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體就希望工程“大眼睛”女孩蘇明娟的近況做了一篇報道，提及蘇明娟的孩子正在上學，她偶爾才會用自己吃過的苦教育孩子，“完全是兩個時代的人，說多了，她們沒辦法想象。”這句話讓我頓悟。

我曾陷于一種困惑，每每想和上中學時的孩子說說自己當年吃過的苦，很少得到積極回應，有時更是被故意打岔“略過”。想說的話晾在空中，挺失落的。

這些苦，在當年的歲月裡是鮮活的，在今天也刻骨銘心。譬如1980年代，我上初中時，愛上文學，但苦于家貧缺錢買讀物看。酷暑天，我赤腳下田野裡打草藥，到街上的國營收購站賣得錢後，連一根五分錢的冰棒也舍不得吃，馬上去郵局買文學雜志，然後回到家如饑如渴地讀起來。

有一年夏天，因在淤泥中踩久了，我的小腿肚子上爛了個大洞，連路都走不成了，隻能卧病在床。我一度擔心腿會廢掉，像我二爺那樣一輩子都躲不開“爛腳”的陰影。後來，我的中藥師父親尋來西瓜葉搗爛成泥，和上西藥粉，敷上傷口，才治好了我的病。

我說這類往事，無非想表明這些道理：年輕時得吃苦、節約；讀書很重要也很養人；無論處于何種境地都要不失勇氣……和我一樣，很多“家庭教育家”熱衷于此。但我們的講述，往往換來一句“我都懂，你都說了很多遍了”。

很多為人父母者，很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考慮問題。為了不讓孩子“重蹈覆轍”，為了讓孩子明白菜根譚的真谛，他們總是恨不能把自己當年吃過的苦，在孩子面前事無巨細地“放映”一遍。但由于生存情境的極大差異——特别是，互聯網前時代和互聯網時代的對比——這種“祥林嫂”式的話語，多數成了一種廢話。

我的父輩們也很容易犯同樣的毛病：對于“父輩和孩子是兩個時代的人”這一點，有意無意地忽視了，因此溝通很難無縫對接，反而加深了隔閡。

擁有挫折經曆的一代人，希望通過自己的如實講述，讓下一代避開險灘，走上安全路徑，心情很好理解，但一個“沒辦法想象”的故事，是很難轉化為一份人生營養，幫助到下一代成長的。況且，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境遇和想法，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甘苦自知，多說無益。

我爺爺和二爺自小在蘇州和上海闖蕩，從學徒做起，拼出一方天地。爺爺發奮求知，終成中藥師、多家藥店的總會計。二爺才十三四歲年紀，就整日給老闆挑銅材擔子，苦不堪言，但他堅持了下來，後“單飛”成小有名氣的生意人。

他們退休返鄉後，從未和我說起“爺爺我當年……”，但我憑借細節觀察和親人的轉述，反而深受啟示、受益匪淺。當年，内向的爺爺和我幾無交流，因為我成天把他氣得滿村追打我而不得。

但他曾托我向一位村裡老人追讨久借不還的線裝本《三國演義》，書到手後，他先是大喜，繼而大怒，甚至立言絕交，因為那位借書者不僅缺乏信用，且把其中的幾本弄得髒兮兮、皺巴巴。這大概是爺孫之間唯一一次“文化交集”，爺爺愛書如命的樣子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外向的二爺，則偶爾向我講過知謙遜、善讀書的隻言片語。他和一些名教授頗有交情，令我十分豔羨。

我能成為一個碼字為生的人，兩位爺爺功不可沒。雖然這種隔代之間的教育方式具有偶然性、随意性，因而不成體系，但要言不煩、言傳身教、點到即止，挺管用的。

若是延伸而論，不迷信自己的經驗，不以“我是為你好”的借口，把自己的“吃苦記”強加在晚輩身上，相信和尊重他們的探索體驗，真的是一種可以推廣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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