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美聯儲?2021年，美聯儲的任何言論，全球市場都豎起耳朵認真地聽着，今天小編就來說說關于真正的美聯儲?下面更多詳細答案一起來看看吧!

真正的美聯儲

2021年，美聯儲的任何言論，全球市場都豎起耳朵認真地聽着。

如今的世界經濟，似乎成為了美聯儲的計劃經濟。美聯儲何時終結寬松、何時緊縮，影響着他國的貨币政策、宏觀經濟、政府債務和家庭财富的波動。

本文從美聯儲曆史的角度分析貨币及央行如何走向“統制”之路。此研究分為兩部分，本文為上半部分，下半部分為《百年美聯儲（下）：計劃之路》。

本文邏輯

一、清算主義

二、幹預主義

三、滞漲危機

【正文8000字，閱讀時間30'，感謝分享】

關于“大銀行主義”的鬥争，貫穿着美國的立國史。這也導緻美國央行的成立時間晚于歐洲國家。

在1913年底美聯儲正式成立前，美國就早已數次出現過要成立一家中央銀行機構的呼籲，這種呼籲最早來自農民。1886年，主要由美國中西部農民組成的農民聯盟在德克薩斯州舉行大會，提出了“克利伯恩”訴求。訴求包括：由美國财政部發行政府貨币作為法定貨币，取代流通中的私有銀行票據；國會對貨币增長實施調控。

某種程度上，這些平民改革家的思想促使之後的美聯儲建立了一種理念，即貨币供給要與實際經濟增長緊密挂鈎。

從1893年到美聯儲成立的20年間，席卷美國的數次金融恐慌或許與混亂的信貸供給密切相關。危機通常始于農戶信貸需求的季節性噴湧，為滿足農戶生産投入所需的信貸需求，遍布全美的數以千計的鄉村銀行被迫收回自己在47個城市銀行中的儲備金，最後貨币需求向上傳導到3個中央儲備金城市銀行。作為鍊條的末端，紐約的城市銀行承擔了巨大的儲備金供給壓力。如果它們無法頂住這種壓力，整個金融體系可能瞬間崩塌。

1907年的金融恐慌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紐約第三大信托公司尼克伯克信托公司突然倒閉，其他兩家巨頭也臨近倒閉邊緣。金融大亨J.P.摩根迅速籌集了3500萬美元的緊急救助貸款，可仍舊無法挽救危機。處于恐慌中的地區銀行紛紛要求收回存放在紐約的儲備金，由此積累的信貸壓力，連摩根及其同盟也已無法化解。危機最終止于美國财政部的緊急操作。

1908年，美國成立國家貨币委員會，以查明金融危機的原因。納爾遜·奧爾德裡奇任該委員會主席并提出了解決方案——“奧爾德裡奇計劃”，不過，這一包含中央銀行的計劃未獲國會通過。該計劃将中央銀行定義為一家私人銀行，反對者擔心，私人金融巨頭可通過中央銀行操控經濟和聯邦政府。後來，在該計劃的基礎上，民主黨參議員卡特·格拉斯提出了一個具有妥協性質的新計劃，經反複修改後在兩院通過，這一計劃被民主黨總統伍德羅·威爾遜簽署為法律，即《聯邦儲備法案》。威爾遜簽署該法案的條件是，美聯儲必須是一家公共機構，并且在聯邦财政部的管轄之下。

該法案的通過标志着美聯儲的誕生。《聯邦儲備法案》建議将全美劃分為12個聯邦儲備區，并各設立一家聯邦儲備銀行；在聯邦儲備銀行的基礎上設立聯邦儲備理事會，該理事會由7名委員組成，包括财政部長和貨币監理局局長，均由總統任命。此外，聯邦儲備銀行可發行聯邦儲備券，作為法定流通貨币；聯邦儲備銀行可通過貼現窗口，對會員銀行進行票據貼現，以此控制貨币供應。

此後的20年代，美聯儲的地位獲得了進一步的鞏固。一戰後美國經濟強勁增長，尤其是工業生産領域發展迅速，美聯儲分享了這一時期繁榮帶來的聲譽。

但從根本上，美聯儲的貨币管理方式存在着缺陷——名為公共機構，實為私人機構。最終這種缺陷以一種不可挽回的方式暴露了出來，最為突出的表現是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大蕭條。

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美國曆史上最嚴重的大危機在這一年爆發。最早的征兆是股票暴跌，僅僅幾天，标普指數從245點狂跌至162點，股票市值被摧毀超過三分之一。泡沫破裂的巨大聲響傳導至銀行業，這意味着此前商業銀行交給金融投資人的數十億美元貸款變得難以收回。

随之而來的是銀行倒閉潮——全美超過40%的銀行深陷其中，失業率飙升至25%，導緻上千萬美國人陷入赤貧。

哈耶克将這場史無前例的大危機歸因于信貸的過度擴張。他斷言，一戰後美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并非來自儲蓄支撐的投資，而是受到信貸擴張的刺激，因此不具有可持續性。在繁榮的高峰，哈耶克看見的是将要發生的衰退。

這場“災難性崩潰”發生後，美聯儲聲名掃地。實際上，無論是損失慘重的債權人，還是一夜赤貧的工人都對其心懷怨怼。弗裡德曼也認為美聯儲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指出這一被賦予制定貨币政策的公共機構在危機來臨時，采取了緊縮操作。

這裡的深層原因是，當時的美聯儲隻是名義上的公共機構，其具體政策主要由私人機構控制的紐聯儲說了算。

按照哈耶克的說法，危機或許始于紐約儲備銀行行長本傑明·斯特朗的信貸寬松政策。1927年夏，斯特朗積極推進信貸寬松，降低貼現利率，并從開放式市場購入3.4億國債。這無疑向銀行體系注入了巨大的一筆流動資金，投資的虛假繁榮也就由此開始。

而從斯特朗的角度來看，他是出于好意。一方面他注意到，國内就業率正在悄悄下滑，整體物價下跌，企業呈現出将要滑入經濟衰退的迹象。他希望能通過放松信貸來防止另一次經濟緊縮的發生；另一方面，斯特朗受到歐洲各中央銀行放松美國信貸的請求。此時歐洲貨币緊縮，利率走高，斯特朗擔憂歐洲陷入經濟緊縮将會對美國經濟同樣帶來負面沖擊。

但好的初衷并未導向好的後果，這筆巨額流動資金堆起了金融資産泡沫，并最終于斯特朗去世的次年——1929年引來緻命坍塌。

對這一切，斯特朗并非毫無預見，隻是他對美聯儲，對他的後繼者抱有太高的信心。在給同事的信中，他信心十足地指出，美聯儲“存在的價值就是保護美國不受任何因貨币問題而引起的災禍”，并且在這類災禍面前“擁有立即向街道撒錢”的能力。

如果在危機後，美聯儲立即拿出斯特朗的決心，情況也許會被逆轉。而事實卻是，在最初，他們任由危機發生，并認為這是一場對過剩貨币的正常矯正。時任财政部長的安德魯·梅隆對此的看法可以說是其中代表。他曾對總統胡佛坦承，走出經濟衰退的方法就是更多倒閉、更多失業和更多清算，這會清除經濟體系中的腐爛和敗壞。

由此可見，彼時的美聯儲采用的是古典主義的清算主義思想，以私人機構的方式實施“順風而行”的貨币政策。

當時，美聯儲的資産主要來自私人會員銀行，私人會員銀行拿出真金白銀交給12家聯儲銀行來管理，其中紐聯儲最具實力。當危機爆發時，紐聯儲和其它聯儲銀行也和私人銀行一樣選擇避險，讓市場自己去清算。

費城聯邦儲備銀行的諾裡斯回憶稱，在各方催促美聯儲向金融體系注入更多貨币時，美聯儲所執行的仍舊是1923年那一套，“在經濟擴張時提供額外的信貸，在經濟收縮時減少貨币供應”。其結果是，美聯儲被動跟随經濟波動方向，并且增強了其上下浮動的力道。

在清算主義思想下，貨币的主要創造方式來源于真實的經濟行為。當時，美聯儲創造貨币主要通過12家儲備銀行的貼現窗口，而非在開放式市場購買國債，當銀行向企業借貸時會開具“實物票據”，銀行也能夠憑借這些票據，以一定的利息從中央銀行獲得相應的貨币。在構想中，這種貨币創造方式是以真實的經濟行為為根據，因而使得貨币供應具有彈性，能夠跟随經濟的波動而自我調節（此處與哈耶克的觀點有些沖突，我們在下一篇文章中分析）。

以1931年10月為例，在兩周的時間内，聯邦儲備銀行将貼現利率提高2%。這等于是在本就日漸水位下降的貨币池中又抽出了一捧水。于是，接下來6個月裡的産業規模又下降26%，基礎貨币再次縮水9000萬美元，弗裡德曼認為這種貨币操作進一步加劇了經濟緊縮。

到1933年初，富蘭克林·羅斯福即将總統就職時，美聯儲依然實施清算主義政策。這時，一個關鍵人物改變了美聯儲，此人正是美聯儲第一任主席馬裡納·埃克爾斯。

埃克爾斯給美聯儲帶來了凱恩斯主義。

30年代的大蕭條，埃克爾斯作為猶他州的銀行家，也承受着金融恐慌的沖擊。在帶領銀行走過危機後，憑借着敏銳的觀察力和才智，埃克爾斯似乎領悟出為何會出現1929年持續的經濟大蕭條。他認為，金融系統中的每個個體建立在自身利益基礎上的恐慌行為——強迫債務人清算和收回貸款——加劇了經濟收縮的烈度。最終，埃克爾斯得出了和凱恩斯相近的結論：“我們走出經濟衰退的唯一方法就是通過政府行為給有購買需要的美國人設置購買力。”

“1929年到1930年的巨大吸力讓少數人吸走了日益增長的當下财富……通過吸走普通消費者手中的購買力，存款用戶也就會拒絕讓自己充當需要商品的有效人群，也就不再認為自己應當将資本積累重新投入到新廠房的建設中。這就像是玩撲克牌，當籌碼越來越集中到少數人手中，其他玩家也就隻能通過借錢的方式繼續遊戲。一旦信貸系統出現崩潰，那麼遊戲也就結束。”

埃克爾斯的邏輯是，1929年出現的急劇通貨緊縮消耗了靠工資收入為生的普通民衆的購買力，他們隻能借入更多的債務維持生活。而另一方面，通貨緊縮擴充了債權人的财富，少部分人成為受益者。而由不穩定的信貸所支撐的消費一旦崩塌，生産也會相應萎縮。緊接着便是跌入螺旋，更多生産者限制生産規模或倒閉，勞動雇傭減少，消費進一步萎縮。這一觀點與費雪的債務螺旋有些類似。

埃克爾斯認為，要中止這一趨勢，唯一的辦法就是使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的貨币重新流動起來，而能做到這件事的隻有聯邦政府。政府可以從少數人手中借入閑置資本，再通過各種方式将其交到多數人手中，包括修建公共設施，或對低收入人群提供福利保障，失業救濟，農業撥款等。這些觀點與凱恩斯如出一轍，不過埃克爾斯反複強調他沒看過凱氏書籍。

1933年，埃克爾斯在參議院聽證會上陳述自己的觀點，并提出一系列的改革建議：針對銀行儲蓄的聯邦保險、一個中央集權的聯邦儲備系統、重新分配收入的稅收改革。此外，還包括政府财政預算方面的提議，即超出稅收的财政開支以刺激經濟。

作為羅斯福總統的密友和新政改革背後的總設計師，埃克爾斯順利地成為了第一任美聯儲主席。他把幹預主義帶入美聯儲，将貨币發行權從地方聯儲收回，使得美聯儲變成了一家真正意義上的公共機構。

正如加爾布雷思所說，埃克爾斯手下的美聯儲變成了“凱恩斯主義在華盛頓的布道中心”。埃克爾斯聘請了另一位受到凱恩斯思想影響的學者、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勞克林柯裡。後者到任後，便立即招募和更換了一批美聯儲研究員。

這一時期發生的改革包括，後來被認為是新政時期最重要的銀行體系改革”美國聯邦銀行存款保險”。在這一制度下，小儲戶的存款将得到美國政府的保障。也就是說，哪怕銀行陷入倒閉，小額儲戶也能收回自己的存款。保障額度上限最初是5000美元，後逐漸上升至10萬美元。這一機制對穩定公衆信心至為重要，此後美國就很少發生因擠兌引發的銀行倒閉了。

1935年，由埃克爾斯提議的《銀行法》将聯邦存款保險制度永久化。也是在《銀行法》中，埃克爾斯促進了美聯儲的獨立，這種獨立既是對來自白宮的政治幹涉而言，也是對華爾街的金融利益而言。1935年的《銀行法》創立了“美聯儲公開市場委員會”，作為控制貨币政策的關鍵機構，該機構由12名委員共同決議，其中美聯儲委員占7票，分布各州的儲備銀行行長分享餘下5票。這樣，在委員們意見一緻的情況下，将取得多數票優勢。

此外，《銀行法》亦規定，财政部長和貨币審計長不得同時成為聯儲會成員，這就為白宮插手美聯儲獨立決策設置了障礙。

隻是，适逢二戰，美聯儲沒能很好的保持自身對白宮的獨立性。戰争期間，為支持财政部的債務融資計劃，美聯儲将“低利率”奉行為貨币政策的目标。“二戰”期間，美國政府長期債券利率一直被穩定在2.5%，短期利率則更低，隻有不到0.5%。美聯儲并非沒有認識到其中風險，即失去對物價與貨币的控制力可能導緻戰後無休止的通貨膨脹，隻是形勢所迫。1945年，美國國債餘額2600億，占GDP122%。

埃克爾斯曾就這一問題與财政部多次發生争執，但都被迫妥協。持續抗争的後果是，1948年，杜魯門拒絕再次任命埃克爾斯為下一任美聯儲主席。

1934年到任，1948年卸任，作為美聯儲主席的近14年間，埃克爾斯改變了這一機構的政策思想、權力結構以及操作手段。為表示對他的尊崇，在《聯邦儲備法》誕生70周年的1983年，人們以他的名字重新命名了美聯儲總部兩座辦公大樓中的一座。

1951年初，杜魯門總統将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全體成員叫到辦公室長談，繼續向他們施壓，随後甚至單方面宣布：美聯儲繼續把利率維持在原來的水平。

美聯儲對此發起了抗議，經過與财政部協商，《财政部與聯邦儲備系統協議》出台。協議中，财政部略微讓步，同意提高利率，并答應給予美聯儲“較小的靈活性”。有趣的是，此次協商中财政部方面的談判代表是威廉·麥克切斯尼·馬丁，而他在同年被任命為美聯儲主席。

馬丁在美聯儲内部的影響深遠，他任期近二十年，經曆了五屆總統。馬丁被認為是美聯儲精神和一種時代傳統的代表，領導美聯儲開始走向獨立。他開啟了一種與斯特朗完全不同的操作原則：“逆風飛揚”，即逆周期操作。這一操作原則，其實是埃克爾斯帶入的凱恩斯主義的實操原則，即經濟衰退時，美聯儲作為公共機構，向市場提供貸款，注入流動性。

1952年，艾森豪威爾擊敗民主黨成功當選總統，他上任後，共和黨人支持推高利率，實施穩健貨币。接下來幾年，美聯儲都如願繼續擡高利率。馬丁給美聯儲帶來的獨立操作，很大程度上使得美國經濟遏制了二戰後的高通脹。

20世紀50年代，美國經濟迎來戰後黃金期。此時美聯儲隐在權力的背後，還未像現如今這般“樹大招風”，即便偶讓政客不順心，也未招緻太多批評。 譬如，這種逆周期操作，一度中斷了50年代經濟的高速擴張。

不過，這種風向在民主黨人肯尼迪競選總統成功後就開始轉變。肯尼迪上台後，提出了一系列社會福利措施，如改善城市住房條件、改革稅制、發展教育。他提出經濟複興與增長計劃，要求美聯儲實施擴張性政策。财政擴張之下，1963年7月，政府開支達到940億美元，黃金儲備降到了二戰以來的最低。

這或許是一個信号，但并未引起注意。畢竟，60年代美國經濟開啟了一場勁頭十足的增長，就業率穩步提高，股票湧現牛市。60年代，大衆消費的普及，讓美國消費者進入了一種黃金時代的幻象。

在肯尼迪遇刺後，副總統約翰遜在達拉斯機場緊急宣誓就職總統。此後，約翰遜繼承了肯尼迪的政治遺産，提出“偉大社會”計劃，推行減稅，向貧困“開戰”，增加社會救濟。從此，政府更加大手筆的财政擴張接踵而來。他全面介入越南内戰。戰争軍備開支及新福利政策，讓聯邦政府開支激增，财政赤字急劇擴大。

此時馬丁有些坐不住了。他向白宮暗示，美聯儲将要加息，但是白宮則回應道 “美聯儲需要學會适應經濟增長的新環境”。美聯儲也曾試圖反抗，可是力度微不足道。

對于這個尚未徹底絕緣于政治的機構來說，走向獨立需要經曆一段漫長的時間，也需要一個強硬人物來領導。馬丁為人和善、幽默，擅于與人打交道，卻始終是一個“中庸”派。美聯儲在他帶領下雖然走向獨立，但尚未能面向白宮建立起威望。

一次，約翰遜在農場約見馬丁，要求美聯儲降息。迫于壓力，美聯儲下調了利率。政府大力度的财政支出再加上美聯儲的低利率，為之後的通貨膨脹埋下禍根。

60年代後期，越戰泥潭和持續的貿易逆差，導緻美國政府債務高企，黃金淨儲備嚴重不足，美元愈加脆弱。

于是，一場危機如期而至。

1970年，美元，風雨飄搖，美聯儲，岌岌可危。

尼克松總統任命亞瑟·伯恩斯為新的美聯儲主席。伯恩斯一直都是尼克松的核心經濟幕僚，被批評為“當代最政治化的美聯儲主席”。伯恩斯就任以來，大幅注水。他說服委員會推行寬松的信貸政策，實行低利率政策。伯恩斯的操作加速了美元崩盤。

第二年，尼克松總統任命保羅·沃爾克擔任财政部副部長負責研究美元對策。黃金虧空，美元貶值，依托于美元的全球貨币體系——布雷頓森林體系處于危險之中。布雷頓森林體系确立了戰後全球貨币規則，各國貨币盯住美元，美元盯住黃金，以1：35的比例兌換。然而，美國黃金大幅流失，美聯儲已沒有能力維持美元與黃金的固定比價。

1971年8月，沃爾克給出的方案是關閉黃金兌換窗口。這一方案遭到了伯恩斯的反對，但最終被尼克松采納了。于是，尼克松總統在戴維營會議後宣布關停各國兌換黃金窗口，引起了外彙市場的軒然大波。

關閉黃金兌換窗口，意味着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固定彙率、剛性兌付被打破，戰後确立的世界金融貨币秩序崩盤。

除了美元跌落神壇，70年代，美國經濟也開始被迫自食曾經埋下隐患的通貨膨脹惡果。

1971年，尼克松采取價格管控來強行遏止通貨膨脹，他宣布凍結工資、物價、房租和紅利90天，但同時又推行刺激性的财政政策，為接下來的競選年做準備。尼克松政府面對滞脹危機的決策，無異是火上澆油。伯恩斯配合尼克松總統實施了寬松政策。1972年美聯儲的貨币擴張速度比上一年快了25%，并拒絕了22次來自不同地區儲備銀行提高貼現利率的申請。

價格管制的後果是适得其反，物價劇烈反彈。屋漏偏逢連夜雨，1973年，石油危機爆發，歐佩克石油生産成員國将石油價格提高了4倍，石油價格上漲引發了美國國内物價的上漲，通貨膨脹再度惡化。更糟糕的是，失業率也開始擡頭。直到石油危機過後，國際油價才回落，但美國國内通脹卻愈演愈烈。通貨膨脹與失業率并行，菲利普斯曲線失靈，凱恩斯主義的幹預主義破産。這就是滞漲危機。

整個70年代，美聯儲的政策患得患失，混亂不堪，通貨膨脹高居不下。這也引發了美國白宮震蕩，先是尼克松因“水門事件”下台，接着福特隻擔任了一屆總統，然後是“最失敗的總統之一”卡特。

1979年，對總統卡特來說危機四伏。第二次石油危機，國内通脹率達到14%，面對民意的坍塌，卡特選擇了别出心裁的挽救措施。

7月份，經過在戴維營10天的閉關會議，卡特出現在公衆面前。7月15日晚，他發表了《一蹶不振》的演講，超過三分之二的美國民衆觀看了這次演說。

随後，卡特總統對内閣進行大換血，以示重振之心。卡特辭退了自己任命僅僅17個月的美聯儲主席米勒。這時國内的經濟猶如泥潭，到底誰能扛起這個大旗，帶領美國走出通貨膨脹？挑選新任主席是一個重要而艱難的選擇。

副總統首席幕僚打了上百個電話，最終将眼光鎖定在保羅·沃爾克上——正是尼克松時期提出關閉黃金兌換窗口的财政部副部長沃爾克。

1979年8月7日，沃爾克走進了美聯儲主席的辦公室，一邊閱讀上百封問候的信件，一邊思考接下來的應對之策。

8月份，沃爾克主持的第二屆美聯儲委員大會上，七名委員一緻通過了提高貼現利率至15%的決策。然而到了9月份，沃爾克的再次提高利率提議卻遭遇了阻力，内部投票結果顯示是4：3，這種陣營對立也被外界關注，他們認為沃爾克帶領的美聯儲将會過于軟弱。事實上，當沃爾克上任之時，華爾街就已經豎起耳朵，想迅速對這位新任主席的風格做出判斷。

沃爾克對内部投票沒有太過在意，讓他長期焦慮的是國内高居不下的通貨膨脹率。正如他在就任時對衆議院演講時所表明的立場：不斷緊縮和遏止貨币供給量，戰勝通貨膨脹。

過去，美聯儲長期使用控制利率的方式調節貨币供應量，而這一次，沃爾克試圖采納弗裡德曼的觀點，允許利率随經濟波動漲落，将美聯儲的焦點轉為對貨币供給的關注。

沃爾克首先找上了沃利克的辦公室，這位美聯儲内部最年長的委員是美聯儲内部“鷹派”代表，也是緊縮貨币的堅定捍衛者。沃利克警告沃爾克，這是一個魔鬼協定。“你控制了貨币供給，但是利率卻會因此變得反複無常。”

“是的，你必須學會與這個魔鬼周旋。”沃爾克的回答很簡單。

到9月的最後一個星期五，沃爾克一一說服了七個委員通過新的運作機制，他們聚在一起，為最終的改革敲定細節。

美國财政部長威廉·米勒和卡特内閣經濟委員會主席查爾斯·舒爾茨聽聞了沃爾克的決策，反複勸說他停止改革計劃。舒爾茨已經預見這項政策将會對卡特的連任帶來巨大陰霾，勸說沃爾克直到最後一分鐘，“我同意美聯儲應采取一些強硬措施，但我反對的理由是一旦改變運作程序，你将無法回頭。如果你告訴全世界美聯儲将以貨币供給為中心并容許利率‘自生自滅’，那麼你将不得不永遠堅守這條原則，并且永無靈活處理的餘地。”

然而，沃爾克早已做足了心理準備，這項改革勢在必行。1979年10月6日，沃爾克召開了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特别會議。

接下來幾周時間，被視為市場晴雨表的聯邦基準利率變得毫無規律，華爾街怨恨戲稱為這是“沃爾克的周六夜特價品”。

作為沃爾克推行改革的一部分，他提拔了老同事彼得·斯特萊恩特，任命他來掌管紐聯儲交易室，依據美聯儲的決議，在紐聯儲總部大樓的八樓悄悄在政府債券市場上買賣證券來控制美元總量。

1980年3月，卡特聯合内閣成員對公衆發起勸導，希望美國民衆能夠停止借貸，美聯儲予以了配合。委員會内部對此有争議，但是多數人認為這是一個無關痛癢的決策。

不過，接下來的一切讓所有人大吃一驚。随着信貸控制政策的實施，信用卡銷售商最先預感到不妙，人們對停止借貸的附和誘發了經濟衰退。誰都沒想到，一個小小的動作竟然扭開了“債務蓄水池”的水龍頭。美聯儲的經濟學家預測到了将要到來的經濟衰退，卻沒想到信貸控制讓這場衰退加速了。

随着社會需求量下降、生産削減、工人失業這一系列連鎖反應，大選之年，卡特的支持率受到重創，美聯儲也迅速宣布取消信貸控制法案。

但這隻是1980年美聯儲跌宕起伏的開始。貨币供應量的控制造成了聯邦基金利率的劇烈波動。4月底，聯邦基準率達到前所未有的21%。5月6日，聯邦基準利率又下滑至13%，這已經到了委員會此前制定的聯邦基準利率最低線。沃爾克匆匆召開了委員會電話特别會議，他們面臨兩個選擇：一種是重新開始控制利率，讓它慢慢回升；一種是繼續遵循貨币流通總量市場信号，任由利率繼續下滑。

這兩種分歧，其實是美聯儲傳統運作模式與沃爾克開啟的新運作原則的分歧。然而，上半年美聯儲忽高忽低的利率引發了衆多批評。雖然革新遭到了挑戰，沃爾克仍然堅持了最初的原則，他堅持了後一種運作模式。接下來的大半年，在華爾街的眼裡，市場如此動蕩，美聯儲俨然已經放棄了對利率的控制。到6月，聯邦基準利率下滑至8.5%。

但是，任憑沃爾克如何折騰，經濟複蘇依然遙遙無期。在最糟糕的時期，迎來了總統大選年。卡特總統在連任競選中屢屢攻擊美聯儲，他回憶起自己最初任命沃爾克時有人對自己的警告，但一切已經于事無補。美聯儲從來都不想卷入到政治的漩渦中，如果說這一年備受诟病起伏不定的利率和貨币供給有什麼好處，那就是讓外界注意到了美聯儲航行方向開始真正獨立于政治。

美聯儲，何去何從？

請關注下篇《百年美聯儲（下）：計劃之路》

備注：文中美聯儲的曆史主要參考威廉·格雷德的《美聯儲》，在此感謝本文作者和中文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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