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孟淩霄

不久前，《我從來不曾優秀過》一文在學界刷屏，它是蘭州大學青年研究員趙序茅的博士畢業論文緻謝部分。

趙序茅的求學經曆可謂是一步一坎：小學升初中考砸了，中學考大學考砸了，大學考研被調劑，研究生考博士考上了，不過讀了一年竟和導師鬧掰了，退學了……

因為學習不好，趙序茅曾被别人當面嘲諷。這件事鑿刻在他心裡，直到以此作為緻謝的開頭，寫出來：

小時候，媽媽帶我去商店買鉛筆，商店老闆拿出一支瑕疵品。媽媽要求調換，老闆說，給你一支金筆也無用。那時我很小，不理解此話何意，隻看到媽媽低頭不語。

時至今日，趙序茅已成為蘭州大學青年研究員、碩士研究生導師，同時兼任蘭州大學一帶一路研究中心特聘教授、科學技術協會科普部部長。他榮獲科技部、中宣部、中國科協授予的“全國科普工作先進工作者”稱号，已經出版25本科普著作，多次獲得中國好書獎等省部級一等獎，舉辦200餘場公益科普講座。

在長長的頭銜和數字面前，趙序茅似乎已經拿到那支“金筆”。從2019年博士畢業至今，他也完成了學子到導師、人子到人父的身份轉變。這一階段，不僅是“動物翻譯官”趙序茅的精準對焦，也是廣大“青椒”的真實寫照。

趙序茅演講

艱難的頭兩年，“青椒”怎麼熬？

2019年，趙序茅從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博士畢業，手握6所高校的offer。思考再三，他選擇蘭州大學生态學創新研究院。

“選擇蘭大，是看中其寬松自由的科研氛圍和優越的科研條件，這裡能讓我獨立負責課題組，從事保護生物學的相關研究。”趙序茅也坦言，蘭大青年研究員和碩士生導師的起點也是他心動的原因之一。

據《蘭州大學青年研究員聘任辦法》，青年研究員按照正高四級崗位設置，實行聘任制，不納入該校事業編制人員管理範圍。各學院負責對青年研究員進行年度考核和中期考核，學校負責組織專家對青年研究員進行聘期考核。其中，3年中期考核時，須至少申請獲批1項國家基金項目。

與絕大多數“青椒”一樣，趙序茅也面臨預聘制背後“非升即走”的壓力。在這類考核下，論文和基金項目作為可量化的指标，成為預聘制青年學者身上的“兩座大山”。

在論文考核中，影響因子是衡量期刊質量和影響力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不同領域的受關注程度各異，期刊論文影響因子區間也不同。趙序茅介紹，在生态學領域，微觀領域發文章起點高、影響大，而傳統的宏觀生态學不容易發文章，點數也低。“不少醫學癌症期刊影響因子的門檻，就是宏觀生态學影響因子的天花闆。”

對科研人員而言，發文點數的硬指标與長期學術的理想常常不在同一路徑，但沒有眼前的點數，何來科研的詩和遠方？

趙序茅告訴《中國科學報》，自己經曆過三個艱難時刻，一是高中複讀，面臨着讀大學或打工兩種命運的選擇；二是博士退學時是否繼續科研的選擇。前兩個時刻困頓于考試問題，而最艱難的時刻莫過于工作後“青椒”的第一年。

與求學時期單一的矛盾不同，“青椒”時期的矛盾是綜合的、立體的。趙序茅提到這一階段的四重困難：“一是搞好科研、多發好文章，二要努力拿到基金項目，三要帶好研究生，四要處理好人際關系。”

好在，趙序茅入職蘭州大學的第二年，已經拿下包括國家自然基金青年項目在内的四個項目，發表了四篇SCI，在帶好五個研究生的同時，還出版了五本科普著作。

但作為“青椒”的壓力并未減輕。1988年出生的趙序茅，再過一年就邁入35歲門檻。35歲是申請部分科研資助項目和人才計劃的關鍵節點，被稱為“不進則退”的科研瓶頸期，這同樣是趙序茅和更多青年學者的壓力時刻。

趙序茅野外工作中

教學創新：聽完課後，學生分手了

“青椒”的變化之一，在于從學子到導師的身份轉變。

2020年1月27日，趙序茅正式成為一名碩士生導師，擁有了招碩士研究生的資格和名額。第一次坐在評委席面試碩士研究生，趙序茅忐忑又期待：“很想知道到底誰報考了我，我的第一個學生會是誰，我如何才能成為一位合格的導師？”

兩年來，趙序茅已經帶了五位碩士研究生。他認為，導師的第一要義是“導”，而不是“教”。導師不隻是教技術，更多的是指導學生做科研和做人。最理想的科研氛圍不在于讨論“誰誰在哪個期刊上發文章了”，而在于“誰誰解決了某些科學問題”。

趙序茅回憶起自己的初中物理老師，一堂課40分鐘，前15分鐘把課本上的公式和知識點抄到黑闆上，中間15分鐘令學生照背定義，最後10分鐘提問抽背。可以想見，這樣的教學方法不能讓學生認識到科學的奧義所在：科學是對真理的探索、對客觀世界的認知，這應當是不功利的探索過程。

那麼，如何把枯燥的專業知識變得生動有趣，如何營造課題組務實、求真、不功利的科研氛圍，最後，如何培養兼具科研思維與人文情懷的學生？趙序茅認為，這是大學老師最應該下功夫琢磨的。

他舉例說，生态統計學是一門有用但又非常枯燥的學科，自己做學生時也聽得雲裡霧裡，但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他給研究生開了一節《愛情中的統計學》課程。“将愛情指标用數字化表達，再選擇合适的統計分析方法（方差分析、線性回歸、随機森林等），就可以知曉愛情有沒有發生變化，這就是統計。”

學生的積極性被調動起來，但令趙序茅哭笑不得的是，麻煩也随之而來：有學生跑到趙序茅辦公室哭訴和抗議，“聽完趙老師的課，我分手了”。

在專業教育之餘，趙序茅尤其重視培養學生的精神品質。他發現，與自己求學時相比，現在學生中能吃苦、肯奮鬥越來越成為一種稀缺品質，盛行的是“躺平”、“佛系”的消極态度。他給研究生開設思想教育講座《不要在奮鬥的年紀佛系人生》，“他們把生命當中最好、最富有創造力的年華交給我，我希望能幫他們一把，過一個有意義的三年。”

無論是對自己，還是對待研究生，趙序茅不會以“優秀”為單一價值導向。在《我從來不曾優秀過》一文中，他曆數求學階段走過的彎路，這與世俗意義上的優秀格格不入。“但這些彎路也讓我産生源源不斷的新想法，因為我沒有受到規訓。”

另一方面，他也反對精緻利己主義者所謂的“優秀”。高校對教師的評價以科研為導向，而社會服務和科普工作則難以量化為考察績效，趙序茅卻認為，這也是國家和社會對自己的考核，這才是科研工作者對國家、對社會的義務所在。

單調生活中找樂，規避“送命題”

從日程表來看，趙序茅的校園生活似乎有些單調。

早上七點多醒來，鍋裡咕嘟咕嘟煮上燕麥粥。在煮粥的半小時裡，他習慣舉會兒啞鈴。在并不寬敞的教師宿舍裡，趙序茅開辟了小小的健身角，器材簡單，多是不同型号的啞鈴，但見證了一年六塊腹肌的健身成果。

簡單收拾，便開始了一天的工作：給研究生上課、改文章、分析數據、指導學生，常常忙到深夜。

趙序茅不睡午覺，每日午後，他忙裡偷閑寫半小時書法。去年一年，趙序茅練了八萬個硬筆字，平均每天寫219個。盡管練字不辍，他依然自稱“野路子剛入門”。

夜間，趙序茅會和遠在重慶的妻女視頻。趙序茅的妻子是重慶大學團委工作人員，女兒剛11個月大，會咿咿呀呀叫“爸爸”。說起女兒第一次叫“爸爸”時，趙序茅一本正經：“這應該是無意識的，她隻是會發‘Baba’這個音。”但作為父親，他臉上有掩蓋不住的笑意。

每天與妻女電話時間保持在10分鐘，不多不少。趙序茅戲稱，電話時間遵循了嚴格的統計學原理，和妻子從戀愛到結婚，電話時間控制在10分鐘以内，這樣就不會有太大“方差”，類似“戀愛電話半小時，結婚電話10分鐘——你說是不是不愛我了？”，這樣的“愛情送命題”也就被規避了。

蘭州和重慶相距1466公裡，趙序茅每個月都擠出時間，去重慶一兩次，“怕長時間不回去，寶寶就不認識我了。”他說，進化論中講究男性狩獵、女性采集，但自己在家也“帶娃、換尿布、泡奶粉”三管齊下。

女兒尚在襁褓中，趙序茅卻早早思考起教育理念和方式。他把教育比作寫書法，“許多孩子學寫字隻是模仿，并不懂得中華文化的根基，而教育有嚴格的邏輯，要有始有終，親力親為。”

他說，将來會讓女兒先學習隸書，書法界有“漢隸唐楷”之稱，而他的心頭好恰是漢末名碑《張遷碑》。習字如其人，《張遷碑》字型方正，用筆棱角分明。初看雅拙、質樸，深交方知赤子之心，大巧若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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