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會及時換一種活法（上）：談能活出自我，潇灑風流自在一生的詩人袁枚

學古論今

在我國著名的古代文人當中，能像清代詩人袁枚這樣及時主宰自己的命運，趁着年輕力壯，換一種活法，活出自我，活得滋潤、潇灑的能有幾人？實在是不多。魏晉時的陶淵明他活出了自我，如果把他和清代詩人袁枚一比，又有不同——陶淵明活得就不如袁枚活得滋潤、潇灑。

陶淵明與袁枚有相似點：

他們都是封建社會的小官吏——知縣；他們都厭惡污濁的官場生活，能及時認清社會，把握自己的人生，棄官歸園，活出自我，無怨無悔。

陶淵明與袁枚有不同點：

1·兩人生活的時代不同。陶淵明生活在東晉末至南朝宋初期，社會動蕩，戰亂頻發。他是我國偉大的田園詩的創始人和辭賦家。被稱為“古今隐逸詩人之宗 ”，享年六七十歲（一說62歲；一說75歲）；袁枚生活在清代，身曆康、雍、乾、嘉四朝。活了82歲，他是詩人、散文家、文學批評家和美食家。

2·生活境遇不同：陶淵明歸園田居後以務農為生，生活困苦，但雖苦不改初衷，堅守恬淡曠遠的襟懷、孤傲高潔的品格，被後人所敬仰、效仿；袁枚棄官後經營随園，如魚得水，創作了大量表現自我性情的詩篇，并廣納弟子，尤其是女弟子，出資刊刻詩集，成為乾嘉詩壇赫赫有名的詩壇将領，引領一代詩風 ，活得滋潤适意。但對其風流轶事多有微詞，從古至今仍是一個譽謗交加的文壇大家。

學古論今：了解他們的人生之路，辨析他們的人生得與失，洞悉他們在人生十字路口抉擇時的收與放的利落與果斷，學習他們放得開，拿得起的人生智慧。對于我們的職場生涯乃至一生都是有借鑒意義的。

學會及時換一種活法（上）：談能活出自我潇灑風流自在的詩人袁枚

陶淵明确實活出了自我。在《歸去來兮辭》中他講的明白：

“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怅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谏，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他的意思是說：

“既然自己的心靈被軀殼所役使，那為什麼悲愁失意？我明明白白地悟出，過去的錯誤已不可挽回，但明白未發生的事尚可補救。我确實入了迷途，但不算太遠，已覺悟如今的選擇是正确的，而曾經的行為才是迷途。”

陶淵明認為過去的“為五鬥米折腰”的官場生活，沒有讓他活出自我，以至讓他的“心靈被軀殼所役使”，好在入了迷途，但不算太遠，已覺悟如今的選擇是正确的，而曾經的行為才是迷途。”

緊接着在這篇《歸去來兮辭》中欣喜地描述了他所要的活出自我的生活情境：

“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顔。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将入，撫孤松而盤桓。”

“院子裡的小路快要荒蕪了，松菊還長在那裡。我帶着幼兒們進入屋室，早有清釀溢滿了酒樽。我端起酒壺酒杯自斟自飲，看看院子裡的樹木，覺得很愉快；倚着南窗寄托傲然自得的心情，覺得住在簡陋的小屋裡也非常舒服。天天到院子裡走走，自成一種樂趣，小園的門經常地關閉，拄着拐杖出去走走，随時随地休息，時時擡頭望着遠方。雲氣自然而然的從山裡冒出，倦飛的小鳥也知道飛回巢中；陽光黯淡，太陽快落下去了，手撫孤松徘徊。”

接着又詳盡地描述歸園田居之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餘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岖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

他的意思是說：“以親人間的知心話為愉悅，以彈琴讀書為樂來消除憂愁。農夫告訴我春天到了，西邊田野裡要開始耕種了。有時叫上一輛有帷的小車，有時劃過一艘小船。有時經過幽深曲折的山谷，有時走過高低不平的山路。草木茂盛，水流細微。羨慕自然界的萬物一到春天便及時生長茂盛，感歎自己的一生行将結束。”

在詩人看來和親人說說知心話，彈彈琴，讀讀書來消除自己的憂愁；和村民聊聊農活也是一種快樂；還可以坐上車，或者劃着小船出去遊覽一番，與大自然融為一體，感受其中的快樂。

最後詩人對這種歸園田居來了此一生的生活做了概括：

“已矣乎！寓形宇内複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複奚疑！”

他的意思是說：“算了吧！活在世上還能有多久，為什麼不放下心來任其自然地生死？為什麼心神不定，想要到哪裡去？富貴不是我所求，修成神仙是沒有希望的。趁着春天美好的時光，獨自外出。有時放下手杖，拿起農具除草培土；登上東邊的高崗放聲呼嘯，傍着清清的溪流吟誦詩篇。姑且順其自然走完生命的路程，抱定樂安天命的主意，還有什麼可猶疑的呢！”

在陶淵明五十歲那年他寫了《雜詩十二首·其一》，此時距其辭官歸田已經八年。這首詩是他經曆了長年的田園生活之後，上升到人生哲理層面的總結：

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分散逐風轉，此已非常身。落地為兄弟，何必骨肉親！得歡當作樂，鬥酒聚比鄰。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

“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這四句，常常被人們用來勉勵年輕人要“抓緊時機，珍惜光陰，努力學習，奮發上進。”在今天，一般讀者對這四句詩作如此理解，未嘗不可。

但通觀這首詩，你會發現，陶淵明的本意卻與我們勉勵年輕人要愛惜時間，奮發努力之意大相徑庭！

我以為：詩人其實是鼓勵人們：“要活在當下，活出自我，及時行樂。”

有人會說：“你這不是貶低了大詩人陶淵明嗎？難道他會讓人們，渾渾噩噩地活一天算一天嗎？”

我以為，發此問者，恰恰是沒有讀懂大詩人陶淵明。

陶淵明的大半生是以過着貧民的田園生活為樂。在我們所引他的《歸去來兮辭》的開始幾句中已經将他的貧苦家境講得非常清楚：“餘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瓶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我家貧窮，耕田植桑不足以供自己生活。孩子很多，米缸裡沒有剩餘的糧食，賴以維持生計的本領我還沒有找到。）陶淵明坦率地承認自己除了做小官吏，就是種地，沒有其它維持生計的本領。然而陶淵明就是在這樣的貧困家境中選擇了歸園田居。對于做官它放得下，對于貧困他想得開。他要不違心的活出自己。

他寫《雜詩十二首·其一》這首詩的時候，陶淵明已是天命之年，陶淵明對社會人事的虛僞黑暗有極清醒的認識，因而他的隐逸不是消極的逃避現實，而是具有深刻的批判社會現實的積極意義。當他在漫長的隐居生活中陷入饑寒交迫的困境時，盡管也彷徨過，動搖過，但最終還是沒有向現實屈服，甯固窮終生也要堅守清節。他在這首詩中所說的：“得歡當作樂，鬥酒聚比鄰。”這其中的“及時行樂”有他特有的人生内涵，他是說：

既然生命是這麼短促，人生是這麼不可把握，社會是這麼黑暗，歡樂是這麼難得，那麼，對于生活中偶爾出現的一點點歡樂，就應該倍加珍惜，不要輕易放過，要及時抓住它，盡情享受。這種及時行樂的思想，我們必須要放在特定的曆史環境下加以考察。它是指示标志着一種人的覺醒，即在懷疑和否定舊有傳統的标準和信仰的條件下，人對自己生命、意義、命運的重新發現、思索、把握和追求。陶淵明在自然中發現純淨的美，在村居生活中找到了質樸的人際關系，在田園勞動中得到了自我價值的實現。

陶淵明在這首詩中所說的：“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是告誡人們：不要為了一官半職，為了争名奪利，為了那點獎金而苟苟且且地枉活一生。要活出自己，不要讓“自己的心靈被軀殼所役使”，要還原人的“本來的我”

詩中開頭四句就把人生悟透：“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分散逐風轉，此已非常身。”

“分散随風轉，此已非常身。”常身：“常住之身”。佛家認為常住之身具有永恒的法性，與死生變易無常的父母生身不同。這兩句是說，由于命運變幻莫測，人生飄泊不定，種種遭遇和變故不斷地改變着人，每一個人都已經不是最初的自我了。（用現在的哲學術語即人在社會中已經被異化）

陶淵明的詩文共一百四十幾篇，引用《列子》、《莊子》典故多達七十次之多，不能不說對老莊思想接受甚深。在這四句詩，語雖尋常，卻寓意奇崛，“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他将人生比作無根之木、無蒂之花，是為一喻；再比作陌上塵，又是一喻，比中之比，象中之象，直把詩人五十年的深刻的人生體驗寫了出來，既透露出面對污濁的社會至為沉痛的悲怆，又顯示着老莊的不凝滞于任何思想、利益等任何事物，從而達到聖人不凝滞于物的高境界，從而使詩句上升到人生哲理的層面：老莊哲學認為要“無為”，“人”要有所“為”就是個——“僞”字。陶淵明的“及時行樂”觀與《古詩十九首．生年不滿百》：“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的腐朽的醉生夢死的“及時行樂觀”是不相同的。他信服莊子的”逍遙遊“。陶淵明深受莊子的影響，甯可在泥塘裡快快活活地搖頭擺尾地随便爬行，也不願意去做官死了之後被人把骨頭架子珍藏起來，供奉在廟堂之上。這份傲骨正是他的高尚之處。

我以為：在我國古代所謂一些号稱隐居文人當中，真正能名副其實地過着漁樵耕讀的艱苦平民生活的隻有魏晉陶淵明一人。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依照這個最傳統的标準，陶淵明便是小隐的代表。小隐最難解決的是生計問題。陶淵明從二十九歲陸陸續續地進入仕途，每一次都是小官，而且每一次都幹不了多久就回家務農。正直的人格使他看不慣官場的污濁。最後一次已經是四十一歲。為了一家老小的生計，陶淵明在叔叔陶淡的引薦下做了彭澤縣令。本想幹一陣子，好為隐居積累點錢。正所謂：“聊欲弦歌，以為三徑之資”（想做地方官來籌備将來隐居的本錢）他做了八十多天的縣令還是不忍心搜刮百姓的财，又因為忍受不了督郵劉雲的索賄，陶淵明憤然辭官而去，不為五鬥米折腰。辭官以後開始還可以：他的居住情況是“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園，桃李羅堂前”。他的飲食情況是“園蔬有餘滋，舊谷猶儲今”，“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另外還雇得起童仆。

活出自我的陶運明

在他四十四歲時，家中失火，住處和糧食燒得精光，全家人陷入了赤貧邊緣，還被迫搬了家，大概從現在的廬山市搬到了柴桑區。以後火災、水災、蟲災等不斷，長期處于饑餓的狀态，晚年窮困更甚，“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凍得“造夕思雞鳴”，餓得“及晨願烏遷”， 夜間盼着快點天亮，白天又盼着快點天黑。即使在這樣的困境中，還是有機會去做官的。

官吏桓道濟帶着錢和美酒來慰問陶淵明，請陶淵明出仕。陶淵明卻說天下并不昌明，因為當朝皇帝劉裕是靠殘忍的手段得到皇位的。陶淵明把桓道濟帶來的錢和美酒全部扔到屋外，說“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饑。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詠貧士(其一)》）他說：“量力而行守舊道，哪能不苦受寒饑?知音如果不存在，萬事皆休何必悲!”

通過這首《詠貧士》我們可以看出詩人安貧守志、不慕名利的情懷。陶淵明是一個十分真實的人。他不像某些封建文人明明總想着向上爬，卻總是還要标榜自己清高不慕名利是位隐者。蘇東坡對陶淵明的評價最中肯：“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隐則隐，不以去之為高。饑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蘇東坡說：為什麼從古至今人們都認為陶淵明是位賢德之人，看重的就是他的真性情！他真實地把田園生活寫入詩中，他是名副其實地長期以務農為生的中國第一位田園詩人，被稱為“古今隐逸詩人之宗 ”

他是名副其實地長期以務農為生的中國第一位田園詩人，被稱為“古今隐逸詩人之宗

後世文人都要學習陶淵明官場不順就要歸園田居作隐者。而真正做得好的則是清代的風流才子袁枚。

他不僅早早地就抽身仕途，抛棄為官的種種煩惱，活出自我；同時活得十分滋潤、潇灑。正可謂：潇灑走一回。

可以這樣說：在我國古代文人當中不僅能活出自我，同時又活得很滋潤、潇灑的，非清代風流才子袁枚莫屬。

活出自我，同時又活得很滋潤很潇灑的清代風流才子袁枚。

學會及時換一種活法：談能活出自我，潇灑風流自在一生的詩人袁枚

為什麼說在我國著名的古代文人當中，能像清代詩人袁枚這樣及時主宰自己的命運，趁着年輕力壯，換一種活法，活出自我，活得滋潤的僅此一人呢？因為要做到這樣的人，必須做到以下幾點：

1·能做到早早地認清社會，看透人生。

2·能主宰自己的命運。早早找好退路，果斷地做出人生抉擇。

3·然後過着：從心所好，潇灑風流，自由自在，不受世俗之禮約束，放蕩不羁，暢懷适意，活得滋潤。

4·并能長壽。

5·而又在我國文化領域有所建樹：對當世以及後世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又能自成一家的文化人。

袁枚，這位清代風流才子是怎樣做到這五點的呢？他的一生對我們有哪些啟發？且聽我慢慢道來。

袁枚他是清代著名的詩人和散文家。字子才，号簡齋，晚年又自号：“随園老人”。他出生于康熙55年。在嘉慶二年辭世。身曆康、雍、乾、嘉四朝。活了82歲。他這一輩子基本來說，活得十分的滋潤——曾以“古之達人哉”自命。袁枚為文自成一家，與紀曉岚齊名，時稱“南袁北紀”。

袁枚不拘泥于禮教，一生喜愛園林、講究美食、性耽山水、酷愛佳麗

袁枚不拘泥于禮教，一生喜愛園林、講究美食、性耽山水、酷愛佳麗，說其風流好色是不為過的。但是他的好色卻有他的一番理論。關于他的這番高論，下面會有分析。

總之，這位風流達人，他在造園、美食、旅遊、風流好色四方面，多少年來世間便流傳着他的許多風流轶事。他的詩學理論和詩歌創作自成一家，是乾嘉性靈派詩歌的創建者。他的好友趙翼（字雲崧，号瓯北。）不僅是文學家還是史學家，也是乾嘉性靈派詩歌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和袁枚交往密切。他對袁枚一生的評價最為深刻。

趙翼，清代文學家、史學家，也是乾嘉性靈派詩歌的重要代表人物。

他在《讀随園詩題辭》中有句雲：

“其人與筆兩風流，紅粉青山伴白頭

作宦不曾逾十載，及身早自定千秋。

群兒漫撼蚍蜉樹，此老能翻鹦鹉洲。

相對不能慚飯顆，杜陵詩句隻牢愁。”

他的意思是說，袁枚無論為人還是文筆，都風流絕代，雖然做官的時間不滿十年，但一生交遊紅粉、遍覽青山，人生光彩絢爛。他就是當代祢衡、李、杜。針對他的一切非議聲音都是蚍蜉撼樹，無法動搖他在文壇的地位。因為共同倡導詩歌要書寫“性靈”，反對泥古不化，趙翼在詩學旨趣上是很支持袁枚的，但是，在為人方面，身為史學家的趙翼顯然又比袁枚更正統一些，更嚴正一些，對袁枚風流無忌的個人生活，身雖在野而好攀結權貴的做法很看不過去，曾半開玩笑但又用詞嚴厲地批評袁枚：

“為妖法太狂，誅殛難緩事：竊有原任上元縣袁枚者，前身是怪，括蒼山忽漫脫逃；年老成精，閻羅殿失于查檢。早入清華之選，遂膺民社之司。既滿腰纏，即辭于版。園倫宛委，占來好水好山；鄉覓溫柔，不論是男是女。盛名所至，轶事其聽傳。借風雅以售其貪婪，假觞詠以恣其饕餮。有百金之贈，辄登詩話揄揚；嘗一脔之甘，必購食單仿造。婚家花燭，使劉郎直入座筵；妓宴笙歌，約杭守無端闖席。占人間之豔福，遊海内之名山。人盡稱奇，到處總逢迎恐後；賊無空過，出門必滿載而歸。結交要路公卿，虎将亦稱詩伯；引誘良家子女，蛾眉都拜門生。凡在胪陳，概無虛假。雖曰風流班首，實乃名教罪人。為此列款具呈，伏乞按律定罪。照妖鏡定無逃影，斬邪劍切勿留情。重則付之輪回，化蜂蝶以償夙孽；輕則遞回巢穴，逐彌猴仍複原身。”

以上這段趙翼的“控詞”，據說是趙翼大醉後寫成，“控簡齋（袁枚号）于江甯府”，可以說比較全面地描述、評價了袁枚一生在喜愛園林、講究美食、壯遊山水、酷愛佳麗這四方面的生活态度與生活方式，所謂“結交要路公卿，虎将亦稱詩伯；引誘良家子女，蛾眉都拜門生。凡在胪陳，概無虛假。雖曰風流班首，實乃名教罪人。”這些尖刻之話語，我以為，雖然是借醉酒之筆，行誇張之語，雖為诙諧戲筆，實乃在半真半假的戲筆之中流露出批判的鋒芒，活畫出風流才子袁枚的“遊蕩之迹”。袁枚也寫有“訴詞”，但已難見，但據袁祖光《說元室述聞》記：“簡齋讀之，笑曰：‘我未患頭風，瓯北乃欲效陳孔璋耶？’”他的意思是說，趙翼仿陳琳罵曹操醫其頭風病。其實袁枚也不否認趙翼所“控”，隻戲言對之。從此也可見袁枚和趙翼的友誼至深以及袁枚不拘泥于禮教的真性情。

雖然袁枚著作等身，是清代著名的詩人、散文家。同時在詩學理論方面，他是乾嘉性靈派詩歌的創建者，但是由于袁枚在造園、旅遊、美食和招收女弟子這幾方面均有所長，這些往往是其他文化名人所不曾全面具備的。又因為世俗更注重他的一些風流轶事，而他又是一個譽謗交加的人物。過去在編著文學史的時候，往往沒能給予他應有的公允的評價。隻是在思想解放後，人們才開始更加關注此人。曾經有一段時間對其人往往隻有一些專門從事詩學方面的研究人員才系統地了解他。實際上人們不太留意，往往人們在大衆日常生活中經常運用的很多名言警句，都出自他的筆下，隻是人們未必留心而已。

譬如他在《随園詩話》中有一句：“人能吸諸家之精華而吐其糟粕。”于是人們經常化用為：“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再有談文學創作時我們常說的：“文似看山不喜平”，也是出自袁枚之筆，他在《李覺出身傳評語》中說:"文似看山不喜平。若如井田方石,有何可觀?惟壑谷幽深,峰巒起伏,乃令遊者賞心悅目。或絕崖飛瀑,動魄驚心。山水既然,文章正爾。”

人們常說錢這種東西是“生時招不來，死時帶不去”，這句俗語則是他一首五言絕句《錢》中的原話。

又如古代文人向往、豔羨已久的書齋雅趣生活：漫漫長夜讀書雖苦，卻有美女陪伴的名句：“紅袖添香夜讀書”卻是從袁枚的女弟子席佩蘭的詩《壽簡齋先生》中的“綠衣捧硯催題卷，紅袖添香伴讀書。”化出。此句雖然不是出自袁枚之手，卻是他的得意女弟子席佩蘭寫來送給他祝壽的。“綠衣捧硯催題卷，紅袖添香伴讀書”意思就是：綠衣侍童手捧硯台催促着在卷帛上題詩作文，紅袖美人向熏爐裡添加香料并陪伴讀書。這就是袁枚晚年生活的寫照。

（清）喻唐《紅袖添香夜讀書圖》

說起這袁枚的一生來，是十分有趣的。他在十二歲就和他的老師史玉瓒同中秀才進入縣學，鄉裡視其為神童。

他在二十歲時，受到廣西巡撫金珙推薦，參加了乾隆元年的博學鴻詞科考試。當時，被推薦來北京參加考試的都是朝野最有名望的宿儒，共一百九十三人，年僅二十歲的袁枚在這裡面年齡最小，而且小得離譜。所以，當他到保和殿參加考試時，被很多王公大臣團團圍住，争看少年才子。這當然是一件比十二歲舉秀才更令人得意的事。不過，大約因為資曆太淺，這次博學鴻詞科他并沒有考中。但因為參加考試本身已經讓他在京城官場名聲大噪，所以借此機會，他在北京結識了很多高官名流，并在朋友的幫助下捐了國子監生身份，從而有機會參加兩年以後的順天府鄉試。

在這次鄉試中，二十三歲袁枚考中了舉人，故有所謂“廿三登鄉薦”，半年後連捷，高中乾隆四年二甲第五名進士，并且被選為了翰林院庶吉士，是為“廿四貢玉堂”。金榜高中，驚喜之情都寫入他的詩中：

“道逢報捷者，驚喜如雷颠。疑誤複疑夢，此意堪悲憐。”

他對于自己未來的仕途生涯，錦繡前程充滿希冀與信心：

“宴罷瓊林有所思，曲江風裡立多時。杏花一色春如海，他日淩霄哪幾枝？”

他中了進士，便回鄉完婚，娶了幼時聘定的王氏。舊時把中進士叫“大登科”，娶媳婦叫“小登科”。正可謂：“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此時袁枚可以說是喜上加喜。

按照規矩，中進士後。年輕而又才華出衆的。可以入翰林院任庶吉士，這叫“選館”。一般為期三年。這期間由翰林院的教習授以各種知識，然後進行考核，稱為“散館”。成績優異的正式成為翰林，叫作“留館”。

按照明清時期的規矩，向來有“非翰林不入内閣”的說法。也就是說，如果一個讀書人能夠以翰林起家，就有了當到一、二品高官，甚至首輔大臣的指望。

他曾寫詩概括自己在科舉中一片坦途：

“子才子，颀而長。夢束筆萬枝，為桴浮大江，從此文思日汪洋。十二舉茂才，二十試明光，廿三登鄉薦，廿四貢玉堂。爾時意氣淩八表，海水未許人窺量。自期必管樂，緻主必堯湯”。

一句“自期必管樂，緻主必堯湯”，其宰相之志躍然紙上。自負之情溢于字裡行間，但亦是一個少年才子的真實寫照。

不過事與願違，袁枚的仕途并沒有他憧憬的那樣順。在翰林院做庶吉士這三年期滿考試，考滿文翻譯時，由于對蝌蚪文不感興趣，以緻于考試成績被列入末等，隻得外放江蘇溧陽當個知縣。

以翰林之清貴放去當知縣，升遷機會大減，獲罪可能驟增，無異于流放。由“一日姓名京兆舉”，“今朝身到蕊珠宮”，到“花總一般千樣落”，“玉顔如此竟泥土”，落差如此之大，所以南下就職途中，袁枚心态十分沮喪，他賦詩四首，有詩雲：

“三年春夢玉堂空，珂馬蕭蕭落葉中。生本粗才甘外吏,去猶忍淚為諸公。”“三生弱水緣何淺，一宿空桑戀有餘。手折芙蓉下人世，不知人世竟何如。”

“生本粗才”看似自謙，實則牢騷滿腹，隻是不敢把自己的真情說透；“弱水緣淺”是說自己無緣玉堂金馬、留在京城任翰林。“一宿空桑”，這是個典故。佛家說，頭陀不三宿空桑即修行的人不在同一棵桑樹下駐留三宿，否則就會産生留戀之情。“人世何如”，是說從朝廷外放到縣裡，等于從天上貶到人間，而“人間世”是矛盾複雜的，未來的仕途如何是難以料定的。

在趕往溧陽赴任途中，趕上了一場大霧，于是觸景生情寫出：“前程原是夢，何必太分明”的詩句。

從這些詩句中可以看出，從上任的那一刻，袁枚已經在心中埋下了将來要歸隐的念頭。

他在《秋夜聞蟋蟀聲不寐，有作寄陶玉川》一詩中表達了自己因失意與絕望而清醒的心情，他最終喊出：“玉堂無夢寐！”這一對封建污濁官場的清醒地認識。

袁枚是個窮二代。全靠自己的才學中進士，進翰林。現如今外放去做一個小小的芝麻官心裡怎麼會心甘情願！然而，為生計所迫，隻得在各地任知縣一職。盡管是不到十年的知縣生涯，他還是做了許多實事，留下了善政的美名。由于工作做得出色，袁枚被當時的兩江總督，也是他在翰林院時候的老師尹繼善，調到了兩江首府江甯，就是現在的南京去做知縣。清朝有一句俗話，叫“前生不善，今生知縣；前生做惡，知縣附郭；惡貫滿盈，附郭省城。”就是說一個人這輩子在省城當了知縣，上輩子肯定是幹了很多壞事，惡貫滿盈。為什麼呢？原因是省城高官如雲，知縣作為最基層的官，每天要不斷應酬上司，毫無自尊可言。

孤傲的袁枚看不慣“大官昂首坐，小吏圈豚行。天陰雨凄凄，長跪大道左”的生活。他毅然地對自己的人生做了規劃：不要再這樣渾渾噩噩地在“知縣”這一毫無自尊的位置上繼續幹下去了。正如我在前文援引趙翼的詩句“做宦不曾逾十載，及身早自定千秋”。

我認為：袁枚的好友趙翼對袁枚這句“及身早自定千秋”，這句人生評語，最為中肯、最為關鍵。我們應該從中細品人生三味，以此作為在當今的職場遇到榮辱、升遷、去留等問題時的借鑒。學會在當今的職場能主宰自己的命運，使自己活的明智、活的清醒、活得自在，活出自我。

何以見得？你想，這人生不過百年。人這一輩子，最怕的是“執迷不悟”地糊裡糊塗地往前混。如果當初袁枚在各地知縣這一位置繼續幹下去，我國就不會出現一個活的如此滋潤灑脫的風流才子袁大詩人了。

促使他“早自定千秋”除了内因：放蕩不羁的性格使然，也有外因：尤其是當他做了江甯知縣時，吏部尚書尹繼善，曾舉薦他為江蘇高郵太守，但他由于曾遭到恩師史贻直“未免風流”的批評，其實最主要的被吏部駁回理由是：江甯縣乾隆十年的稅收額沒有完成。袁枚作為知縣因此受到了處分，處分解除之前不能升遷。問題是，江甯縣的虧空是前任遺留給袁枚的，卻成為了阻礙他升遷的理由。這一年袁枚三十三歲，為官九年，仍然停留在七品知縣的位置上。 結果被吏部駁回未準。袁枚心中自然十分不快。此時他更加清醒了。這時恰巧遇上他的母親患病，他便遞上辭呈，解職回家孝敬親人去了。

按一般常理邏輯：既然在知縣的工作上得到上上下下的認可，繼續忍下去，再幹出成績給上司看看，可能會得到領導的滿意，說不定能回京再侍君。然而，清醒的袁枚沒有這樣做。看清世道，悟透人生的袁枚他終究明白：做得好是本分，不是他升遷的理由。

他之所以借“母親患病”為由辭官隻是一個托詞。關于他辭官的真實心理，他在一封私人通信裡有所披露。他是：如果是為民勞苦，自己心甘情願；可是，現在，奔波趨走，不過是拉關系走後門，送往迎來，為大官做奴才，實在是沒意思。他還寫過名為《俗吏篇》的詩。其中寫道:

仰天大笑卿知否，

折腰隻為米五鬥。

何不高歌《歸去來》，

也學先生種五柳。

把厭惡做官的心情表現的淋漓盡緻。袁枚曾在《谒長吏畢，歸而作詩》中寫道:

“問到出身人盡惜，行來公禮我猶生。書銜筆慣字難小，學跪膝忙時有聲。”

《清代學者像傳·袁枚》雲;“先生妙年碩學，人皆以文學侍從相期;忽用外吏，士林惜之。” 外放為官這樣一個結果，連别人都覺意外，對當時志在拿雲的袁枚來說，無疑更是一個沉重的打擊。所謂“問到出身人盡惜”，在“人盡惜”聲中，袁枚心中懷才不遇、大材小用的自惜之情許久不得消解。

袁枚乃一介書生，對官場規矩十分生疏。“書銜筆慣字難小，學跪膝忙時有聲。”初拜上司，顯得手忙腳亂。清代官場下官見到上司，一定要小跑步上前，距五六步遠下跪。尤其下跪時還不許有聲，聲響大了被認為失禮。

簽字也有很多規矩，官大的簽的字可以大，官小的簽的字就隻能小。但有時總督簽的字本來就很小，續寫的人隻能寫得更小才能與之相稱，到了縣官這裡基本上隻能寫成蠅頭小楷了。袁枚偏偏不習慣寫小字，因而往往被視為目無長官。

在袁枚為地方官的不滿十年中，他盡職盡責，官聲頗好。“所至有政聲，判獄如神” 。受到人民的擁戴。為民忙碌，袁枚心中自甘，而官場中的台參迎送，為大官作奴，卻令袁枚大為反感。“官苦原同受戒僧。”（《署中感興》）他既不願敷衍塞職，愚弄百姓，又不得不屈尊奉迎，這使得袁枚心力交瘁，平庸瑣細的俗吏生涯，與袁枚的生命價值觀格格不入;而“受戒僧”式的生活方式，與袁枚酷愛自由的個性抵觸很大。最終他主動告别官場，選擇了園居。這是他對人生道路的自覺意義上的選擇。辭官之後，袁枚感到一身的輕松:“一旦放華山，此身為我有。”（《解組歸随園》）一種自我的歸屬感油然而生。

袁枚三十三歲以母親患病為由正式提出辭官。四年後，由于家境的緊迫，特别是師友的勸駕，各方的催促他曾到陝西一個縣裡任知縣。可是不久便傳來父親病逝的噩耗，他丁憂回到南京，從此下定決心再不出仕。盡管師友多次催促他歸隐之意已決。（果斷！）

陶淵明既率真又任性在《歸去來兮辭》的開始幾句中已經将他的貧苦家境講得非常清楚：“餘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瓶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我家貧窮，耕田植桑不足以供自己生活。孩子很多，米缸裡沒有剩餘的糧食，賴以維持生計的本領我還沒有找到。）陶淵明明知道自己的貧困家境，也坦率地承認自己“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賴以維持生計的本領我還沒有找到。）就是在這樣的貧困家境中依然“不為五鬥米折腰”，選擇了歸園田居。

和陶淵明相比袁枚的歸隐是有自己的安排的。在三十三歲那年袁枚獲悉母親得病之後，立即向尹繼善寫了一封感人至深的辭官信《上尹制府乞病啟》，這封信文詞哀婉、誠懇，備述父母養育了之恩，以及退養之志。其情幾乎可與李密的《陳情表》相媲美。

“......故裡書來，慈親卧病……情雖殷于報國，志已決于辭官;而終之一字，非人子所忍言。且高堂之年齒未符，或恐事違成例;大府之遭逢難再，未免官愛江南。……思歸無路，得疾為名。伏願明公念枚烏鳥情深，允其養親之素志;憐枚犬馬力薄，準以乞病之文書。實緣依戀晨昏，退而求息;非敢膏盲泉石，借此鳴高。”

袁枚辭官的理由是為了養母:“念枚烏鳥情深，允其養親之素志;憐枚犬馬力薄，準以乞病之文書。并特意表明并不是清高瞧不起官場：“非敢膏盲泉石，借此鳴高。”

父親的去世，回到南京，從此決意歸隐。并把自己的安排和内心的實話在給自己的知己洪洞縣令陶西圃說出：“仆已挈家入山，随園構草屋數間，将栖雞于桀，豢豕于牢，采山釣水，息影蓬廬，從此永賦遂初。雖韓、白按劍于前，蘇、張巧說于後，必不出雷池半步矣。”

說自己帶着自己的家人入山在随園居住。說是要養雞養豬，在山裡采摘果實在水裡釣魚，在草屋裡将會看到我的身影。所謂：“永賦遂初。”古時做官的棄官回家，稱作“遂初”，意為遂了他當初不願出仕的心願。“韓、白按劍”，“韓”指韓信，“白”指白起，他們都是武将；“蘇、張”指蘇秦、張儀，他們都是有口才的辯士。“雷池”，水名。在安徽望江縣。古人說不走出這個地方叫“不越雷池半步”。袁枚的意思是說即使找來韓信、白起跟我動武，找來蘇秦、張儀來勸說我，我也不會出仕。

我以為袁枚這一生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具備了六個字：“放得下，拿得起。”

關于這“随園”的來曆以及這“随園”與他“做官”的關系。他是怎樣做到：“放得下，拿得起。”的？

随園中有“柳谷”軒三楹，袁枚自題一聯：

不作公卿，非無福命都緣懶；

難成仙福，為讀詩書又戀花。

這首對聯袁枚既帶有自嘲性質又有歌頌自己的意思。實際上道出了他全部人生哲學的真谛。想要回答這個問題，請看我的下一篇文章：

《學會及時換一種活法（中）：談能活出自我潇灑風流自在的詩人袁枚》

學會及時換一種活法（上）：談能活出自我潇灑風流自在的詩人袁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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