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明智）司馬光是我國古代傑出的史學家，他的突出貢獻就在于他所編撰的《資治通鑒》，這既是我國編年體史書中一部巨著，也是一部了不起的文學傑作。

司馬光

司馬光年輕時就對史學書籍感興趣，二十歲時，他一舉考中了進士甲科。正當他在仕途上剛剛起步的時候，父母先後病逝，按照當時的禮數，他必須辭去官職回家服喪。于是，司馬光和哥哥一起回到了故鄉。在服喪的幾年時間裡，他讀了不少書，寫了不少評論古人的文章，了解了許多下層社會生活的實際情況。他在對曆史人物和事件進行認真的總結評論時，也在探求曆代統治者在統治方法上的利弊得失，總結經驗教訓，吸取精華，剔其糟粕，為《資治通鑒》的編著工作奠定了基礎。

司馬光不但善于閱讀史書，他還悉心鑽研曆史，勤于思考。他在讀書過程中發現自《春秋》之後的一些史書卷數太多，一個人就是用一生的經曆也難以讀完并說出其大緻情況。由此，社會上的讀書人就出現了棄難讀易的不良傾向，勢必導緻許多繁難的典籍要失傳的嚴重後果。鑒于此，司馬光便産生了想編一本簡明扼要的通史，便于人們用較短的時間就能掌握曆史發展梗概的念頭。有一次，他對劉恕說：“予欲托始于周威烈王韓、魏、趙為諸侯，下迄五代，因丘明編年之體，仿荀悅簡要之文，成一家書。”可見，這時的司馬光對于著書立說已經是深思熟慮、成竹在胸了。于是，在嘉祐年間司馬光開始修《曆年圖》一書，并于治平元年修成，進呈給當時在位的英宗皇帝。從這部書的内容來看，它實際上就是《資治通鑒》的基本雛形。之後，司馬光又用了兩年時間編撰了《通志》，深得皇帝的贊賞。英宗皇帝也是一個非常愛好學習曆史的人，他下诏命司馬光編曆代君臣事迹，可以接續《通志》并同意設立書局，由司馬光自己選擇地方、選擇人員。這實際上又為《資治通鑒》的修成提供了一定的保證。書局成立後，地址設在了崇文院，司馬光精心挑選了幾位史學方面的英才，劉恕、劉攽、範祖禹等三人先後成了他的得力助手。他們依據各自的專長實行分兵把口，草拟初稿，最後由司馬光定奪成篇。這樣，既保證了《資治通鑒》的學術價值，也保證了它在政治方面的觀點一緻性。最為重要的是，他們在編撰之前，制定了一個共同遵循的編修方法和原則，那就是先做叢目，然後修長編，最後由司馬光勒定成書。這曾被人們形象地概括為司馬光修書三部曲。

公元1067年，英宗病故。即位的宋神宗也是一個愛好曆史的人，他非常重視曆史經驗，并和英宗一樣極力支持司馬光修書。他即位不久，便将此書賜名為《資治通鑒》，他主要是根據書中的内容認為“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并親自寫了一篇序文，在第一次讀此書時賜給了司馬光，讓他等書全部完成之時再寫入書中。此時的司馬光，依舊在朝任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由于公務繁忙，沒有足夠的修書時間，所以修書的進度并不快，五年的時間修成七十卷，卻還沒到全書的四分之一。

公元1069年，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主持變法，史稱“王安石變法”。司馬光對此是極力反對的，他在給王安石連寫三封書信進行勸說無效後，大失所望，清楚地意識自己不能在朝廷繼續安身了，便請求離開京城。皇帝應允後，他先去了西安任職，于公元1071年，他又辭去職務來到洛陽，當了一個閑官，決心著書立說了。而實際上，他在洛陽隐居時恰好給他提供了編書的條件，沒有了官場的喧煩，有的隻是充足的時間、安靜的環境和各方面的優裕條件。司馬光到洛陽的第二年，便把書局搬遷過來設在了崇德寺，随之而來的隻有範祖禹一人。劉恕、劉攽都在書局之外進行編修。公元1073年，司馬光為了修書時有個更好的環境，在洛陽尊賢坊北側買了二十畝地，建成了“獨樂園”。園中設有讀書堂、弄水軒、釣魚庵等景緻，是個依山傍水、鳥語花香、清靜優雅的小園林。在這裡，司馬光在從事艱苦、緊張的修書勞動之餘可以自己調節一下，但更多的時候，他還是把自己關在房間裡進行寫作。他常常是早起晚睡，廢寝忘食，對待删削工作謹慎細緻、精益求精。相傳，司馬光為了時刻提醒自己不得貪睡，就用圓木做了一個枕頭，取名為“警枕”。當他把頭枕在圓木上，進入夢鄉後，隻要稍稍一動，“警枕”就會翻滾，司馬光馬上就醒了，并且決不再睡，繼續拿起筆編纂這龐大的著作。朝朝如此，夜夜這樣，十幾年如一日，對于一個已經五十多歲的老人來說又是何等的艱辛啊！

當然，人的精力也是有限的，何況司馬光年事已高。身體的疲勞用眼力昏花常迫使他去到園中休息，放松一下繃緊的神經，活動一下乏累的身體，但他時刻提醒自己不要耽誤太多的時間。隻有一年春天，洛陽牡丹花盛開的季節，有朋友接連幾日邀他去遊春賞花。一天遊罷回到園中，他的老仆人非常惋惜地說：“您一走就是十幾天，不曾看過一行書，可惜您浪費了時間啊！”一句話，使司馬光感到很慚愧，他發誓再也不出門了。以後，隻要有人邀請他，他便把仆人的話告訴人家，并婉轉地謝絕了。司馬光就是這樣靠珍惜分分秒秒的時間刻苦著書，和他的助手們一起毫不吝惜地奉獻着自己的全部心血和汗水，憑着強烈的事業心，頂着社會上的流言蜚語，終于在公元1084年的十一月修完了《資治通鑒》的全書。這時，司馬光已是六十六歲的高齡了。他已經累的“骸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為，旋踵遺忘”的地步了，為了這部書，他已耗費了近三十年的心血，就是從書局成立之日算起，還曆時十九年，從隐居洛陽算起，他已艱苦地奮鬥修書十五載。他在《進資治通鑒表》中說：“臣之精力，盡于此書”，可見，司馬光已經為這部浩大的史書耗盡了畢生的精力。

《資治通鑒》這部編年體巨著，一共是二百九十四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周世宗顯德六年（公元959年），記載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曆史。它網羅了從家所長，包括正史、别史、雜史等三百多種，取材的廣泛性是任何一部史學著作無法比拟的；它記載的曆史最長，文字多達三百多萬字，不但記述了政治史、還涉及了經濟、文化、天文、曆法、地理等諸多内容，史料記載詳實，叙事準确、客觀、完備而簡明；文字樸實、生動，寓意明顯深刻。梁啟超說：“《資治通鑒》的文章技術，不在司馬遷之下”。

《資治通鑒》自修成之後，不斷受到學者們的推崇、重視和贊譽，不愧為我國文化寶庫裡的一顆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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