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的地方勢力?中國古代官府出錢購買人力服務，稱為“和雇”，其中有“雙方自願形成雇傭與被雇傭關系”的意思，這是經濟發展繁榮到一定階段的産物“和雇”興起于唐代，與“和買”“和市”并行，都強調買賣雙方的自願性，不過“和買”“和市”側重用于一般的貨物，“和雇”更強調人力服務的購買從軍糧運輸、城牆修築等官府徭役征調，到私人仆役的選擇，“和雇”都發揮着重要作用到了宋代，“和雇”愈加成為社會經濟不可忽視的影響因素其活力甚至影響到國家機構的存廢，宋代最大的音樂專業機構教坊便是在“和雇”力量的沖擊下最終取消，下面我們就來聊聊關于南宋的地方勢力?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南宋的地方勢力

中國古代官府出錢購買人力服務，稱為“和雇”，其中有“雙方自願形成雇傭與被雇傭關系”的意思，這是經濟發展繁榮到一定階段的産物。“和雇”興起于唐代，與“和買”“和市”并行，都強調買賣雙方的自願性，不過“和買”“和市”側重用于一般的貨物，“和雇”更強調人力服務的購買。從軍糧運輸、城牆修築等官府徭役征調，到私人仆役的選擇，“和雇”都發揮着重要作用。到了宋代，“和雇”愈加成為社會經濟不可忽視的影響因素。其活力甚至影響到國家機構的存廢，宋代最大的音樂專業機構教坊便是在“和雇”力量的沖擊下最終取消。

教坊是興起于唐代武德間的音樂機構，它負責為朝廷歲時宴飨提供音樂歌舞。在宋代，教坊發展成為最大的音樂機構，舉凡春秋祭祀、國事大典、帝王車駕、獎酬重臣等所需禮樂，教坊是重要的提供者。宋代音樂歌舞繁榮，無論是國家禮樂建設、還是民衆娛樂，教坊也是重要的參與者。

教坊在北宋百餘年的發展中走向極盛，而後經過戰亂、國家财政吃緊，教坊不可避免走向衰落。最終取代教坊職能、使教坊最終裁撤消亡的，則是貌似與其不相幹的、由經濟領域進入娛樂領域并發揮作用的“和雇”。“和雇”這一經濟活動方式在宋代民間音樂繁盛之際進入娛樂領域，使得宮廷、官府不再依賴教坊這類音樂機構，随時可以用貨币從民間購買娛樂歌舞服務，這極大沖擊了音樂機構的存在基礎。樂舞實現“和雇”，使維持龐大教坊運作的開銷變得不必要，教坊的裁撤也順理成章。

“和雇”在歌舞娛樂領域的流行，消解了宋代教坊百餘年形成的地位，是經濟活動方式影響音樂機構命運的一個有趣案例。“和雇”消解教坊的過程，也成了我們考察傳統音樂活動的一個窗口。當然，“和雇”不是影響教坊命運的唯一因素，它推動教坊走向裁撤也不是一個太短的過程。

宋教坊是以宋初平定諸國所獲各地樂人精華為基礎，曆經幾代帝王建設而成。教坊在宋朝地位獨特，宋初禮樂并不齊備，教坊甚至在大朝會中代行太常寺的某些職責，比如提供大朝樂；最初管轄教坊的是宣徽院，而宣徽院向來由重臣執掌，神宗元豐年間改制，教坊才歸太常寺。教坊是北宋音樂精華所在，其影響不僅限于歌舞表演，它也代行教習其他機構人員的職責，如軍樂團鈞容直、東西班樂，宮廷樂團雲韶部，其人員都有在教坊接受培訓的經曆；宗室貴族也可以聘請教坊人員教習家伎；徽宗趙佶改革雅樂，專設大晟府，在人員和音樂上同樣受到教坊影響。北宋晚期，宋教坊走向極盛。

“靖康之變”是宋教坊衰落的開始。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面對金兵的威脅，宋徽宗裁撤了大晟府、教樂所等音樂機構，并削減了教坊超編人員，其《己未罪己诏》說：“六尚局并依祖宗法，罷大晟府，罷教樂所，罷教坊額外人，罷行幸局，罷采石所，罷待诏額外人。”金兵入汴，教坊的大量人、物作為戰利品被擄，大傷元氣，金教坊卻因此而奠定了崛起的基礎。

南宋初建，宮廷、官府對教坊禮樂屬性的需求，如祭祀、慶典、表彰功臣等的用樂，并沒有多少削弱，對教坊娛樂屬性的需求暫時不那麼強烈。更主要的是，民間音樂的繁榮，使得公私歌舞需求逐漸可以通過“和雇”獲得滿足。不斷出現的政治、軍事突發事件，客觀上也成為“和雇”介入教坊樂署功能的契機，教坊的編制、規模逐漸被削弱。教坊管理逐漸松懈，受重視程度也大不如既往。

高宗趙構建炎二年（1128）二月的《減罷内侍官兼钤轄教坊诏》，規定不再任命内侍兼管教坊，“所有内侍钤轄教坊，名阙可減罷，更不差置”，這是教坊地位削弱的一個标志，頗有任其自生自滅的意味。後來時局一度平穩，高宗在紹興十四年（1144）正月，重建教坊，任命内侍管理，試圖恢複其在北宋的舊觀：“辛卯，複置教坊，凡樂工四百十有六人，以内侍充钤轄。”《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30）然而僅僅在十七年之後的紹興三十一年（1161），金海陵王完顔亮南侵，趙構驚慌之下，于六月匆匆取消教坊，竟将其歸并到刑部：“癸醜，罷教坊，并敕令所歸刑部。”（《宋史·高宗九》）教坊人員則任其自謀生路：“癸醜，诏罷教坊，其樂工許自便。”（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90）停罷後的教坊，其中人員精華為宮廷、官府留用，一部分歸後來的太上皇趙構所居的德壽宮，一部分歸臨安府衙前樂：“紹興末，台臣王十朋上章，省罷之後，有名伶達伎，皆留充德壽宮使臣，自餘多隸臨安府衙前樂。”

此時教坊人員遣散，運作停止，但是機構應該還保留并隸屬修内司教樂所，不過其職能已為臨安府衙前樂和“和雇”人員所承擔，稍後的宋人趙升提及：“今雖有教坊之名，隸屬修内司教樂所，然遇大宴等，每差衙前樂權充之。不足，則又和雇市人。”（趙升《朝野類要》卷1）教坊名存實亡，其職能為“和雇”活動所取代。

如此，大規模節慶禮儀活動，臨時雇傭市井藝人表演的“和雇”活動，取代了教坊這一音樂機構的功能，如《宋史·樂十七》所說：“紹興中，始蠲省教坊樂，凡燕禮，屏坐伎。乾道繼志述事，間用雜攢以充教坊之号，取具臨時，而廷紳祝頌，務在嚴恭，亦明以更不用女樂，頒旨子孫守之，以為家法。于是中興燕樂，比前代猶簡，而有關乎君德者良多。”于朝廷而言，在保證禮樂活動完成的前提下，節省了之前經年維持教坊機構運作以及人員支出的費用，又收獲了節儉的美名，可謂兩全其美。

隆興二年（1164）皇帝生日的天申節，孝宗趙昚大約産生了重啟教坊、用樂慶壽的念頭，又擔心性價比不高，矛盾之餘有了這段君臣對話：

上曰：“一歲之間，隻兩宮誕日外，餘無所用，不知作何名色。”大臣皆言：“臨時點集，不必置教坊。”上曰：“善。”（脫脫等《宋史》卷142）

臨時點集，即宮廷、官府樂工與“和雇”樂人遇事圍繞特定主題進行短暫的集訓、表演，而不必形成長期固定的機構。罷教坊之後，“和雇”顯然成為帝、後生辰慶賀活動中承擔教坊職能的重要方式。

循此先例，第二年朝廷接待金國來慶賀孝宗生辰的使臣，大宴活動需要表演人員幾百人，朝廷于是“下臨安府募市人為之，不置教坊，”借助臨安府、禦前忠佐司人員以及“和雇”樂人實現了教坊的職能，其中臨安府提供“樂人三百人，百戲軍百人，百禽鳴二人，小兒隊七十一人，女童隊百三十七人，築球軍三十二人，起立球門行人三十二人，旗鼓四十人”，禦前忠佐司提供“相撲等子二十一人”，孝宗臨時取消了小兒及女童隊。需要增加的環節，是和雇人員需要提前兩旬（20天）在修内司練習彩排。（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4）

大約在孝宗乾道、鹹淳年間，教坊作為名義上的機構也從修内司教樂所裁撤了。“和雇”沖擊之下教坊徹底消失在歌舞場。服務于臨安府衙前樂的“教坊舊人”，後來也同樣被“和雇”樂人取代，時人描述這一情形，不無感傷地說：“近年衙前樂已無教坊舊人，多是市井歧路之輩。”（趙升《朝野類要》卷1）

作為音樂機構的教坊徹底裁撤之後，“和雇”樂人也以其實力證明了可與樂署樂人媲美的實力。周密《武林舊事》收有孝宗乾道、鹹淳這一時段，負責承擔舊教坊職能的“乾淳教坊樂部”人員名單。這份名單中，樂工來源有五：太上皇趙構的德壽宮、前教坊、前鈞容直、臨安衙前樂、和雇，在需要人員較多的流行部色中，“和雇”部分占了相當大的比例，如“雜劇色”：德壽宮10人，衙前22人，前教坊2人，前鈞容直2人，和雇30人；又如觱篥色：德壽宮5人，衙前24人，前教坊3人，前鈞容直2人，和雇37人。

可以看出，與宮廷和樂署人員相比，“和雇”人員在規模上占有絕對的優勢，不遜于任何一家音樂機構。“和雇”藝人來源充足、實力雄厚，是朝廷最終裁撤教坊的最大底氣所在。

概而言之，新舊更替是社會所有領域内部共有的規律，“和雇”作為一種經濟活動進入音樂文化領域，最終成為最大音樂機構——教坊裁撤的主要推動力，以其強大活力取代了教坊大部分職能，又說明新舊更替是可以跨界存在并實現的。

（作者：董希平，系中國傳媒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樂署與宋詞演唱研究》〔18BZW053〕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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