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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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20世紀的六十年代，正如查爾斯·狄更斯在《雙城記》中所言，“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曆史總是這樣，蝴蝶扇動淡藍色的翅膀，引發千裡之外深藍色的狂歡。一次阿爾及利亞的戰争，引發了當時法國年輕人們第一次在政治反抗上的啟蒙。

1961年10月17日，阿爾及利亞示威者被巴黎警察鎮壓殺害。

1962年2月8日，“沙隆慘案”爆發。

一次又一次的流血，一聲又一聲的哭喊讓巴黎人深刻認識到了“暴力機關”的本質。他們把“暴力”聚象為圖畫、語言、聲音，向整個世界發出疑問“這個世界會好嗎”？

▲5月10日至11日，巴黎拉丁區一場遊行示威

“我們可以白日做夢，可以失敗，可以哭泣，可以光芒萬丈”，偉大的讓·保羅·薩特淩厲的眼神映照在手中搖晃的杜松子雞尾酒上，他不會想到他将會和淩厲的米歇爾·福柯并肩走上街頭，但在這一刻他感受到比“存在主義”更加犀利的東西——革命。

不久之後，他會和伴侶波伏娃在地球另一端的中國北京遇到一個男人，那個男人會告訴他“革命是不死的，是永無終結的”，目光所及皆紅旗招展。彼時彼刻，恰如此時此刻，也許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法國作家讓·保羅·薩特在索邦大學演講

戴高樂曾目睹過阿道夫·希特勒用自己的“宗教狂熱”和“暴力美學”使納粹德國崛起，也見證了這個瘋狂的賭徒和他不可一世的帝國眨眼間灰飛煙滅，這個高個子男人知道，隻有堅韌的人才能笑到最後，他讨厭來自北美的大手攪動歐洲的局勢，他決心帶領法蘭西重新走向崛起。可是這一次，他失敗了。

▲戴高樂回到巴黎

戴高樂政府的威權傾向不僅僅體現在警察的警棍和暴力上，也體現在了對于媒體的控制上。法國電視廣播總局成為了唯一的傳聲筒，壟斷着整個法蘭西的廣播電視領域，而且恰逢戰後百廢待興，無論是知識界還是年輕人都對這種單一枯燥的宣傳表達了相當程度的反感。戴高樂不會想到，最終引發自己政治生涯“滑鐵盧”的不是戰争，不是大争之世，而是和平之後的厭煩。

最糟糕的不隻有厭煩，還有手裡的“面包”。在總體的經濟情況上，法國看上去在整個西歐地區略微領先，但僅僅看上去是不夠的，法國工人階級的收入在歐洲共同市場裡排行倒數，而工作時間卻是獨占鳌頭。當社會的基石工人階級待遇如此之差的時候，隻需要一點點火花，就可能造成熊熊烈火。

▲标語“永遠不要忘記階級鬥争。”

這一點火花就是大學生。

六十年代，法國為了帶動經濟發展，不顧實際情況而大大增加了大學生的數量，從1960年的20萬大學生增加到了1968年的55萬，少得可憐的教師、擁擠不堪的教室，每座大學都人滿為患，上課時鬧得雞飛狗跳，五分之三的大學生無法畢業。很顯然，當這些正值花樣年華的生命被局限于學校的大門背後時，變革就要到來了。

潤之先生曾經說過，“禁止人們跟謬誤、醜惡、敵對的東西見面，跟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東西見面，這樣的政策是危險的政策。他将引導人們思想衰退，單打一，見不得世面，唱不得對台戲。”

▲巴黎左岸地區的一次學生示威遊行

法國這隻“高盧雄雞”在戰後逐步複蘇，工業逐漸恢複，但就是在這樣一種工業逐漸發展，新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建立的時期，由于創造力和自由不斷被各種各樣的原因壓制的情況下，整個知識界爆發了——從馬爾庫塞的《單向度的人》到德波的《景觀社會》，一位又一位的思想家們為大衆勾勒了眼下荒謬的社會現實和自身難以抑制的擔憂與迷惘。

與此同時，英美各國在60年代初期的學生運動在法國的學生群體中間引起了極大的共鳴，中國人民的領袖潤之先生更是完善了自己的"繼續革命“理論，徹底掀起了世界左翼革命的燎原烈火，在法國，伴随着“3M萬歲”的口号，進軍開始了。

▲學生群體占領索邦大學

1968年3月22日，罷課開始了，“五月風暴”的導火線被引燃了，世界的焦點從北京、東京、紐約轉向了巴黎。

“消費社會不得好死，異化世界不得好死，我們要創造一個新的獨創的世界，我們拒絕一個用無聊緻死的危險去換取一個免于饑餓的世界”！

“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就不能矯枉”。

“前進！同志，舊世界已經被你抛在腦後”。

“五月風暴”開始了，當所有人滿懷熱情湧上街頭，薩特依舊帶着他的煙鬥，斜眼看着整個法蘭西，隻不過這次，薩特的眼睛裡有一團火。整個法國的社會機器癱瘓了，鐵路、公車、銀行紛紛停止運作，最後連電影院也參加了罷工。5月25日，原本鐵桶一塊的電視台也被攻破，記者與編輯為了抗議消息封鎖而拒絕播報新聞，整個巴黎熊熊燃燒。

▲5月29日學生和法國勞工總聯盟示威遊行

5月25日，在格勒内爾街的勞動部展開了談判，把每小時最低工資标準調整到了3法郎，逐步恢複每周40小時的工作制度，最為重要的一點是在全國範圍内承認工會在私有企業中的代表權利，運動中人群天馬行空、磅礴無盡的理想收到了切切實實的效果，工人們争取到了自己應有的權利。

不過當激進者想要“畢其功于一役”的時候，反轉又一次發生了。

5月30日，戴高樂措辭極其強硬的發表講話，獲得了數百萬人的遊行支持，雖然全法學聯高喊“選舉=背叛”的口号，希望再一次舉行示威遊行，可是他們沒有意識到熱情總有褪去的時候，工人達到目的後恢複生産的訴求占據了主流意見。

6月17日，雷諾廠工人接受《格勒内爾協定》，開始複工。

6月30日，戴高樂派大選獲勝。

這場驟雨一般的風暴令整個知識界倍感意外，他們沒想到這場風暴來的如此猝不及防，結束的如此戲劇與諷刺，流光溢彩的思維碰撞之後，知識界更多的是迷惘與不知所措。

▲索邦大學藝術家在與學生辯論

從18世紀以來，法蘭西的知識分子們就一直享有世俗貴族的地位，成為正義、真理、美德等一系列美好詞彙的代表，他們掌握着最高的權力，話語的權力。但這場令人猝不及防的“五月風暴”卻給法國知識分子們上了一堂生動的群衆路線實踐課，知識分子們第一次作為運動的追随者而非領導者，他們不再是群衆高高在上的先生，而是成為了革命辯證過程中的工具，與群衆們一起參與到整個曆史進程之中。

20世紀70年代初期，薩特、福柯等知識分子們吸取了經驗教訓，與“毛主義”者往來密切，福柯與喬姆斯基的世紀辯論極大的展現出了這種傾向，與群衆共進退的思維極大的改變了法國知識分子的角色。

警察大棒暴力下的秩序、街壘的緊張對峙、千萬人的集體罷工、一句句如同群星璀璨的标語，如同幻夢一場，一場大戲由戴高樂主義的失敗揭開序幕，但繁華落盡之時，戴高樂主義的魂靈卻在新世界轉世重生。當各種史學在淡化關于這場幻夢一般的“五月風暴”的記憶之時，我們有必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和明确的辨别力，思辨性，革命不會終結，對于新世界的奮鬥亦是如此。

“行動不應是一種反應，而是一種創造”！

參考資料：

《情景主義國際與“五月風暴”》

《五月風暴四十年反思》

《東風——法國知識分子與20世紀60年代的遺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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