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有袁粉提起己巳之變袁崇煥的先見之明，寫個專題說說袁是如何賣弄自己的小聰明誤國。

“九月己醜，袁崇煥以清兵欲西，先請駐甯遠增戍關門，至是遣參将謝尚政等往備。順天巡撫都禦史王元雅曰：此虗警耳。遣其衆歸，師果不出。”——《崇祯實錄》卷二

《實錄》中記載，以“清兵欲西”為由“先請駐甯遠增戍關門”，甯遠在山海關和錦州之間，而“關門”也不是薊鎮，而“增戍關門”可以作為關甯軍的關外的後援，“請駐甯遠”則是可以随時支前指揮協調，可知袁崇煥當時的防禦重點還是關甯一帶，同時派遣謝尚政到薊鎮“協防”。但《崇祯實錄》畢竟也是從其他抄錄并非作者所親見，至于順天巡撫王元雅詳情如何就不得而知。

“己巳春，餘請歸不得。七月，諜者得奴情欲渡河，公随疏聞，諄諄以薊鎮為慮。餘亦啟曰：‘遼事頗整，奴來無患，惟薊邊單薄，我當速發一勁旅往備乃可。倘奴諜知，亦可潛伐其謀。’公然之。

重九前一日，又報奴已渡河，公即發參将謝尚政等備薊。及至彼，薊撫以奴信未确，仍勒之為。然而奴逆蹤迹，亦竟詭秘無聞，故薊益懈。” ——周文郁《遼師入衛紀事》

周文郁——袁崇煥的旗鼓跟班，記載到：七月時，“諜者得奴情欲渡河”而“公随疏聞”，同時建議派一旅“往備”協防；九月時，在得知奴情後，袁崇煥就派了“參将”謝尚政前往薊鎮。但王元雅以“奴信未确”并沒有配合謝尚政，反而約束其行為“仍勒之為”，同時“奴逆蹤迹”“詭秘無聞”——“薊益懈”。

周文郁所謂的“公随疏聞”，反正我是沒見着（周文郁的《遼師入衛紀事》牛皮本就不少）。反倒是在六月雙島斬帥後，袁一直在東拼西湊忙着湊“四百八十萬”的政績，在八月時要求将薊鎮由新饷（遼饷）供給的“三萬”新兵裁減為“一萬二”：

“至于汰兵之說，從前章奏幾滿公車，屢經兵部議覆，臣實未主其議。今關臣謂舊兵缺額33600有奇，新兵僅有33300有奇，若以新數而補舊數，數适相當，良為有見。至督師則欲以新兵12000為額，兵部又欲以新兵18000為額，統候聖明裁定歸一，臣部惟有照數措發，按期給發而已。”——崇祯二年八月八初六日具題，畢自嚴《登答方關院薊密永三協兵饷疏》

關于薊鎮新兵裁兵一事，畢自嚴表示自己僅是“照數措發”和“按期給發”，而關于裁兵建議：

方關院方大任表示新三萬補舊三萬， “數适相當，良為有見” 正好合适；

袁崇煥表示“12000為額”；

兵部表示“18000為額”。

“袁崇煥既殺毛文龍，欲力主款，因奏曰：『臣亦不諱言款；即惠徼宗社之靈，還侵地、歸叛人，而我存朝鮮，何憚不為』？禦史毛羽健上言：『袁祟煥期五年□□，其間方略機宜自可指陳。乃崇煥於此時未見明言曰我何以取、我何以守也；上章累累，乃反議款。乞皇上詳問之』。報聞。”——《崇祯實錄》卷二

在袁崇煥私斬毛文龍後老是上奏“議款”（《實錄》應該是時間記載有誤），惹得禦史毛羽健不滿——請求崇祯下旨詢問袁崇煥的“平遼方略”。這裡笑話下袁粉鼓吹的“還侵地、歸叛人、存朝鮮”，仗沒打——軍威都沒顯示出來就先意淫勝利，後金憑什麼“還侵地、歸叛人、存朝鮮”？！和平靠的是軍威，不是靠嘴炮吹牛皮！結果袁崇煥上奏了“牛皮”方略：

“臣今計新饷之額與給兵□□□僅可養兵十六萬，故就十六萬而為用。關甯之十二萬為正，東江之兩萬餘為奇，薊門之一萬二千為援，已足平奴。若邊方有事未便，能以兵赴遼，且糧饷有□不敢求增，臣取之近戍，取之見兵而足矣”——《為商定恢複之書以複台臣之問仰祈聖斷事》

袁崇煥明确指出：新饷（遼饷）養兵數量，關甯軍十二萬（其實是十一萬，“督師袁崇煥奏核定関外官兵七萬一千餘員名関內官兵四萬二百餘員名以二年正月為始戶部視此數給餉是之”）、薊鎮一萬二千、東江二萬八，這正是後來的“實用之於遼者，合四鎮官兵共計一十五萬三千一百八十二員名，馬八萬一千六百零三匹”（《崇祯長編》，崇祯二年八月）的由來。在這十五萬之外的兵，統統不準用新饷（遼饷）供給，畢竟影響了袁崇煥的“四百八十萬”政績，但問題是原九邊舊饷（供給舊兵）也不足額。因此在“四百八十萬”的“光輝”目标和“十五萬”的指導方針下，天津兵——裁，登萊兵——裁，薊鎮新兵三萬除一萬二後剩下的一萬八——必須光榮的下崗！在裁減薊鎮新兵時，袁崇煥又叫喚“薊鎮空虛”及“宜戍重兵”，那還裁個毛！因此在六月後，袁根本不敢上奏什麼薊鎮空虛類的話題。

回頭再說說己巳之變在後金破關前，袁得知後金開始繞道的情報後上報給了朝廷嗎？

察哈爾的林丹汗西遷後大破宣大一帶的土默特和喀喇沁部，由于喀喇沁和土默特兩部對朵顔三衛影響力比較大，之前并未參與蒙古内鬥（戰力幾乎沒有受損）的朵顔人在其首領蘇布地等（也稱為束不的，也就是向袁崇煥請求在高台堡開市）号召下以喀喇沁的旗号聯合其他右翼蒙古部落，反動朵顔反擊戰——趙城之戰。之後蘇布地等人又四處串聯尋求實際的軍事支援，最終投靠後金。

在《崇祯長編》中的崇祯元年六月記載：“寧遠搃兵滿桂塘報束伯二部三十六家俱歸于大清”。

雙方于崇祯元年八月正式盟誓，《滿文老檔》記載：“八月初三日，與喀喇沁部議和，誓告天地書曰：‘滿洲、喀喇沁部兩國，同心修好’”。

而在《十七世紀蒙古文文書檔案 (1600—1650)》一書，其中有一則檔案是滿文老檔八月初三日後金與喀喇沁盟書的原文：

“滿洲、喀喇沁我們兩國為結盟和好，宰白馬祭天，殺烏牛祭地。置一碗酒，一碗肉，一碗血，一碗枯骨，許下諾言，對天地起誓。如不履行此誓言，喀喇沁與滿洲不友好，與明國除原有的賞和去大都貿易外如有私下密約，或堕入察哈爾之奸計背叛。喀喇沁遭天譴責，執政之拉式奇布、布顔、莽蘇爾、蘇布地、庚格勒為首幾個大小塔布愛等遭殃，不得長壽，如同這碗血，流血而死，被按埋于地下。如同這碗枯骨，其骨散敗。如果履行其對天盟誓之言，天地保佑，獲得長壽，子孫萬代永字太平之福。”

這份盟書和滿文老檔的不同之處在于，加上了“原有的賞和去大都貿易外”的字樣”， 這份文件已經是彰明昭著的喀喇沁與後金結盟和好，所謂“與明國除原有的賞和去大都貿易外”，就是把明朝當成冤大頭，一面和明朝的敵人後金結盟，一邊要繼續從明朝那裡騙取經濟好處。

當然這些朵顔人本來也不是什麼安分的貨色，在甯遠之戰時就趁火打劫襲擊前屯，但被趙率教趕走。

這裡捎帶提一下，林丹汗和喀喇沁等矛盾深重：圖們汗收養喀喇沁的滿五素為養子并派兵駐守喀喇沁以示保護，結果林丹汗時滿五素居然帶領着原圖們汗的部衆回歸喀喇沁部；後來明朝廣甯丢失，察哈爾未能與明朝接壤，結果林丹汗的撫賞商隊又被喀喇沁、朵顔人打劫，這就可以理解為什麼林丹汗的撫賞銀在戶部擱了幾年落了灰——因為商路不通被打劫導緻撫賞中斷。

在雙方盟誓完以後，接着就是皇太極召集衆蒙古部落親征察哈爾。

與此同時，明廷得到邊防預警正式下令薊鎮嚴防，并令薊遼總督喻安性暫住關門随時策應薊鎮和關甯兩方：

“以邊警預防：関外聽督師袁崇煥，相機戰守；関內古北、喜峯等路，著撫臣王應豸嚴督三恊道將等官分地控扼，以匹馬不入為功；總督喻安性暫住関門東西策應俟，信少平即還密鎮”——《崇祯長編》，崇祯元年九月

相比之下在第二年的己巳之變前，明廷沒有相關的命令發布反而還積極在薊鎮搞清汰，更沒有讓薊遼總督劉策（喻安性因崇祯二年春薊鎮兵變而下課，五月由劉策接替）駐守在關門（還在密雲窩着）。崇祯元年九月皇太極親征察哈爾時還有“邊警預防”，那麼己巳之變時的“邊警預防”呢？

《崇祯長編》中崇祯二年十二月記載，在袁崇煥“光榮”下獄而祖大壽東奔後，祖大壽上書如何的功高勞苦和委屈：

“甲戌。總兵祖大壽疏言：‘臣在錦州哨，三百裡外蹤跡皆知。詎意忌臣知覺、避臣邀截，乃從老河北岸離邊六日之程潛渡入薊。督師袁崇煥檄調當選精兵統領西援，十一月初三日進山海関隨同督師星馳，途接塘報遵化、三屯等處俱陷，則思薊州乃京師門戶堵守為急。初十日統兵入薊，三日之內連戰皆捷。又慮其逼近京師，間道飛抵左安門外劄營。二十日、二十七日，沙鍋、左安等門兩戰皆捷，城上萬目共見，何敢言功？露宿城濠者半月，何敢言苦？豈料城上之人，聲聲口口隻說遼將遼人都是奸細誰調你來？故意丟磚打死謝友才、李朝江、沈京玉三人，無門控訴。選鋒出城砍死劉成、田汝洪、劉友貴、孫得復、張士功、張友明六人，不敢回手。彰義門將撥夜拿去，都做奸細殺了。左安門拏進撥夜高興，索銀四十六兩纔放。眾兵受冤喪氣不敢聲言，比因袁崇煥被拿。宣讀聖諭三軍放聲大哭，臣用好言慰止，且令奮勇圖功以贖督師之罪。此捧旨內臣及城上人所共聞共見者，奈訛言日熾兵心已傷’”

這段中透露出一些消息，祖大壽在錦州時哨探範圍可達三百裡，而後金此次行軍突入京畿忌諱被偵探到，因此行軍極為偏僻遙遠——“乃從老河北岸離邊六日之程潛渡入薊”，也就是說關甯軍是明朝方面唯一知道後金此次行動的！

但從派遣謝尚政到王元雅處，周文郁的王元雅“仍勒之為”，王元雅并不配合謝尚政反而約束謝在薊鎮的行動，以及明廷方面的表現來說，可知後金行動一事不僅順天巡撫王元雅不知、薊遼總督劉策不知（王元雅的直接上級）甚至朝廷不知，袁也沒有上報給朝廷并通知劉策和王元雅。如果是朝廷下令的話，執行力怎麼也比隻派謝尚政更有效果。而謝尚政應該确實是在薊鎮呆了一段時間，因“奴迹詭秘無聞”就回山海關了。

但“派遣謝尚政”是個什麼操作？前文提到當時在大力清汰裁減薊鎮新兵，而九月時劉策和畢自嚴對賬“新舊錢糧疏”時，劉策換了個方式也就是向畢自嚴申述表示“督師經制不夠”而要求在自己的防區西協密雲加編新兵七千（由遼饷供給）。這時候要是上奏邊防警報，估計劉策又會說不僅西協密雲要加編，恐怕東協永平和中協薊州都不能裁，新兵三萬一個都不能少（之前方大任就是這麼認為的）！因此為了“四百八十萬”，邊警預防是絕對不能上報的，因此“私下”（無朝廷支持和命令）派遣謝尚政前往協防就是一個不錯的辦法！至于薊鎮信不信、配合否，出了事這口鍋就由薊鎮背着，反正已派遣過謝尚政表明我袁崇煥已預示了。

這裡需要一提的是，謝尚政此時僅僅是參将，在副将、總兵之下，遊擊之上，帶兵在三五千左右，可見往備薊鎮的帶兵數量并不多。

袁崇煥的這種神操作也不是一兩次了，比如前面提到的“還侵地、歸叛人、存朝鮮”的牛皮議款，其實在《滿文老檔》的天聰三年（崇祯二年）閏四月皇太極的書信中很明确：明軍的前沿隻能在錦州，不得越過大淩河；後金也三岔河為界；從三岔河到大淩河為空地，也就是軍事緩沖區。

袁崇煥的“還侵地、歸叛人、存朝鮮”明顯的與皇太極的“劃界”沖突，軍威未顯——皇太極會答應袁崇煥的“三原則”？那袁崇煥向朝廷反複提“議款”幹嗎？其實就是先哄騙朝廷同意議款，得到“便宜行事”之權，至于達成什麼樣的議款那就是後話了，反正有了“便宜行事”之權就可以濫操作了——至于皇太極的“劃界”要求是萬萬不可上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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