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狗事，近來又被輿論推入風口浪尖。最近，杭州市城管委開展文明養犬專項治理行動。與此同時，“暴力執法”“當街棒殺流浪狗”等言論與視頻開始在網上傳播。杭州城管辟謠表示，網傳視頻不實，治理行動要懲罰的不是狗，而是不按規定養狗的人。

2000年初，電影《卡拉是條狗》中葛優飾演的北京小市民，為自己沒有“狗證”的愛犬徒勞地争取城市生活的權利；而今天我們聽到的城市狗事，似乎都不過是“卡拉”故事在十餘年後的不同翻版：杭州網紅遛狗不拴繩唐突了孕婦，狗主男人替愛犬出氣街頭打人，流浪狗傷人事件在溫州等各地不斷上演。

《卡拉是條狗》劇照。

今天我們談“文明養狗”，實際上是現代城市老生常談的問題。它絕不隻是“個人素質”的罪責，也是城市空間治理的困窘。更準确地說，倘若不将今天的人狗沖突置于城市現代性與動物地理學的曆史視野之下，就不可能真正厘清其症結所在。

我們不難察覺，動物在叢林、荒野之中被視為天然的存在，而在城市公共空間裡，動物則往往淪為不該出現的他者，或不合時宜的落難者：野鴿子，流浪貓狗皆如此。在今天充分現代化了的中國城市之中，動物倘若不是作為金屋藏嬌的愛寵，就難免被視為禍及街頭的危險分子——這是今天敵對情緒背後不可忽略的結構性問題。

狗或許是最具代表性的問題動物之一。在人與狗漫長的互動史中，狗被人賦予了暧昧而流動的身份：它曾是看門的家犬或狩獵的夥伴，後成為備受疼愛的寵物與家庭成員，同時也是餐桌上的滋補美食，以及被人厭棄的流浪動物。狗的不同身份是曆史發展的産物，如此矛盾地并存，并在城鄉的不同語境下不斷引發争端。在這次人狗矛盾的聲讨中，女明星大S在微博上喊出了“殺狗等于殺人”的豪言，而持“人比狗重要”論調的看客則怒斥那些受到西方寵物文化洗禮的人是“狗奴”。

事實上，我們要處理的不隻是狗的問題，也是人如何理解動物的方式。動物始終與人類自我審視、自我定義的社會方式密切相關，近年，我們目睹了越來越多為動物發聲的、多愁善感的城市主體不斷興起。在動物保護組織及運動興盛的台灣，人們将那些熱衷喂養流浪動物的中産階級婦女戲稱為“愛心媽媽”，還有那些熱切的動保主義者，他們攔截屠狗的汽車，譴責以“人類好朋友”為食的群衆，投入自己大量的時間和心血救助動物。然而這些行動背後的城市治理邏輯始終嚴酷，當貓狗的繁育數量遠遠超過市場及城市的承載力，那些無法被容納的動物将會被“消滅”，即使在救助制度更為完善的歐美國家也未停止施行動物收容後的集中處死制度。不論是這次杭州市啟動的集中整治行動，還是動物保護群體與寵物醫院的合作救助，都從不同層面回應着今天中國城市動物的生存尴尬。

《牠鄉何處？城市‧動物與文學》

作者: 黃宗潔

版本: 新學林 2017年9月

要如何理解被城市邊緣化的動物不得其所的命運？台灣東華大學華文系副教授黃宗潔的著作《牠鄉何處？城市‧動物與文學》，從文學與藝術作品的再現出發，探讨了城市、自然與動物的複雜關系。為何今天的城市人獨厚貓狗？如何理解“貓奴”的出現？貓狗與豬、羊之間是“階級”之别嗎？“同伴動物”的概念與“寵物”有什麼差異？人們對于野生動物的愛，與危險動物的情誼，是否是基于對自然規則的天真誤認？如何理解人作為自然界食物鍊中一環的存在？為此，新京報與黃宗潔教授聊了聊今天的動物研究與動物保護。她所介紹的台灣動保脈絡，對于今天我們面臨的城市動物危機同樣富有啟發。

黃宗潔，台灣東華大學華文系副教授，長期關注動物議題，著有《牠鄉何處？城市‧動物與文學》。

城市人愛“毛小孩”，

是整個社會經濟條件改變的結果

新京報：今天的動物保護倫理，首先是一種城市化的結果，或者說城市中産階級的概念吧？對于從前的鄉下人來說，狗看門、貓捕鼠就是天職，将它們看成“毛小孩”那樣去寵愛是令人費解的，也是不幹淨的。

黃宗潔：動物權利的論述與城市現代性發展在很多層面上密切相關。由于整個社會經濟條件的改變，我們不再需要過去那種勞役性的動物（比如看門或拉雪橇的狗），而是轉向一種更為娛樂性的陪伴者。寵物獲得今天的地位，也因為城市中人際關系的疏離，動物成為取而代之、進入家庭的角色。

以哲學家、倫理學家彼得·辛格的《動物解放》為代表的動物保護倫理，是在反思整個工業化農業的脈絡下産生出來的，就此而言的确是非常“城市的”。在經濟利益驅動下，我們以工業化、機械化的方式照顧動物，這産生了一系列糟糕的後果和影響。回顧人與動物之間的漫長曆史，我們今天所說的同伴動物、實驗動物、經濟動物、表演動物等等，這些名詞本身就是在回應城市與科學文明的發展，透過重新定義出的分類架構來辨析人與動物的關系。

彼得·辛格（Peter Singer），1946年7月6日生于澳大利亞墨爾本，著名倫理學家、哲學家、全球動物解放（保護）運動倡導者。 他在1975年出版的代表作《動物解放》标志了動物解放運動的開端，被譽為“動物解放運動的聖經”。

比如“實驗動物”的産生，是醫學科學的進步促使人們展開以動物作為實驗對象的研究。“展示動物”也是如此，在早期，動物園是一種貴族項目，後來成為平民的娛樂，是因為有錢有閑的階級變多了，人們有了在動物園觀賞珍奇動物的需求。

新京報：城市人将動物權益的提升視為一種進步，但傳統的動物觀念則認為這是對人畜位階的颠倒，每一種“文化”都在争奪自己價值觀的合法性。農耕時代吃狗肉的傳統，在今天可以變成盈利的旅遊商業項目，這種複雜性也構成人們對玉林狗肉節争執不下的原因。

黃宗潔：如你所言，鄉村與城市的動物觀念在今天并行不悖，仿佛平行時空，大家以各自不同的倫理價值觀看待身邊的動物。文化傳統與新的商業利益考量交錯混雜，造成了動保行動的困境。不論是在玉林狗肉節，還是台灣的越南移工吃狗肉等事件引發的争議裡，我們常見到一種将文明與飲食對立的譴責：“文明人不吃貓狗”。大家對于“吃”這件事向來神經敏感，第一反應就是你憑什麼幹涉我吃什麼，吃其他肉不殘忍嗎？這是一個永無止境的問題回圈。坦白說，以道德譴責推進動物保護，是無效的行動策略，要将糾結在一起的事件拆開來看。

動物保護者們在攔狗車。

我們必須接受吃狗是一些國家、地區或文明中的日常，但引申出來的問題可以是怎麼吃、如何殺、以及狗從哪裡來、到哪裡去？早些年台灣會有一些動保人士攔車救狗，但被救出來的狗又被胡亂丢棄，下場依然悲慘。現在很多人轉向針對偷狗行為和屠宰方式的問題，而不是情緒對立地指責吃狗這件事。

實際上，今天狗的問題已經成為一個城市命題，城市裡人與狗的關系已經變化了。當你仍參照傳統的社會脈絡将狗作為食物時，是不是已經不符合今天社會文化集體對于狗的想象了？錢永祥曾指出“文化”本身并非不容動搖、不容挑戰的東西，而是人們在某一時空下的集體作為，隻要發展得稍微久一點，都是文化。我們要看到文化藏污納垢的地方，也就是它的負面意義，而不是把文化當成免死金牌挂在那裡。

保護動物也要“看臉”？

新京報：“同伴動物”這個概念跟“寵物”的差異在哪？

黃宗潔：“寵物”牽涉一種強烈的慰藉，“我寵愛你”内含一種上下級關系。“同伴”則是更為平視的說法，強調陪伴甚至是家人的關系。将貓狗打扮得花枝招展，為它穿上小鞋子，是寵愛動物的方式，但人們不一定真的在意“寵物”這樣到底舒不舒服。

很多人覺得改稱“同伴”是一件雞毛蒜皮的事情，但我覺得改稱呼背後反映出價值觀的轉變。這不單是概念的差異，改變語言确實可能造成看待方式的松動，當然這還要更多體現在實踐層面。

今天很多人用“毛小孩”稱呼貓狗這樣的“同伴動物”，我自己不會這樣講，我不覺得動物都是我的小孩。這種說法存在将動物弱化、可愛化的暗示性想象。我們不需要以“小孩”的位置去理解動物，我們理所當然地應該尊重動物，這甚至不是因為你要去保護他。

動物保護也要“看臉”？ 圖片：視覺中國

新京報：今天的動保主義者似乎更喜歡保護那些可愛的動物，一個“看臉的世界”？

黃宗潔：這當然是一種很普遍的現實，可愛的動物，尤其是貓和狗格外能召喚大家的關心。香港藥房的貓波子因為抓傷小朋友要送去坐貓監獄，立法會議員和愛貓街坊立刻聲援，一周就有七八萬人聯署讓貓“複工”。大家好像看到貓就失去了理性，其他動物就随便管他去死。

不能否認有一部分人隻喜歡可愛動物，隻喜歡貓或狗，甚至還隻是我家的貓或狗；有的人則隻關心人。這種狹隘的愛是人性的一部分，沒有什麼好譴責的。我自己的立場是，今天人們不應該因為關心貓狗而被認為是有錯，這種傾向沒有值得被譴責的理由。

在台灣，關心動物的小圈子存在一種分裂，一派叫做“毛保派“（貓狗派），一派叫“野保派”（野生動物派），還有一些是吃素或主張經濟動物權利的。大家互相看不順眼，相互攻擊。有時候，那些極端的素食者，跟那些完全不關心動物、甚至倒踩你一腳的人殊途同歸。比如有人指責你隻關心在金字塔頂端的貓狗，卻不理會牛羊豬雞的保護。台灣最常出現的一種争議是，比方說你放養狗，有人就會因為你的狗是不是咬死了一隻野生動物，或造成了更多生态問題而吵成一團，仿佛這些喜歡貓狗的人就十惡不赦似的。

我覺得沒有必要這樣，因為喜歡貓狗可以是起點，可以将同情心和情感往外擴大。國外的動保團體分得很專精，比如專門保護獵豹、狼的群體，沒有人去譴責他們為什麼不理會獅子的命運。反而是關注的人越少，好像就有了一種資源瓜分的焦慮。

《人類吸貓小史》

作者: [英] 艾比蓋爾·塔克

譯者: 黃竹沁

版本: 楚塵文化｜中信出版集團/楚塵文化 2018年4月

新京報：“貓奴”這個稱謂背後是不是也存在類似“毛小孩”的問題？

黃宗潔：“貓奴”是這幾年才出現的新詞彙，它是一個很有趣的文化現象，跟今天養貓的普及化相關。似乎與貓這種生物互動的人，都會陷入一種權力關系：貓仿佛淩駕于人之上。與狗不同，大家都說“貓皇”“貓主子”，我覺得這反映了貓這種動物的特殊性。

新京報：自稱“貓奴”的人，很可能是以一種物化或者私有财産的方式對待貓。給它吃好穿好，以滿足自己的迷戀和欲望。

黃宗潔：确實像你說的，“貓奴”雖然自稱為“奴”，但在伺候“主子”的想象性關系中很大程度上是人在掌控。我覺得這是一種語言上的暧昧性，稱呼本身并不見得是它的字面意義。這也是事情有趣的地方。《人類“吸貓”小史 : 家貓如何馴化人類并統治世界》這類書分析了這個現象。

動物愛好者全是怪咖和道德綁架者？

新京報：你在書中提到，人們覺得“動物愛好者全是怪咖”，總是講一些掃興的、道德綁架的話。為什麼會有這種刻闆印象？

黃宗潔：文學和電影中常常會塑造那種讨人厭的動保主義者形象。不可否認有些人确實是怪咖，但“喜歡動物的人很奇怪”作為一種普遍的社會觀感的确存在。或許我們可以從三個角度去理解動物愛好者的矛盾。

首先，動物愛好者的“怪”反映在他們會将情感投放在一些别人并不在意的事情上。一直以來我們的社會都很少思考動物，将其視為隐形，或是對動物充滿偏見和不當對待。

其次，這種“怪”來自動物愛好者自身所謂的邏輯不一緻。用很高的道德标準要求别人，但自己似乎又言行不一緻。比如你今天呼籲别人不要穿皮草，不要去動物園，不要吃肉，不要看動物表演，但反過來别人也可以說你還不是穿了皮鞋。盡管我覺得這種道德不一緻是一種迷思，但當大部分人都有這種迷思的時候，就會變成一種“怪”。最糟糕的是“道德糾察隊”式的行為。比如别人很高興po一張海洋公園的照片，你留言說你知道海豚的生活有多悲慘嗎？就好像國王的新衣，這種行為很不讨喜。

第三點，很多理論都認為今天越來越多人關心動物，是由于當下人際關系失衡造成的戀物。你今天迷戀貓狗，是因為你在人際上遭遇了挫折，你是一個沒有充分社會化的人，缺乏适應能力，因此才會逃避到動物的圈子裡來。我覺得這些都是刻闆印象。

新京報：動物愛好者的主流動物倫理是怎麼一回事？如何區分動物權利和動物福利？

黃宗潔：動物權利和動物福利的含義不太一樣，不過今天的動保團體常常混用二者。在動物權利的眼光看來，動物不應該被人所控制、奴役、操縱，所有動物利用都違反了動物的主體性。他們反對或要求禁絕動物利用，比如主張禁絕當代藝術使用動物來創作；再比如主張禁絕動物園，而不是讨論動物園的融資有多少，動物在裡面住得好不好。動物權利的提倡者并不在乎野外的生存條件是否更殘酷，因為那是自然的淘汰。他們的理想狀态是人類不要過度介入，而未必對自然抱有不切實際的美好想象。

人與動物園裡的動物 圖片：視覺中國

相反，動物福利承認動物利用是不可避免的現實，比較關心如何人道對待。他們會關注動物利用過程之中，動物生存的基本需求、繁衍和心理狀态是否能得到滿足，是否符合國際飼養的規則标準。殘酷與否，是動物福利的語言，而不是動物權利的語言。

新京報：人要消除動物利用，那不就等于取消了人的存在嗎？

黃宗潔：動物權處在動保光譜最極端的位置上。如你所說，在道德邏輯上動物權存在無法回避的矛盾。生而為人，就無法禁絕動物利用這件事。一個動物權的倡議者最常面對的質疑是，他自身活着這件事跟他的道德立場相沖突。一些好鬥的人會挑戰那些持有極端道德主張的人，比如質疑吃全素的人，你今天吃的一顆橘子，農夫撒了多少農藥，會害死多少動物。沒有任何人可以做到不吃不喝的“裸活”，沒有這種可能性。

不過，我覺得這種極端聲音的存在是必要的，即便在實際層面做不到。在思考今天人與動物的關系時，這種理論提供了另一種想象：動物以何種樣态活在一個沒有人類的世界？比如一隻狼就該以狼的樣子，活在它的野外。今天我們仍然可以禁絕一些沒那麼必要的動物利用，比如拒絕皮草産業。

新京報：将人類從動物和自然的世界中排除出去，這難道不是最人類中心主義的想法？這完全是站在人類中心的視野，去劃定人和動物、自然和文化的清晰邊界啊。

黃宗潔：想象所謂沒有人為操縱、沒有人為力量介入的自然，的确是天真和不可能的。但動物權提出動物的主體性，不是想要對抗自然和文明、或是人和動物的邊界，而是關注動物是否擁有它的權利這件事。在讨論動物利用造成的傷害時，動物的主體性應該被看到。

人，作為食物鍊的一環

新京報：荷索的紀錄片《灰熊人》，講述知名保育人士提姆崔德威是如何死于他一生所緻力保護的灰熊。他死狀慘烈，屍體被灰熊瘋狂啃食。人與危險動物的情誼，以及城市人對于自然和動物某種溫情脈脈的想象，都遭到了自然規則的毀滅。這樣的野生動物保護，多大程度上是一種基于人類天真誤認的介入？

黃宗潔：這是一個由于界限誤認而造成的悲劇，這種誤認往往來自所謂的愛或知識。你認為你的生态知識很豐富，你對熊的習性有很充分的掌握，然而動物是一個不可預測的存在，我們無法或不願承擔不可預測的代價。

流行的生态影像紀錄片常常強調人和動物之間的親近接觸與互動。它提供了一種暗示性的訊息：這種親密是人和動物可以達緻的常态。愛灰熊的行動是人的介入，這種生命實踐背後有愛的真實性，但吊詭的是，當人類用自己想象的方式去看待動物時，我們也要反思這是不是一種誤認，一種負向的示範？

《灰熊人》劇照。

新京報：素食主義者如何理解自己作為自然界食物鍊中一環的存在？動保主義者要如何處理自己與豬牛羊這類“行走的食物”（亦即“經濟動物”）之間的關系？

黃宗潔：為什麼動物保護很容易和素食聯系在一起？因為吃肉就是一種動物利用。動物保護和經濟動物之間的矛盾，我覺得是動保裡面最難讨論的議題之一，也是大家最常跳幀回來的議題。我自己并不認為做動物保護就要去吃素，盡管這是一種生命實踐的方式，但即便你吃素也未必符合所謂道德一緻性的标準。

我覺得談經濟動物的重點，并不在于人吃動物的事實，關鍵的道德問題是回到動物福利的思路下：如何改善今天工業化農業之下經濟動物的處境？傳統農業社會的宰殺方式也未必是好的，比如宗教儀式之中将動物吊起來放血的做法可能更痛苦。今天，工業社會和農村社會的價值觀在時差之下共存，我們不需要去讨論哪一個更好，或哪一個應該被淘汰。當社會結構和社會氛圍發生改變時，沒有哪一個框架是不可以被檢讨的。尤其是當人和動物關系的新價值觀已經出現的時候，為什麼不選擇更好的對待方式呢？我們是不是可以去改變我們的動物文化，以及與動物的互動模式？一個社會可不可以走到那一步，去重新定義那些曾以“文化之名”獲得合法性的事情，比如，将吃狗、吃金魚、鬥牛再定義為不道德？

新京報：最後，從理論或行動實踐層面而言，你覺得當代有哪些值得關注的動物思潮或者動物哲學？

黃宗潔：彼得·辛格

（PeterSinger）

《動物解放》這本經典著作深刻影響了中文世界對于動物保護倫理的接受。這是一種震撼教育，讓我們碰觸到過去沒有理解或思考過的問題，他的效益主義視角影響了我們的行動策略。

《動物解放》

30周年紀念版

作者: [澳] 彼得·辛格

譯者: 祖述憲

出版社: 湖岸｜中信出版集團 2018年8月

瑪莎·娜斯鮑姆

（Martha C. Nussbaum）

的情感論述，針對西方哲學長期忽視道德情感的狀況，重新賦予情感在道德行為上的重要性。過去有一種誤會認為，做動物研究要有生物科學背景，透過動物實驗來分析生物習性。動物權這種論述，太容易被批評是婦人之仁，以同情為出發點的動物研究不過是感情用事。彼得·辛格說，我保護動物不是因為愛動物，他以這種宣言來區隔濫情。娜斯鮑姆的理論則支持我們正視情感在動物保護行動中的意義，令感情也能作為某種抗衡的力量。

Frontiers of Justice :

Disability, Nationality, Species Membership

作者: Martha C. Nussbaum 版本: Belknap Press 2007年4月

第三個脈絡是後人類理論。賽博格、後人類的混種概念打破和重組了人與動物的邊界，挑戰以人為絕對中心的權力位階關系。不過這種理論挪用，與動保行動的實踐是不一樣的。要求一個人在道德上完全符合非人類中心主義，除非你叫這個人别活，不過我們可以依然透過理論達成一種反省。

新京報記者 董牧孜

編輯 張婷 沈河西 校對 薛京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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