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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孕産業鍊真實案例

“租”個子宮“買”孩子，花５０萬到１００萬就搞定——揭秘地下代孕産業鍊

新華網北京９月２２日電（“新華視點”記者袁汝婷、烏夢達、呂諾）通過網絡公開信息聯系商家，花５０萬元到１００萬元就能“租”個子宮代生孩子。對于“黑中介”來說，代孕是一樁生意，隻是把商品換成了嬰兒，周期１０個月到一年。

早在２００１年，我國已明令禁止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實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手術。然而，日前，“新華視點”記者通過采訪發現，代孕已經形成了龐大的地下産業鍊，其觸角甚至延伸至海外。

中介稱“代孕就是做生意，隻是商品換成了嬰兒”

記者在網上輸入“代孕”關鍵詞，得到十幾萬條搜索結果，其中多為提供代孕服務的中介機構。這些機構看上去擁有完整、成熟甚至十分專業的操作流程。幾乎家家都可看到“代孕常識”“收費标準”“代孕媽媽報名”“捐獻卵子報名”等闆塊。

百度搜索“代孕”，排前兩位的網站指向同一家名為“中美泰國際代孕機構”的機構，其首頁顯眼位置标注着東北、四川、浙江、武漢、海南等全國各地的業務站點聯系電話。記者撥通其中一個，稱想咨詢代孕服務。接電話的劉站長非常警惕，說要先簽合同，交至少１０萬元訂金才能告知細節，“你也知道，最近記者曝光太多了”。

經過多次電話溝通，劉站長終于同意與記者面談。在北京朝陽酒仙橋附近一座陳舊、陰暗的公寓式酒店，記者見到了劉站長的助理。助理帶着記者七拐八繞，進入一間裝修豪華的辦公室，稱是“中美泰”在北京的接待處。

記者稱想找人代孕，劉站長立即推銷泰國代孕項目。“國内擁有的技術是泰國１５年前的。我們做的是泰國皇家醫院，警察都不敢去抓，男孩女孩都能做。”

在中美泰試管嬰兒手術收費清單上，記者看到費用包括代孕媽媽補償金、服務費、出國雜費、公司醫療服務費、醫院手術醫療費用、托管費等，不同類型價格不同，但均不低于５０萬元。其中，代孕媽媽補償金１９萬元，需在确定懷孕後分５次付清。

劉站長稱：“加幾萬塊錢就可以選孩子性别”。他還告訴記者，由于試管嬰兒手術成功率不太高，加上懷孕前３個月比較危險，有可能錢花了代孕卻失敗，“要是真的不差錢，可以直接‘包生’。”

所謂“包生”，就是花１４０萬元，不管失敗幾次，保證最終能生下孩子。劉站長遞給記者一份“包生協議”，還推介說，“與其生一個，不如要龍鳳胎更劃算。”這份協議寫明：“如果單次手術做成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試管嬰兒，多出來的試管嬰兒，不論男女，甲方需多支付給乙方６０萬元。”

當記者詢問國内體檢和分娩的醫院是哪家，劉站長稱不交錢，不能說。但他聲稱“都是正規醫院，我們和醫生護士都打通了”。

劉站長告訴記者，自己的機構是業内數一數二的，“一年要做成３００多例代孕”。“百度搜索競價排名費一個月就花５０多萬元。”廣東鵬翔律師事務所律師梅春來表示，搜索引擎有責任和義務屏蔽非法網站，如果查實真的收取非法企業的收費來改變搜索結果，涉嫌違法。

采訪中劉站長反複表示，已經和代孕者簽訂了合同，“一切安全和風險問題，都會根據合同上規定的責任方自行負責”。他表示，代孕和做生意一樣，隻是把商品換成了嬰兒，周期１０個月到一年。

記者了解到，僅在北京，“中美泰”的接待處就有四個。通常接待顧客隻在接待處，公司辦公和代孕媽媽的安置點則分設在不同的地方，且相互之間相隔很遠，“這樣不會被連鍋端掉”。

代孕媽媽“出租”子宮遭軟禁，絕育僅賠５萬元

在這樣一場代孕交易中，有一個關鍵人物：代孕媽媽。“新華視點”記者調查發現，這個群體在獲得高額報酬的同時，承擔着巨大的健康與經濟風險，且很難受到法律保護。

在劉站長給記者出示的單次代孕及包生的兩份協議中，均有一條明确提出：代孕方及需求方“雙方一輩子永遠不得有打探對方的一切關于真實身份資料的行為”，在代孕完成後不得再聯系。

在劉站長向記者出示的代孕媽媽資料中，絕大多數代孕者都是化名。他告訴記者，代孕媽媽年齡大多在２０到３３歲之間，“都住在公司提供的宿舍裡”。

記者提出去代孕者居住的地點實地看看，遭到拒絕。随後，劉站長派人将４名代孕者叫到接待處“面試”。大約５０分鐘後，４名代孕者從宿舍來到接待處。

４人中，有的人已不是第一次從事代孕交易。河北籍女子張靜（化名）今年２８歲，一年前，她已經通過中美泰完成了一次代孕交易——為一對夫婦在泰國生了一個孩子，“報酬１９萬元”。如今，她休息一年後再回來繼續“工作”。

來自湖北的小露（化名）今年２１歲，一年前在老家生下來自己的孩子。她告訴記者，家裡想蓋房子，可是缺錢，所以孩子還沒滿周歲，她就來北京準備做代孕媽媽。

交談間，劉站長告誡小露：“你的孩子還小，想孩子很正常，但是，來的時候就跟你們說好了，這一年絕不能回家！”

記者閱讀協議内容發現，代孕者被“中美泰”安排在某個神秘之地，狀态幾近“軟禁”。協議規定：代孕方服務期間不得告訴任何人關于居住地的詳細地址，不得帶任何人進入居住地，不得與未經甲方同意的任何人見面。此外，代孕方在服務期間不得擅自離開居住地，外出散步需按甲方指定路線和安排專人陪同。

與此同時，“合同”中一些條款也透露出這樁交易的風險。例如：代孕方如難産造成絕育，需求者僅需補償５萬元；代孕方在孕期經過鑒定發現胎兒畸形或其他重大缺陷，代孕方必須流産。

事實上，所謂“合同”并不具有法律效力。記者了解到，代孕機構并未在工商部門注冊，屬非法經營。因此，出具的代孕合同本身也不具有法律效力。一旦産生糾紛，沒有法律依據。

梅春來分析認為，從借腹生子合同的本質來看，是将代孕方的子宮作為“物”來出租使用，将孩子作為商品交易的對象，這種交易行為有違公序良俗、社會公德，與合同法的基本原則相違背。

沖擊法律、倫理雙重底線，誰來管？

早在２００１年，衛生部公布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和《人類精子庫管理辦法》，就明令禁止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實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手術。但其中，并未對代孕的含義作出權威解釋，也沒有明确的處罰措施。

面對我國不孕症發病率高達７％－１０％的社會現狀，地下代孕産業屢禁不止，日益龐大。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部專家白晶博士說，我國禁止任何形式的代孕，但由于現在法律法規層級不高，對代孕的處罰力度有限，打擊力度不足。

例如，代孕機構公然在網站做廣告“叫賣”，卻很少有部門進行監管。白晶等介紹，衛生部門隻能管醫生和醫療機構，而對網站和中介需要工商、公安以及工信等部門的合作，形成監督合力。

屢禁不止的代孕，絕不僅是“花錢出國造個孩子”這麼簡單。事實上，伴随着這個灰色地下産業的龐大，背後的倫理、法律沖突也日益加劇。

此前，一位３２歲湖北女子，沖着高額的補償金為南京一對教授夫妻代孕，在成功懷上雙胞胎６個月後，因出血流産導緻胎兒不保。但代孕媽媽向代孕公司和需求方讨要３萬元補償金，卻被拒絕。

２０１２年，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受理了一起由試管嬰兒引起的撫養權糾紛，由于嬰兒是代孕所得，男方從法律上甚至可以拒絕自己是孩子的父親，也不必承擔相應的撫養義務。

白晶認為，如果缺少法律強有力的規範和保護，“嚴禁代孕”可能成為一紙空文。加快推進相關立法，是解決這個問題要邁的第一步。

國家衛生計生委相關負責人告訴“新華視點”記者，下一步将啟動立法研究，推動将《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條例》列入國務院立法計劃，提高立法層級，加大對代孕等違法違規行為的懲處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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