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轲，中國戰國時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字子輿，亦稱孟子。鄒(今山東鄒縣西南)人，魯國貴族孟孫氏的後代。早年喪父，家貧。稍長，受業于子思的門人。

中年後曆遊齊、宋、朦、魏等國，一度任齊宣王客卿。一生宣傳仁政學說，但未獲采用。

晚年退居故裡與弟子萬章、公孫醜等著書立說。自稱“乃所願，則學孔子”,“序《詩》《書》，述仲尼之意”(《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主張性善論，認為在人的意識中有一種先驗的善的萌芽，說“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孫醜上》)從抽象的人性出發，引出仁、義、禮、智等道德範疇。認為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公孫醜上》)，将孔子“仁”的觀念發展為仁政學說。

提出仁政,“必自經界始”,主張“省刑罰、薄稅斂”,“制民之産，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讓有恒産者有恒心,”然後“謹癢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梁惠王上》)。

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盡心下》)，認為“得其心，斯得民,”“得其民,斯得天下。”視殘暴之君為“獨夫”,人民可以群起而誅之。反對武力兼并，認為隻有“不嗜殺人者”才能統一天下。

倡言“保民而王”,以土地、人民、政事為諸侯之三寶。強調“重民”的目的在于“驅而之善，”使“民之從之也輕，”以緩和階級矛盾。在宇宙觀上，以“天命”為決定自然和社會人事的主宰，說:“《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梁惠王下》)；“天下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萬章上》)。

還引《奉誓》的話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萬章上》)，試圖把“民心”和“天意”相統一。為傳統的天命論增添了新的内容。

在認識論上強調反觀自省，認為人具有“不慮而知”的“良知”和“不學而能”的良能。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把認識看作對自己内心世界的探素。

提出“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算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盡心上》)，把“知天”“事天”看作盡量擴充本心和發揚“善性”的過程，達到“知天”的目的，就是認識的終結。

提出“心之官則思，不思則不得也”（《告子上》)，表現出重理性輕感官的傾向。重視主觀精神的修養，提出“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公孫醜上》)。存心養性要達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滕文公下》)的境界。

在曆史觀上，較全面地論述了英雄史觀。認為，人有“先知先覺”和“後知後覺”的區别。“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萬章下》)。英雄豪傑“仁義禮智植于心”，具有高出常人的道德品質，以社會分工為理由，提出“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義也”(《膝文公上)。

為階級壓迫和剝削辯護。認為曆史是按照500年一亂一治的規律循環的。“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公孫醜下》)。其學說在家哲學中形成一個唯心主義的理論體系，對宋儒有很大影響，被認為是孔子學說的忠實繼承者，有“亞聖”之稱。

著有《孟子》一書，南宋朱熹把它和《大學》、《中庸》、《論語》合稱四書，被尊為儒家經典。

文獻參考——《人類文化遺産寶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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