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夷長技以制夷”：全球秩序變化中規範的競争性社會化

作者：Kazushige Kobayashi，立命館大學副教授, 研究方向為和平建設、沖突管理；Keith Krause，日内瓦國際關系及發展高等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政治暴力、安全治理及和平建設；Xinyu Yuan，日内瓦國際關系及發展高等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中國政治與外交、規範争論和全球治理。

來源：Kazushige Kobayashi, Keith Krause and Xinyu Yuan, “Pathways to Socialisation: China, Russia, and Competitive Norm Socialisation in a Changing Global Order,”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8, No.3, 2022, pp.560–582.

摘要

本文質疑了國際關系社會化理論研究中的“現狀偏差”（status quo bias），提出了“競争性社會化”的替代概念。在該概念視域下，次級行為體通過“内化”（internalisation）國際社會中的主導性規範以提高自身的競争優勢，并在全球政治中為自己争取更平等的權力地位。目前主流觀點認為，社會化是一種“現狀偏向”（status-quo-oriented）的實踐過程，它會強化以“師生關系”為代表的既有權力等級。這種片面認知忽視了次級行為體自我驅動的社會化努力。由此，基于将社會化定義為行為體自我提高實踐的另一種社會學路徑，本文提出了“競争性社會化”概念，同時還闡釋了内化主導性規範的替代途徑。

社會化：競争性還是合作性？

國際關系中的社會化概念在有關新興大國與全球秩序的辯論中占據中心地位。近年來，一些學者開始質疑以上級行為體“教育”下級行為體的單向規範擴散為基本内涵的傳統社會化框架，認為社會化可以是一種具有交互性的（reciprocal）現象。例如江憶恩就曾提出，中國和美國正在競争與遵守自由國際秩序的不同側面，實際上很難判定到底誰在社會化誰。

總體來看，國關領域中主流的社會化理論靈感來源于帕森斯社會學，這種社會學路徑将社會化片面理解為一種加強既有權力等級的“現狀導向”實踐，而忽視了次級行為體内生的、自我導向的社會化努力。由此，本文對次級行為體的能動性給予了關注，提出了“競争性社會化”概念。通過進行競争性社會化，次級行為體能夠提升自身的競争優勢，為自己謀求更平等的權力關系以及更顯赫的國際地位，從而挑戰西方在全球政治中的主導地位。

本文從三方面進行了理論創新：其一，對非西方國家的曆史經驗進行了宏觀考察，西方化也可以作為挑戰西方的一種手段。換言之，“接受規範”并不意味着服從，也可能意味着颠覆與修正；其二，提出了一種規範擴散的新類型學，對不同類型的權力關系進行了考察；其三，本文發現即使沒有共同體身份認同（we-feeling），競争性社會化也會導緻主導性規範的深層内化。

超越全球權力等級的社會化

在沃爾茲的論述中，社會化是“相似單元”彼此趨同的主要機制，是強者推動弱者融入有利于強者自身地位護持的規範體系的過程。而随着建構主義的興起，社會化的研究重點逐漸從物質能力轉移至觀念影響，但是等級制權力關系的基本假定仍然保持不變。建構主義研究依然沿用“教師-學生”或者“能手-新手”的類比，認為“融入群體的渴望”在社會化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

然而，這種基于等級權力關系的教育式社會化模式源自一種特定的西方經驗，即東歐劇變後該地區國家融入西歐主流規範的社會化過程（即所謂的“歐洲化”）。這種“師生關系”與“專制課堂”相類似。在“專制課堂”中，學生被教導必須遵循教師提出的規範，但沒有任何進行批判思考的空間。這樣以來，社會化就被理解成了一個同質化的過程。個體行為者經由這一過程被馴化，最終失去批判審視其所處在的權力/社會關系的能力。這種理論的可推廣性是較為有限的，因為純粹的“師生關系”在國際關系中實際上很少見，而在西方主導地位下降的境況下，這種理論對規範擴散動态的解釋力也被削弱。

正如卡伊·奧爾德森（Kai Alderson）的批評所言，“國際關系學者總是喜歡借鑒過時的社會化概念。”其實早在20世紀80年代，許多社會學家就不再認同将社會化理解為“成員資格的獲取”的定義方式，而是将其重新解讀為一個“終生學習”的過程。社會化不一定會強化上下級之間的等級權力關系，也可以“賦能”無權者，使其通過自主學習獲得更強大的能動性和更平等的權力關系。

有鑒于此，本文提出了“競争性社會化”的替代概念，并在廣義上将其定義為次級行為體自我導向的學習，以及為了挑戰國際關系中的等級權力關系而對主導性規範的内化。在國際關系史的大部分時期中，西方國家并不是大多數人類的“正面”參照，非西方世界生活在對“優越的”西方列強既恐懼又欽佩的微妙混合情感之中，例如清末中國所提倡的“師夷長技以制夷”。通過競争性社會化，次級行為體尋求“積極自尊”并非為了謀求（與主導國的）一緻性或成員資格，而是希望超越主導性規範引領者，取得更顯赫的國際地位。而對國際地位的承認可以來源于包括競争對手、國際觀衆（其他國家或組織）以及國内觀衆在内的多種途徑。因此即使在未獲得成員資格的情形下，次級行為體也能通過更廣泛的社會承認産生積極自尊以及自我實現感。

競争性社會化的邏輯突出了非西方國家跨越時空的全球共同經驗，這種邏輯在包括中國、俄羅斯以及土耳其在内的非西方國家轉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日本的“明治維新”也是競争性社會化的典型案例，那個時代的許多日本民族主義者渴望學習西方國際社會的規範，認為這是保護日本免受西方掠奪的唯一途徑。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日本并沒有生發出某種“我群感”（we-ness，又譯“我們感”“同群感”，在本文語境中可理解為對西方世界的身份認同感），社會化被日本用作挑戰歐洲權力等級制的一種手段。但同時，日本對西方規範的學習也導緻了“深度”社會化，使該國經曆了徹底的身份轉變以及國内制度的重構。這種結果是強調“我群感”在誘導深層轉變中重要作用的主流建構主義理論無法解釋的。除了日本，沙皇俄國的西化改革也是出于競争的目的，而非出于對西方的“追随”。這些案例表明，競争性社會化是非西方大國挑戰世界政治既有權力等級的重要手段。有鑒于此，将“規範接受”視為服從和順從的傳統定義亟需調整。

定位競争性社會化：一個新框架

在反思宏觀曆史的基礎上，本節根據不同驅動力與擴散路徑，發展出了一套有關規範擴散的新式類型學，競争性社會化就位于這種類型學的分類當中。首先，本文認為應将社會化過程中對主導規範的内化與膚淺的行為調整（例如“修辭行為”與“戰術性模仿”）進行區分，後者通常不會導緻行為體偏好與身份的深層轉變。同時，本文也強調主導性規範的擴散并不必然會加強既有的等級權力關系，因為次級行為體也可能通過内化主導性規範以謀求更平等的權力關系。圖1展示了四種典型的規範擴散路徑，其中橫軸代表規範擴散過程所導緻的權力關系的性質（等級制的/平等的），縱軸代表規範内化的程度（程度高/低）。

圖 1規範擴散機制的分類

在實際情形中，規範擴散的實踐很可能是以上四種理想類型的混合。根據以上分類，“歐洲化”研究中常使用的社會化概念實際上是一種強化既有等級權力關系的“合作性社會化”。在這種等級關系中，下級行為體在“我群感”、積極的欽佩以及适當性邏輯的基礎上，渴望向上級行為體“老師”學習，同時也在合作性社會化的過程中，從“我群感”、對強者的追随、集體一緻性以及對上位者的尊重當中找到了積極自尊之所在。合作性社會化的機制包括規範說服、軟實力和霸權實力的使用。在這些機制的影響下，下級行為體将主導性規範視為國際事務中“合法性”行為的判定标準。但如前所述，合作性社會化現象隻在極少數情況完全适用——最典型的案例是東歐劇變後東歐國家的“歐洲化”。

雖然社會化理所應當地與共同體建設相關聯，但這種“共同體”并不總是以等級森嚴的師生關系為特征，也可以囊括競争性社會等更廣泛的變體。積極自尊也并不必然源于一緻性與“我群感”，次級行為體可以通過挑戰既有的等級權力關系、争取更顯赫的國際地位以及發揮自身的能動性而獲得積極自尊。也就是說，競争性社會化仍然是一種接受/内化既有主導性規範的社會實踐，而不是對既有規範的修正或推翻。但與合作性社會化不同的是，競争性社會化會削弱主導行為體的權力壟斷地位，在極端情況下次級行為體甚至可能表現得比主導行為體更好（outperform），從而威脅後者的社會地位。作為一個内生驅動的過程，“參與者觀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是競争性社會化的主要機制。通過融入占優勢的競争對手所主導的社會網絡，即使不通過等級森嚴的“師生關系”，次級行為體也能夠觀察和學習競争對手的長處，同時保留自身獨立的能動性。

在對合作性與競争性社會化實踐進行區分之後，還需要将競争性社會化的概念與類似的擴散過程進行比較。理性主義理論認為，規範接受可以通過“胡蘿蔔加大棒”的物質激勵手段加以誘導。然而，訴諸物質手段所激發的規範遵守通常會導緻膚淺的學習以及流于表面的行為調整，這種調整以“修辭行為”為特征，即“隻改變行動和修辭，以便看起來符合社會化推動者的要求”。這是一種由等級權力關系所導緻的現象，“規範領導者”操縱“規範接受者”的成本-收益計算，并且通過設置條件、授予成員資格和其他約束性實踐誘使後者不情願地遵從主導規範。這是一種施加“社會影響”的過程，即“通過獎懲激發親規範行為的一系列過程”。

因此，本文認為修辭行為和其他形式的“行為順從”是一種本質為“裝點門面”（window dressing）的實踐，它強化了既有的權力等級，但并不會重構行為體單位層面的偏好和身份。就此意義而言，修辭行為與競争性社會化正相反，競争社會化的特點是主導性規範的全面内化，旨在改變而不是加強現有的權力等級。此外，區别于被動的、防禦性的修辭行為，還存在一種主動的、自我導向的、進攻性的模仿行為，旨在挑釁、颠覆或挑戰既有的權力關系。在本文的分類當中，這些進攻性實踐被定義為“戰術性模仿”，它可能使次級行動者挑戰現有的權力關系，但不可能對整個規範結構産生持久和變革性的影響，因為這種模仿往往是一種旨在獲得臨時戰術優勢的不成體系的行為選擇，并不會導緻規範的内化，也不會從根本上改變行為體的偏好與身份。

競争性社會化概念的操作化

為了系統地研究競争性社會化現象，研究者需要明确把握規範擴散過程所導緻的權力關系的性質（等級制的/平等的），以及規範内化的程度（高/低）。

首先，通過系統梳理次級行為體政治精英看待主導性規範内化的方式，可以觀察到更平等權力關系的構建過程。一般而言，參與競争性社會化的國家将對主導性規範的内化描述為增強自身獨立能動性的一種手段。這種話語框架的構建過程可以通過研究該國政策文件、官方話語及其他公共數據進行追溯。

其次，對規範内化程度的操作化建立在規範研究最新成果的基礎上。Jonas Tallberg等人通過劃分三個層次區分了規範内化的不同程度：（1）規範缺失或拒絕；（2） “規範承認”（即“光說不做”）；（3）“規範承諾”（即“說到做到”）。在本文的概念界定中，低程度的規範内化類似于“規範承認”；而高程度的規範内化則強調規範社會化所導緻的國内制度重構，制度化正是規範内化可持續的關鍵所在。上述區分的細節如表1所示，

表 1規範内化程度區分的一般原則

實踐中的競争性社會化

1.中國在維和行動中的競争性社會化

中國對待維和行動的立場經曆了三個階段的轉變：在1987年之前（階段一），拒絕接受維和行動規範，将維和行動視為霸權幹預的工具；在1988年至2000年間（階段二），中國逐漸調整了看待維和行動的方式，在1992年首次向聯合國柬埔寨臨時權力機構派出400人的維和工程兵大隊。盡管如此，上世紀90年代中國對維和行動規範的内化程度仍然較低，中國維和部隊主要執行後勤、工程、道路建設、醫療等任務，不參與保障安全等維和行動核心工作。總之，這一時期中國對維和行動規範的立場發生了初步轉變，導緻該國出現了一些行為上的改變，但沒有對其偏好和身份進行任何根本性的重構。直到2001年之後（階段三），中國開始深化對維和行動規範的内化，甚至成為了全球維和行動的主要倡導者。中國國内相關制度與機構進行了重組，2001年中國國防部成立了維和事務辦公室，将維和行動納入解放軍實戰演練内容當中。此外，近年來中國也成為了維和預算的主要捐助國和人員輸送的主要來源國。

根據上文闡釋的分類，本文認為中國對維和行動規範的接受與内化代表了一種競争性社會化的實踐。在對中國官員和專家的采訪中，受訪者一緻認為追求國際地位和影響力是中國在維和行動規範上立場轉變的主要驅動力。通過競争性社會化的實踐，中國獲得了此前未曾擁有過的國際維和大國的身份，重新确立了本國的外交政策偏好，并成為全球維和行動的領導者。

2.俄羅斯在多邊發展援助中的競争性社會化

俄羅斯對待多邊發展援助規範的立場也經曆了三個階段的演變：2003年之前為規範拒絕階段（階段一），冷戰期間，蘇聯将國際發展視為資本主義掌控世界的工具，并且提出了與兄弟國家進行互助的替代方案。盡管在1989年後，俄羅斯不再對國際發展進行言辭抨擊，但在20世紀90年代繼續将多邊發展援助規範邊緣化，傾向于通過雙邊機制進行對外援助。2004至2009年之間為修辭行為和戰術性模仿階段（階段二），俄羅斯逐漸改變了對多邊發展援助的拒絕态度，開始着手進行程度較低的參與，其目的是為了增強本國在全球政治中的競争力。然而這一時期規範内化的程度較低，并且對多邊發展機構和方案的貢獻仍然有限。在2010年之後（階段三），俄羅斯開始轉向競争性社會化，加深了對多邊發展援助規範的内化，具體表現如：俄羅斯雖然不是OECD成員國，但開始采用OECD- DAC的标準，同時還推進了國内制度與機構的建設，注重培養相關專業人才，緻力于使國際發展文化制度化。

盡管俄羅斯對發展規範的學習受益于西方“教師”的經驗分享，但這一過程很大程度上是由俄羅斯自主學習的努力所推動的。俄羅斯希望最終打破西方在發展援助領域的壟斷，而将自己打造為替代的發展夥伴。就此意義而言，接受和内化以西方為中心的多邊發展援助規範，使俄羅斯能夠加強自己的能動性，并謀求在全球政治中建立更平等的權力關系。

結語

競争性社會化的邏輯有助于澄清規範社會化和權力政治之間的相互作用，并在某些方面能夠彌合理性主義和建構主義對規範的解釋之間的分歧。在日益多極化的全球秩序中，競争性社會化可能會變得更加突出和普遍，值得更多的學術關注。據此，本文指出了開展進一步研究的兩個具體方向：首先，需要解釋為什麼次等行為體有選擇地參與由西方主導的某些特定規範的競争性社會化，為什麼選擇偏偏是這些規範而不是另外那些？其次，雖然本文關注的是次等崛起大國(中國和俄羅斯)，但競争性社會化的動态也可能适用于實力差距更大的情況。例如，非盟對R2P的全面内化似乎也是由競争性社會化邏輯所推動的。鑒于此，需要進行更多的研究，以确定競争性社會化的概念如何能在中國和俄羅斯等“最有可能”的高能力行為體案例之外得到應用。

詞彙積累

現狀偏差/偏見

status quo bias

裝點門面

window dressing

我群感

we-ness

内化

internalisation

譯者：胡可怡，國政學人編譯員，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研究生，研究興趣為南亞區域研究與國際關系理論。

審核 | 李源 劉睿潔

排版 | 廉夢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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