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謂“國風”？

“國風”一詞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國古代的偉大文學源頭——《詩經》。如果從音樂體制上來看，《詩經》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大類，即“風”、“雅”、“頌”三部分。這三部分中，“風”主要指的是從周南、邵南、唐、衛、陳、豳等十五國地區采集而來的土風歌謠，因為這些地方都屬于當時周朝封建制度下的分封國家，所以“風詩“也被稱為“國風”。

就文學性而言，《詩經》内部三個部分的文學成就各不均等。“雅”是當時周王朝直轄地區的音樂，相當于周天子的“歌單”，主要是用于各種典禮儀式和朝觐時候進行演唱、表演的官方樂曲。相當于“主旋律”，格調和氣勢自然是很高的，但是就藝術性而言則要比“國風”遜色很多了。

“頌詩”同樣在藝術上要遠遜于“國風”。“頌詩”主要是周王朝各種宗廟祭祀時期的演奏樂曲。從現存的詩歌來看，大部分都是歌頌祖先功業、歌功頌德之作，對于表現王朝建國和部分諸侯國的曆史有一定意義，但是它同“雅詩”一樣，屬于當時士大夫和貴族公卿文士的作品，從表現現實的深刻性以及表達情感的豐富多樣性來看，他都不如“國風”。

“十五國風”的彙集方式以采詩為主。對此漢代文人曾有過專門論述。班固在《漢書 食貨志》中說：

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詩，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

而采詩的目的，是為了“王者可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而“雅詩”、“頌詩”則是由專門的文人創作，通過獻詩的渠道來送達于朝堂之上的。

二、“國風”意義

如果純粹從“國風”一詞的詞源來看，我們今天在提倡“國風”，實際上就是在提倡一種中國長久以來失卻掉的、卻無比珍貴的民間文學、民間叙事、乃至于個人文學的淵源。

這是一種長久一來不被我們所重視的一方面，一個充滿了個人情絲、個人情緒和純粹世俗生活的廣闊世界。它在近現代一些作家中時有見到，比如沈從文《邊城》是西南邊陲湘西世俗的世界；阿城的某些小說也具有和濃烈的鄉土意識，是鄉土世界的産物。

詩經中，相比于“雅詩”的醇厚雅正、“頌詩”的莊嚴肅穆，“國風”可能更為幽怨，更尖酸刻薄，更愛的癡狂、恨的撕心裂肺，更鮮活，也更貼近于人。

宏大叙事下，個人情絲的存在是非常難能可貴的。而我們今天或許回歸于“國風”精神，正是重新回歸到這樣一種可以直面人心中最真切、感人的情緒，最打動人心字眼的這樣一種傳統之中，它是《關雎》中“好逑”君子的“轉轉反側”；是《碩人》中“手如柔夷、膚如凝脂”的美人；是《氓》中女子對情郎“不見複關，泣涕漣漣，既見複關，載笑載言”的深切思念，也是對變心之人的“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決絕痛惡！

三、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國風？

事實上這樣的傳統在中國古代長期以來被壓制束縛，究其原因，是由于儒家尤其是漢儒所遵循的一種“詩教”傳統。他們把文學當作政治的工具，用有利于維護封建統治的思想來解釋《詩經》中的一切。

漢代《詩經》傳之後世有四種，其中唯獨隻有東漢儒學大師鄭玄作序的毛詩獨行于世。毛詩開篇第一即在《關雎》下做《毛詩序》以用來闡明該詩所作之意圖以及闡明了文學在社會、政治上的功用。

不得不說，這是我國文學史上，也是文論史上第一個正式的、專門的論述文學問題的專論，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決定性意義。後世封建正統文學理論皆以此為正宗，奉為圭臬。然而如果從其主要内容來看，則存粹屬于牽強附會之說，其大多數内容帶有嚴重的政治傾向，顯然不是把《詩經》看作是文學，而是一部政治教化的典籍。

如他說《詩經》是“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之作，是歌詠後妃之德的。這一點其實後代很多人都有批判，比如明代戲曲家湯顯祖就在《牡丹亭》中設計了一場“春香鬧學”的場景，其中對于授課給杜麗娘的封建腐儒老師竭盡揶揄嘲笑。而杜麗娘受到《詩經 關雎》中男女美好感情的召喚，對于老師陳腐的吟詠後妃之德的說法不滿，這樣的解釋顯然不能是他滿意，便求諸于外，于遊園驚夢中尋得真谛。在這一點上，湯顯祖就是借後世對于《詩經》牽強附會的解讀來揭示封建桎梏以及達到對其批判的目的的。

事實上，《關雎》為“十五國風”中“周南”民歌，既是民歌，何來“歌詠後妃之德”呢？

所以，我們今天再次探求國風之真谛，務必要注意對其理解，将國風置于一定語境和曆史場景下去考察，不可做牽強附會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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