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與民争利"思想源于對西周時期周厲王專利的批評，随着春秋戰國的社會變遷，逐漸形成了子思的"不盡利于民"和荀子的"不與民争業"兩大支流。西漢近兩百年的發展為"不與民争利"思想的系統化和理論化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首先是秦亡教訓促使漢初諸人對國家力量的邊界進行思考，他們從子 思的"不盡利"思想中汲取智慧，明确反對國家與民争利的行為。到了西漢中期，董仲舒又基于韓嬰等人的“不盡利”思想，對此進行總結，提出了"國不與民争利"的思想。最終在漢元帝時期"不與民争利"思想成為朝野共識。

（一）首先，遠承先秦諸子。

"不與民争利"思想内核來源廣泛，可以說是儒家在經濟領域内的基本看法的總結。子思的"不盡利"思想和荀子的"不争業"思想與西漢"不與民争利"思想息息相關，如，子思在《坊記》篇裡就有所體現"不盡利" ，子雲：‚君子不盡利以遺民。

再說荀子的"不争業"思想，他迥異于子思，他提出了"不争業"的思想：

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貨财。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冢卿不修币，大夫不為場園，從士以上皆羞利 而不與民争業，樂分施而恥積藏；然故民不困财，貧窭者有所竄其手。《荀子·大 略》

荀子認為從地位最高的"天子"到地位最低的"士"都要求不講利益，這是總的原則。

其次，荀子對各個階層怎麼不講利作了說明。最高統治者要"不 息牛羊"，牛羊是庶民之利，意為國君不應搶奪庶民之利。"錯質之臣不息雞豚"、 "冢卿不修币"、"大夫不為場園"等是對臣子的要求，荀子反對這些貴族官僚 經營農業和商業，要求"不争利"。至于他把"士"階層也納入了"不争利"的 範疇，應是"士"階層在戰國時期已經"士無定主"，以仕為業，也不應該去"争 利"。最後荀子講"不争利"的好處，"民不困财，貧窭者有所竄其手" 可以看出荀子的"不争業"比子思的"不盡利"更進了一步，更加積極。

綜上，子思的"不盡利"思想和荀子的"不争業"思想共同組成了西漢"不與民争利"思想兩個主要淵源。

（二）其次，近思亡秦之弊。

秦帝國為漢朝留下了豐富的遺産。一方面秦建立起了史無前例的統一大帝國，其政治、法律和社會管理機制為漢所繼承；但另一方面，秦帝國短短十餘年間便土崩速亡的事實，讓帝國内朝野上下對秦亡進行思考。如何在"漢承秦制"的基礎上實現王朝的長治久安，這是漢代士人們所面臨的首要問題。

如，漢初思想家賈誼、賈山、晁錯、韓嬰和嚴助等人，認為統治者貪得無厭和賦斂無度是秦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内興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發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糧饷，女子紡績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資财以奉其政，猶未足以澹其欲也。《漢書·食貨志》

所以，陳蘇鎮就曾指出，當時人"苦秦"主要是苦于賦稅力役太重和律令刑罰太苛。基于此，漢初士人對秦亡教訓的反思主要是要求統治者自我進行克制，并将秦亡滅亡的原因歸結為"唯刑主義"的影響。

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 之戍，外内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以供軍費，财匮力盡，民不聊生。《史記》

秦朝"多欲"、 "多為"所造成的統治危機教訓，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漢初"無為"政治的發展， 也為"不與民争利"思想的發展提供了現實的基礎，促進了董仲舒“不與民争利”思想在漢代的形成。

其，董仲舒的“不與民争利”思想能在漢代大行其道，避不開陸賈、賈誼、韓嬰三人，所作出的貢獻：

一是陸賈“逆取順守”思想的啟蒙。陸賈"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漢朝建立後，"時時前說稱《詩》、《書》"，并勸說劉邦實行"逆取順守"的統治策略。為此作普及讀物的《新語》，其内容"粗述存亡之徵"，劉邦讀後"未嘗不稱善"。 徐複觀也稱陸賈為"漢初的啟蒙思想家"，盛贊他為漢廷文化的啟蒙之功。

二是賈誼"以禮治國"思想的促進。賈誼是文帝時人，才華橫溢，二十幾歲就被文帝征為博士，史載"每诏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于是以為能"。 賈誼是論述漢初思想繞不開的人物。劉歆就稱"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所以"不與民争利"思想也在賈誼思想體系中有所體現，這集中體現在賈誼的禮治思想中。

三是韓嬰"不盡利"思想的加速。韓嬰"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又《漢書·藝文志》載"漢興， 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據《漢書·儒林列傳》 記載，"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内、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 一也。"其"不盡利"思想在《韓詩外傳》中都有所體現。

董仲舒對"不與民争利"思想的貢獻在于讓其系統化、理論化。在董仲舒看來，貧富差距過大是影響社會穩定的關鍵因素，所以應該基于制度進行調均，"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于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于憂"。董仲舒調均的辦法是"已有大者不得有小"，即統治者要自我克制，"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

如上文所指出的，此為漢初思想家對秦亡反思的延續，但是董仲舒并不滿足對秦亡教訓的反思，他從不能做什麼的舊有框架中解放出來，進一步反思為什麼不能這樣做的源由。

董仲舒是第一個系統提出"不與民争利"思想的學者，"不與民争利"實際 上調和了思孟之學和荀子之學，以荀學為主。而且将子思"不盡利"與荀子"不争利"真正統攝在以"天命論"和"調均論"下，讓"不與民争利"真正理論化。

其内涵包括了"食祿者不與民争利"和"國不與民争利"兩部分。

其中，"食祿者不與民争利"思想的提出，是由于漢初"食祿者争利"的現實，但更多的是董仲舒通過誇大"食祿者争利"的現實，來實現其儒學意識形态化和官 吏儒學化的企圖。而"國不與民争利"思想更多是基于社會現實提出的。

但遺憾的是，董仲舒的"不與民争利"并沒有在武帝時期踐行，而是被武帝棄于一旁。這是因為一方面在武帝"興利"背景下，董氏"不與民争利"思想顯得不合于當權政治，缺乏皇帝支持；另一方面，"不與民争利"思想暫時缺乏廣泛的傳播，沒有士人認可和堅持。沒有上下支持和認可，其失敗是可以預料的。

但 是這并不意味着"不與民争利"思想一直這樣。或許隻有當"興利"政策真正造成對國家和民衆的傷害時，人們才會想到"不與民争利"思想的好處，也正是董仲舒"不與民争利"思想發揮作用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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