将來各個領域極大地反哺城市。從這個意義上講，地方政府的“搶人”策略非常理性，和城市發展水平相契合，“本身一個人補貼可能最多就幾千幾萬塊錢，但如果買了房，撬動的可是幾十萬塊的回報”。

　　來的人多了，買房的人多了，對這些地方的公共服務水平和産業發展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否則其中一部分畢業生來了也是買了一套房子就走。找工作不順之後，肖柳開始打算，趁着長沙房價還沒漲起來，與女友先在長沙把房子買了，然後轉戰其他城市，“對我來說，這裡的發展機會還是有點少”。

　　“産業發展是很重要的發展。為什麼大家不用動員都去北上廣深，就是因為其産業發展成熟、多元，目前的落戶政策的長期效果，可能取決于産業吸引力到底有多強。”李鐵表示，流動性就業是未來的趨勢，包括行業内部、行業之間甚至地域之間的流動等等，這會對地方政府發展産業和經濟的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在他看來，“搶人”與“人才大戰”的提法也有問題。其中需要界定的一個關鍵點就是，到底什麼是人才。“包括服務業在内的各個行業，都需要各種人才，為什麼要用學曆來判斷？這是一個特别大的誤區。有些人可能不具備高學曆，但他在打工、個人創業的過程中也在創造價值，比如他如果創造了一個品牌小吃，這不算人才嗎？”

　　縱觀本輪人才引進競争，以針對大學生的低門檻學曆落戶為主，而中國每年的大學畢業生人數約在700萬〜800萬之間，并不是流動人口的主力軍。事實上，中國當前流動人口規模為2.45億人，其中約有7300萬是城鎮間流動人口，大學生占據了後者中一大部分，但大量城鄉之間的流動人口并未被納入到一、二線城市等人口流入地區的戶籍開放政策下。

　　“這其實是對公共服務均等化的一種背離，還是停留在傳統的城市發展思維上。”李鐵說，即便是互聯網、金融等新經濟業态也和城市傳統産業有着很大聯系。如果隻将眼光盯着高端産業就業人口，忽視了人口就業結構的多元化，那麼城市的活力和開放水平依然會受到限制。“當大量招攬中高端人才時，他們的服務誰來提供？”

　　按照新型城鎮化要求，近年來，全國主要一、二線城市都紛紛推行積分落戶等政策，以居住證為先決門檻作為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務的主要條件，同時城區常住人口在300萬以下的中小城市完全放開戶籍限制，以推動農民工市民化。但根據孫文凱的調研，農民工對落戶中小城市熱度不高，但會更願意放棄農業戶口以換取在主要人口流入地的落戶，“這才應該是戶籍制度改革的突破口”。

　　不過，積極之處也在顯現，人才引進策略本身就是大城市戶籍制度松動的一種。“畢竟降低門檻了，有人能進來了，城市的活力會更高，進而吸引更多外來務工者進來，倒逼政策調整。”李鐵說。

　　（文中秦晴、李翎、肖柳為化名，部分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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