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曆史文學解密?付出多年的心血和汗水,西藏民族大學顧祖成教授擔任名譽主編、西藏民族大學圖書館館長孔繁秀研究館員主編的《明實錄藏族史料類編》(全兩冊)和《清實錄藏族史料類編》(全九冊)(以下簡稱“兩套《類編》”),已由中山大學出版社于2019年出版這是近年藏族曆史研究學術資料編輯整理的碩果,值得祝賀,接下來我們就來聊聊關于藏族曆史文學解密?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參考一二希望能幫到您!
付出多年的心血和汗水,西藏民族大學顧祖成教授擔任名譽主編、西藏民族大學圖書館館長孔繁秀研究館員主編的《明實錄藏族史料類編》(全兩冊)和《清實錄藏族史料類編》(全九冊)(以下簡稱“兩套《類編》”),已由中山大學出版社于2019年出版。這是近年藏族曆史研究學術資料編輯整理的碩果,值得祝賀!
實錄是中國封建時代記載皇帝在位期間重要史實的資料性編年體史冊,是中國傳統官修史籍之一。實錄大多以所記朝代皇帝的谥号或廟号為名,如唐《順宗實錄》或明《成祖文皇帝實錄》,唐朝以降均由官修,曆代相沿,成為定制。至清代最後一朝的《德宗景皇帝實錄》(光緒帝)為止,共修撰過一百餘部實錄。若将某一王朝曆代皇帝的實錄合刊,則名《明實錄》《清實錄》等。實錄修成之後均藏于宮禁,從不刊印流布,随封建王朝的興亡更替而大都毀于兵燹或流散失傳,隻有明清兩朝的實錄,較完整地保存至今。
中國的古代曆史是中華民族的先民共同創造的。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門巴族和珞巴族等是中國西南部青藏高原上繁衍生息的古老民族。中國古代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曆史悠久,源遠流長。藏族等與内地漢族和其他民族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聯系,自隋唐之際已經見于漢文藏文的記載,此前則有各種考古材料的佐證。公元13世紀中國元朝建立之後,西藏成為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之下的一個行政區域。元明清三朝的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建章立制、施政駐兵、封官授權的各項活動,官修史書中的記載日漸詳盡,而以明清兩朝實錄中的著錄最為權威。
但是明清兩朝實錄卷轶浩繁,雖近代印刷技術進步,圖書館事業興起,一般讀者依舊難覓其蹤。欲查閱利用其中的藏族史料,洵非易事。改革開放之後,藏學研究前輩學者即着手從事各種漢文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1980年代初,《明實錄藏族史料》(全三冊)和《清實錄藏族史料》(全十冊)出版刊行,那是陳家琎、顧祖成等老一輩藏學家筚路藍縷潛心成就的學術果實。“誇張一點說,一個錯别字都難以找到”(韓敬山《西藏大愛》《北京晚報》2008年2月27日第60版),令從事藏族曆史學習研究的同行師生與藏學研究愛好者受益良多。筆者當時正在中央民族學院學習藏族史,購得這兩套《史料》,閱讀檢索、摘錄引用,完成畢業論文。此後多年從事藏族史的教學科研,兩套《史料》一直放在書櫃中最易于取閱之處,随時翻檢。
兩套《史料》的編輯曆時多年,極為審慎,彌足稱道。然而在使用過程中,也可發現不便之處。
古代中國史學發達,中國古人有着重視曆史記錄研究的傳統。前人為史,逐漸形成編年、紀傳和紀事本末諸體,實錄屬于編年體。上述《明實錄藏族史料》和《清實錄藏族史料》的全書編排,大體也是仿照編年體,一依時間先後排序。然而,曆史上的一些重大而對後世發生長久影響的事件,或可跨越較長的時間。前因後果,興替沿革,曆有年所。這就造成編年體史書利用上的不便。中國古人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是用紀事本末或人物傳記補其不足。而紀事本末體克服了編年體記事分散和紀傳體記事重複的缺點,在編年體、紀傳體之外創立了史書的一種新體裁,為史學發展開辟了一條新途徑。
兩套《類編》屬于紀事本末體,分類記事,有始有終。以《明實錄》中有關茶馬互市的記載為例,即十分典型。我們知道,明朝中央政府對周邊各民族多實行“朝貢貿易”。西南地區的茶馬互市,對于明朝在藏施政,輯藏安邊,具有重要意義。從明初起,直至明末,相沿兩百餘年。若從《明實錄》爬梳整理此類資料,費時既久,亦難免有所遺漏。而《明實錄藏族史料類編》分設了“設立茶馬司,鹽馬司、頒發金牌勘合,官府主持茶馬互市”和“茶馬交易等民間貿易和明廷禁約私茶,整頓茶法馬政”兩個子目,與茶馬互市相關的一應史料,皆入其中,年代跨越自明初至明末的兩百餘年。讀者翻檢搜集之便利程度,較之從原來的《明實錄藏族史料》中查找摘錄,自不可同日而語。《清實錄藏族史料類編》與上書相較,又有所不同。蓋因後者卷轶浩繁,内容龐雜。清朝治理西藏,各項制度更加完備,實錄記述更非前朝可比。分類羅列,極大地方便了讀者。
社會曆史在不斷發展,學術研究在不斷進步。學者的研究興趣、造詣水平和讀者的閱讀能力、偏好熱點也在不斷變化。兩套《類編》的編者注意到了上述各點,已經改繁體字為簡體字,改豎排本為橫排本,盡量照顧和方便當代讀者的閱讀習慣,難能可貴。而且,兩套《類編》皆已做成數據庫,以便更多讀者在紙質書籍之外,有更多的選擇,也适應了當今時代數字史學的發展。如果說還有可以改進之處,筆者不揣簡陋,謹提出兩項建議以供參考:
一、再出縮編本。尤其是《清實錄藏族史料類編》,一共九冊,十分厚重,似可考慮簡化為現有體量十分之一左右的縮編本。一個可以參照的先例就是《顧維鈞回憶錄》,原書一套十三冊,後來出了上下兩冊的簡本,頗便讀者。
二、假如能出縮編本,日後還可考慮在縮編本的基礎上選譯重要而又典型的内容譯為英文。讓更多的國外關心藏事而又不通中文的人們得以一窺兩套《類編》之一斑,從而了解明清兩朝治藏的概要。
(中國西藏網 特約撰稿人/胡岩 作者系中央黨校教授)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