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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的民族樂器在制作上多采用

民俗 更新时间:2024-10-07 23:37:47

我國的民族樂器在制作上多采用(民族樂器年産量2556.7萬件)1

上海民族樂器一廠有限公司生産車間

文 | 豐元凱

今年9月,中國民族管弦樂學會樂器改革制作專業委員會發布2020年部分民族樂器産量數據。經對吹管、打擊、拉弦、彈撥四大類22種民族樂器的15個集中産業園及1920家民族樂器生産企業的不完全統計,2020年我國民族樂器行業部分民族樂器生産企業生産各種民族樂器産量累計2556.7萬件。

産量反映行業規模和發展現狀

無論是行業,還是企業,都是由“量”和“質”兩大要素組成的,質決定了行業與企業主導産品的品質以及在市場上的占有率,量決定了一個行業或者是企業的規模和效益。在一定程度上,一個行業和企業的産品産量反映了行業與企業的規模和發展現狀,也表現出行業和企業的成長性以及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

民族樂器屬于樂器行業的一類産品,近年來,樂器行業在整個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地位不斷提升,由一般文體産品發展為文化産業相關産品、音樂教學器材,最近提升為文化裝備。

但是,民族樂器産量統計工作,目前還尚未列入國家和省市地區統計範圍,而是由行業學會自行統計的,且數據信息完全由企業自報。由于目前行業學會還不可能準确了解各地區民族樂器企業的信息,因此,目前所統計的民族樂器的産量隻是部分的不完全統計。

盡管如此,有統計總比沒有統計強,現在每年由中國民族管弦樂學會樂器改革制作專業委員會公布的民族樂器産量信息基本上反映了當前我國民族樂器産業的現狀,受到業内外人士的廣泛關注。

有比較才有鑒别

2020年民族樂器産量達2556.7萬件說明了什麼?

有比較才有鑒别,翻開曆史,1983年《中國輕工業年鑒》記載:民族管弦樂器産量98.61萬件,鼓樂器38.83萬件,響銅樂器578噸。如果這些數據相加,等于195.24萬件(響銅樂器折合為57.8萬件)。

這是什麼概念呢?2020年與37年前(1983年)相比,民族樂器産量增長了12倍。

我們可以再作一個比較準确的比較,以曆史最為悠久的上海民族樂器一廠有限公司古筝産量為例,據企業史料記載,上海民族樂器一廠1978年古筝年産量155架,2020年産量為74164架,由于2020年疫情的影響,産量有所下降,如果以疫情之前的2019年古筝産量統計,為113988架,這一數字是41年前的735倍。這不僅反映了上海民族樂器一廠古筝産量的巨增,同時也說明了當前古筝市場的紅火。

以上兩組數據,一方面說明了改革開放40年,我國民族樂器産量有了數十倍到百倍的增長,我國民族樂器産業有了巨大的發展;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國經濟文化全面步入小康社會,人們生活水平的改善,音樂給人民生活帶來更多的享受。民族樂器已經全面進入社會,成為百姓的“剛需”、家庭的“标配”。

金字塔效應逐步顯現

以上,我們說的是從縱的方面來分析2556.7萬件的内涵。下面,我們從橫的方面來分析2556.7萬件的内容。

2020年,我國部分民族樂器企業共計生産了2556.7萬件各類民族樂器。這2556.7萬件民族樂器劃分為四大類:拉弦樂器90.4萬件,彈撥樂器108.2萬件,吹管樂器1799.8萬件,打擊樂器558.3萬件。

民族樂器有大有小,大到大鼓、中國鑼,小到笛子、葫蘆絲,但是都以件為單位。

按類别劃分,吹管樂器的比例占的比較大,2020年吹管樂器産量占總産量的70.5%,打擊樂器産量占總産量的21.8%,拉弦樂器占3.5%,彈撥樂器占總量的4.2%。

按單件樂器劃分,在參與統計的22種樂器中,葫蘆絲、竹笛、鼓類、陶笛、古筝的産量在前五名,分别是908萬件、812萬件、558萬件、67.34萬件、59.26萬件,占總産量的35.52%、31.78%、21.84%、2.63%、2.32%。

按地區生産各類民族樂器劃分,目前,我國民族樂器生産企業分别來自15個省的40個城市,其中包括有15個産業園區。按産量大小排序,依次為:河南、雲南、浙江、河北、山東、江蘇、天津、上海、 貴州、湖北、廣東、北京、内蒙、福建、陝西、黑龍江、湖南、四川。

河南省主要生産鼓、古筝、古琴、阮、箜篌,雲南主導産品是葫蘆絲,浙江主導産品是笛箫、陶笛,河北主導樂器是闆胡、二胡、古琴、古筝、鼓、京胡、柳琴、馬頭琴、琵琶、阮、三弦、笙、唢呐、響銅樂器、揚琴、月琴等多種民族樂器,山東主導民族樂器是闆胡、二胡、鼓、京胡、三弦、笙、唢呐、陶笛,江蘇主導樂器是笛箫、二胡、古琴、古筝、鼓、箜篌、柳琴、琵琶、阮、揚琴,天津主導樂器是笛箫、葫蘆絲、馬頭琴、笙、唢呐,上海主導樂器是二胡、古筝、琵琶、阮、揚琴。

以上可以看出,目前民族樂器産品生産分布我國大部分省市,同時逐漸形成集中産業區,形成的原因有各種因素,有曆史形成的,如上海,江蘇蘇州、揚州、徐州,天津靜海,山東郯城,貴州玉屏等;有在原材料基地上形成的,如河南蘭考、浙江餘杭;也有當地政府對樂器産業重視程度不斷提升而逐步形成的,如江蘇無錫,河北肅甯、饒陽。

另外,随着民族樂器産量不斷上升,在塔基越來越大的形勢下,金字塔效應也逐步顯現,各類民族樂器的強勢品牌越來越與地區和企業挂鈎,如:上海敦煌古筝、河北肅甯樂海揚琴、江蘇無錫二胡、北京滿氏琵琶、浙江餘杭竹笛、河北肅甯廣甯三弦、河北涿州及天津笙、北京宏音齋及黑龍江從氏唢呐、浙江嘉興風雅陶笛、湖北武漢海平中國鑼、河北饒陽好望角民族鼓等民族樂器正在脫穎而出,顯示出旺盛的生命力,開始從量變向質變過渡。

我們可以想象,未來中國民族樂器随着市場需求量的不斷上升,将會逐步改變傳統的生産方式,向着高質量、标準化、規模化、現代化方向發展,創新能力不斷增強,從而形成一個龐大的現代化産業鍊。民族樂器将會在弘揚中華民族傳統優秀文化、繁榮民族音樂的發展進程中,發揮出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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