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劉長志

愛曰：“先儒論六經，以《春秋》為史，史專記事，恐與五經①事體終或稍異。”　

先生曰：“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即道，道即事。

《春秋》亦經，五經亦史。《易》是包犧②氏之史，《書》是堯、舜以下史，《禮》、《樂》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謂異？”　

①五經：《詩》、《書》、《易》、《禮》、《春秋》。六經原包括《樂經》，《樂經》早佚，宋儒以《周禮》代之，以足六經。

②包犧，即伏羲，三皇之首，創造曆法、教民漁獵、馴養家畜、烹饪食物、婚嫁儀式、始造書契、發明陶埙、琴瑟樂器、任命官員等；創立了中華民族的統一圖騰“龍”，龍的傳人即由此而來。伏羲後來被中國神話描繪為“人首龍身”；被奉為中華文明的人文始祖。

先儒這裡指二程和朱熹。六經是《詩》《書》《禮》《易》《樂》《春秋》的合稱。是指經過孔子整理而傳授的六部先秦古藉。這六部經典著作的全名依次為《詩經》《書經》(即《尚書》)《禮經》《易經》(即《周易》)《樂經》《春秋》。

徐愛說，六經裡面，《春秋》明顯寫曆史的，怎麼就歸到經這個範疇了？

按照嚴格的定義，經和史是兩個不同的門類，中國古籍一般劃分為經史子集四部，這說明經和史是有着清晰的劃分界限的。

陽明先生之所以将經和史混在一起，根本出發點是“知行合一”，陽明心學中，是很“憎惡”空談抽象理論的作風的，誇誇其談，紙上談兵對入世是沒任何實際意義的。要想掌握抽象的“道”，就必須真正的入世，參加具體的社會實踐活動，應對人情事變，通過與現實世界的貼身肉搏來感悟到底什麼是真正的道，這就是下學而上達的功夫。所有的“道”隻有得之于切身實踐才能稱之為真的知“道”。

這樣的論學方法，很有禅宗的味道，但不同之處，陽明心學是要讓人心能明了地切中“止于至善”的那個“理”，所以陽明心學的歸結點依然是儒家的道。

陽明先生回答，以“事”為主的叫做“史”，以“道”為主的叫做“經”。也就是說行諸文字的東西，如果是為了說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就是“史”，如果是為了借事情講清楚道理，那就是“經”。從這個角度，“經”和“史”是分不開的，要講道理，就必須借助具體的載體，才能把道理說清楚，沒有載體的空談，聽的人是摸不着邊的。

從這個角度來說，《春秋》是經，不算是史。舉個例子，單位領導找你聊天，兄弟們，我給你們講一個我的親身經曆，如果純粹是講故事的範疇，這就算是“史”，如果他是借這個事情，要激勵激勵你，或者想給你講清楚一些道理，想讓你按照他的思路走，也就是說重點是給你做思想工作，這就算是“經”了。

先生接着說，如果按照說事情就算“史”的話，《易經》就是包犧氏（伏羲）這段的史了，《尚書》就是堯舜這個時代的史了，《禮經》《樂經》就是三代的史了。按照這個邏輯，五經都算是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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