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導演黃信堯眼中，大佛是大家尊崇的、不容懷疑的象征。但兇殺案就發生在大佛眼前，屍體可能被藏進大佛，影片始終沒有明确交待。兇殺案改變了角色的命運，大佛卻順利出廠，按部就班地為善男信女所膜拜。（資料圖/圖）

（本文首發于2018年4月26日《南方周末》，原标題為《“他們其實是存在的，隻是你忽略了” 電影《大佛普拉斯》中的底層人生》）

2014年，黃信堯導演的短片《大佛》入圍金馬獎最佳短片，沒獲獎。幾天後，他接到評審鐘孟宏的電話：願不願意把它發展成電影長片？

鐘孟宏的電影以強烈的個人風格著稱，他一個月前看到《大佛》就有意接洽，為避嫌，特地等頒獎後才聯系。“他說制作上很粗糙，可是故事原型蠻有趣。”黃信堯回憶，“他知道我沒錢、沒背景，說他的公司會負責一切。”

劇情梗概依舊，講一尊佛像背後的社會百态。新片的名字考慮過“長佛”“巨佛”“XL佛”，正巧iPhone6 plus推出，“啧，從美國捎來的訊息”，黃信堯就借來了“大佛plus”，諧音“大佛普拉斯”。

“各位觀衆朋友大家好。”影片剛開始，導演的聲音就出現，接下來“三不五時出來講幾句話，宣傳一下個人的理念，順便解釋劇情”。

電影主人公菜埔和肚财是對好友，一個門衛，一個收廢品。倆人閑來無事，偷看菜埔老闆的行車記錄儀，意外發現了佛像前的殺人案。

2018年4月15日，《大佛普拉斯》獲得第37屆香港金像獎“最佳兩岸華語電影”獎。前一年台灣金馬獎，它也獲得五項大獎。“最佳新導演”黃信堯當時44歲，入圍者中年齡最長。他拍了20年紀錄片，遇見過形形色色的菜埔和肚财。

接受南方周末記者專訪那個下午，黃信堯遇見一個自稱在市中心種菜的人。他跟去攀談，發現對方在一片已廢棄的軍用土地上，真的種出兩平米的九層塔。

黃信堯常提及另一次偶遇。海邊小吃攤，鄰桌一個工人訓斥另一個，不該對老闆唯命是從，“老闆吃肉，我們好歹也喝一下湯”。

“我很好奇，他們那連湯都沒得喝的世界，究竟是什麼樣子，對我來講，他們就是肚财和菜埔。”黃信堯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我們不經意的時候，會完全忽視他們的存在。他們其實是存在的，隻是你忽略了。”

肚财和菜埔發現兇殺案後，四處求神拜佛，甚至找到一座“中正廟”，才知道“連蔣公都有人在拜”。現實中這座廟位于台灣苗栗，因其簡陋空洞，電影中調侃這是“走極簡風”。黃信堯認為影片并非批評宗教，意在質疑不可挑戰的權威與人的主見缺失。（資料圖/圖）

“起碼在他死的時候，在地上還能畫出一個人形”

“大佛”确有其事。有次黃信堯去工廠拍片，見到一尊巨大的銅質佛像，足有三四層樓高，“第一個念頭就是，這裡面裝的什麼東西沒有人知道”。

2014年，核能、軍中人權、食品安全……衆多社會問題屢見台灣報端。“這個地方好像出問題了，好像沒有人在管，我想到底發生了什麼。”由此，黃信堯決定寫一個“隐喻台灣社會現狀”的故事。

“大佛就是我們尊崇的、不容懷疑的象征。”黃信堯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我們通常會相信大品牌的食品，結果大品牌反而有問題，不老實；你就會覺得原本我們相信的東西（不可信），就像我們相信大佛一樣。”

黃信堯去租漫畫，聽見老闆問一位熟客為什麼很久沒去。對方回答，幾個月工廠沒加班，不敢去，在家看電視更省錢。“最後他租了幾本小說，大概二三十元（注：指新台币，1新台币約合0.21人民币）吧。這社會到底是什麼狀況，一個人生活壓力大到連二三十元都花不起？”黃信堯自問。

電影裡，菜埔在警衛室值夜班，肚财常找他串門，拾便利店丢掉的便當作消夜。肚财飾演者陳竹升形容：“兩個無能的人，彼此依靠，人生僅存的支撐。”

菜埔、肚财是極普遍的名字，都取自黃信堯身邊人。台灣南部，姓蔡的人綽号總是“菜埔”，姓杜或名裡有“财”，就叫“阿财”或“肚财”。兩個人讨論起名字：“你老闆叫啟文（Kevin），我叫肚财，差那麼多。”“等我有錢，我也要找一個人幫我取一個英文名字。”

深夜，在狹小的警衛室裡，肚财突發奇想，要看老闆的行車記錄儀解悶。“它是一個非常巧妙的東西，鏡頭對着車外，可是聲音卻是錄車裡面的。”黃信堯自己安裝行車記錄儀時，有了這個構思。啟文的車一路向前，開過馬路、隧道、酒店，聲音記錄着他的風流韻事。

因為經費不足，《大佛》使用了黑白畫面，道具隻有鐵、木頭和塑料，無法造出銅制佛像，黑白畫面正可以掩蓋材質的區别。《大佛普拉斯》想延續短片營造的“電影精神與時空”，于是肚财和菜埔的世界是黑白的，隻有行車記錄儀才配得上彩色。黃信堯在預告片裡講道：“有錢人的生活是‘卡樂佛’（colorful，彩色），沒錢的人隻能在旁邊拍手喊‘萬得佛’（wonderful，極好）。”

黃信堯認為，老闆黃啟文的角色代表“一種男性的想象”，“身旁美女圍繞，名車啊、功名利祿啊，潛意識一定會有”。但與其他官員商人在洗浴中心玩樂時，黃啟文變成了角落裡的那個，“地位是比較卑微的，他在那邊就是菜埔”。他有妻子，但身邊情人不斷，“借由這種跟女性的交歡來證明自己”。

衆多情人中，葉女士認真了。她糾纏黃啟文，招來殺身之禍。肚财和菜埔看見了這一幕，不敢看下去，關掉了行車記錄儀。

電影始終沒有明确交代，大佛裡是否藏着屍體。“你有看到他把她打成重傷。你有看到裝進大佛嗎？沒有。你有看到，但是你沒有看完；你有聽到，但是你看不到。就像大佛一樣，大佛隻是一個形體。”黃信堯反問，“都是一種揣測，網絡社會不就是這樣的嗎？”

兩人沒報警，四處求神拜佛。肚财最終死于真相不明的車禍；殺了人的老闆卻安然無恙，警察找他談話，政客朋友立刻盛氣淩人地把他保出來。凡此種種，肚财生前就看透了：“人家有錢人出來社會走跳，是三分靠作弊，七分靠背景。”

肚财死後，警方封鎖了現場，地面留下一個白粉筆标記的屍體輪廓。他的流浪漢朋友釋迦騎自行車到處亂逛，導演旁白又出現了：“我想他應該是慢慢理解，肚财現在死了并沒什麼不好，起碼在他死的時候，在地上還能畫出一個人形。像他這種孤獨的流浪兒，應該是死了很久之後才會被人發現。”

朋友們為肚财送葬，一張他的照片都找不到。好在他生前被警察拘捕過，上了社會新聞，朋友把畫面截圖放大充作遺照。照片裡，肚财的臉被摁在水泥地上，龇牙咧嘴。

一位朋友告訴黃信堯，自己的舅舅就這樣，意外過世，唯一能找到的照片是二十多年前的家庭大合照。“你能想象有人沒有手機，沒有一張自己的照片嗎？”黃信堯說，“我前幾個禮拜才在台中的山區遇到一個人，在一個雜貨店前面跟他聊天。他說他沒手機，也沒有自己的照片，四十幾歲，一個人自己住，出過車禍，腦袋也有點不靈光。”

“真正的絕望，是無法翻轉，社會底層的人無法有翻轉的機會。好好念書嗎？之後呢？還不是在幫人家數錢。階級根本沒什麼流動。”黃信堯曾對媒體說，“你的人生沒有翻轉的可能，你這輩子能做的，就隻能去廟裡拜拜，祈求下一輩子會更好。”

打破什麼牆？

2017年6月，《大佛普拉斯》作為台北電影節開幕影片，首次公開放映。身旁觀衆樂不可支，黃信堯卻緊張得笑不出來。有人告訴他，片中饒舌的導演打破了“第四堵牆”，那能使觀衆同劇情之間保持距離。

“打破什麼牆？沒有想過這些事情。”黃信堯沒學過電影，頭一次聽說這個概念。

黃信堯生長在台南，在工廠、泡沫紅茶店、傳播公司打過工，當過汽車業務員，還主持過廣播電台的電話交談節目。他為台南的區“議員”候選人開過競選宣傳車。兩個月時間，早八點到晚九點，“在大街小巷一直繞”，喇叭重複播放候選人的名字和号碼，聽音樂也不行，太吵。

“真是超無聊，現在回想我都佩服自己可以做那個工作，我更佩服以那個為工作的人。”黃信堯回憶。學紀錄片時，攝像機和每卷180新台币的磁帶他都買不起，隻好請假去一個政治人物的競選總部工作攢錢，看盡政治生态。

電影拍攝到後半程，剛巧下了大雨，刮倒了文化公司的屋牆。菜埔為解決漏雨，去“副議長”那裡領了一件選舉後沒用的廣告帆布，蓋在屋檐上。帆布上“副議長”笑容可掬，配着廣告詞“一張票一世情”。導演解說：“我想‘副議長’不但重情重義重粉味，為民擋風擋雨也跑第一。”

黃信堯拍攝了九部紀錄長片，陸續獲得島内外影展肯定。不過他的工作機會十分有限，每年拍一兩支小廣告，一部紀錄片，“常常煩惱接下來該怎麼辦”。

2005年，黃信堯拍出了《唬爛三小》，記錄自己和幾個高中好友最近七年的生活。他在拍攝時讓麥克風穿幫，“刻意讓觀衆意識到攝影機的存在”；忽然讓同學們情景“重演”，大家一邊配合一邊笑，演得非常不自然，“要讓觀衆發覺這是演出的”。他總在探讨真實與虛構的關系。

“這個紀錄片很精彩，精彩在于那些生活的不堪。”片中一個同學有點“好色、愛花錢”，黃信堯理解他，因為“人生總是會有迷惑的時候”。但他害怕，電影播出後，觀衆會對人物産生偏見。

作品得到了贊譽，“我撷取他們的靈魂，來完成我的影片，可是我的影片對他們一點幫助都沒有。”黃信堯自省道。他此後拍攝的紀錄片多以地理與風光為主題，盡量避免有特定人物。但他仍想講故事，就嘗試虛構類，因為劇情片沒有“角色的問題”。

黃信堯不會寫劇本，找一位學姐幫忙，合作出一部，申請台灣的短片輔導金，第一階段審核都沒過。隔年有了《大佛》的構思，他不好意思再找學姐，照着劇本格式自己謄，“沒中的話，都不能給人家錢，果然真的也沒中”。

2013年夏天，黃信堯受邀到北京授課，在後海喝茶時完成了劇本大綱。他報名侯孝賢主持的金馬電影學院，想學劇情片課程。那年他40歲，将将避過年齡限制，卻再次落選。

短片隻拿到“高雄拍”影像創作獎助計劃的50萬新台币資金。黃信堯猶豫，他向鄭文堂導演咨詢，得到的意見是：“應該去拍，不要等。”

短片劇組如雜牌軍，淨是各路朋友，學弟學妹。“黃啟文”是研究生同學，“葉女士”在劇組當梳化助理，拍攝租用工廠，房東還客串了群演。

陳竹升是黃信堯當時唯一認識的演員，兩人曾在公關公司共事。菜埔扮演者莊益增也是老友，是出身屏東蕉農人家的紀錄片導演。兩人外形“瘦瘦的，弱弱的，要說他們是loser也沒有人會不相信”。

“導演和我們都算很‘台灣’的孩子，所以有些情調、價值觀，甚至憤世嫉俗的點，有時候講兩句話彼此就能聽懂。”陳竹升說。

2014年短片開拍不久，管理經費的制片不辭而别，跑去參加社運，劇組空轉許久，超支嚴重。黃信堯賣掉自己的車子和工作室，湊出八十多萬新台币，才把短片完成。

拾荒者肚财難得的閑暇時光。導演黃信堯把自己的期望寄予了片中的流浪者釋迦：“逍遙自在，自由自在，你不用賺錢，也沒有人管你，怎麼來怎麼去，那是我向往的生活，那是自我的投射。”（資料圖/圖）

悲劇加上時間就變喜劇

到《大佛普拉斯》，班底就不成問題了。鐘孟宏帶來了自己上一部電影《一路順風》的團隊，影星戴立忍飾演黃啟文，音樂人林生祥負責配樂。他告訴媒體：“我們沒想過會賺錢，我說靠他這片子賺錢，會很辛苦啦！”

黃信堯視鐘孟宏為導師。他學習劇本的标準格式：時間、地點、人物，每個場景前标三角形符号。寫了開頭三五分鐘，他拿給鐘孟宏看。“幹嗎寫那個三角形？”鐘孟宏問，“寫劇本就是寫你想寫的，幹嗎管别人怎麼寫！”

鐘孟宏把《一路順風》的劇本拿給黃信堯，薄薄十幾頁紙。“這個也可以拍成電影啊？”“可以啊！”

創作劇本一年，黃信堯時有擔憂。他擔心人們認為電影攻擊佛教，擔心女性角色扁平，會招緻女性主義者攻擊。鐘孟宏又發話：“拍電影要想這麼多的話，那我們什麼事都不能做了。”黃信堯漸漸明白：“我們并不是要拍一部讨喜的片子，我們是想拍一部好的電影。”

獨具風格的旁白也出自鐘孟宏的建議。黃信堯常在紀錄片裡這麼做，但顧慮用在劇情片會“很奇怪”。鐘孟宏規勸：“反正這就是你的第一部片，你的故事，又是黑白的，又是新導演，你又沒有壓力，你就把你會用的旁白拿來用啊。”

鐘孟宏後來說，“黃信堯就是很會‘畫虎爛’（注：胡言亂語），講話很無厘頭，但他就是有種文學性。”劇本開發後期，他怕自己介入過多，不肯再看劇本。他們常在公司附近吃飯聊天，口頭探讨。

黃信堯原本設計的結局裡，肚财和菜埔都死了。鐘孟宏認為太殘忍，建議留下一個，結果菜埔活了下來。“菜埔要照顧他媽媽，肚财無牽無挂，他的死是成全菜埔。”黃信堯改了劇本，“我覺得他的走才有意義，因為他在成全另外一件美好的事情。”

生生死死間，電影悲喜交雜，陳竹升曾引用一句話評價：“悲劇加上時間就變喜劇。”黃信堯以前常聽人告誡，電影要動人，“讓人家熱淚盈眶”。他反問：你有談過戀愛嗎？分手難過嗎？現在回想還難過嗎？

“你當時很難過，可是經過時間和經曆，回頭看會想笑。”黃信堯說，“那個笑是一種釋懷，也是對自己的嘲笑。”

在黃信堯眼中，越底層的人越善于自我嘲弄，中産往往更拘謹：“如果生命一直想不開的話，你怎麼過下去。人活到那麼卑微的時候，為什麼他還要活着？他們必須要釋懷，才得以繼續過原本的生活。”

肚财最喜歡“夾娃娃”，面無表情地對着鏡頭解釋：“夾娃娃很療愈啊。”出事後，菜埔去了他家，一個飛碟般的房間裡，擺滿夾回來的娃娃。導演旁白道：“我想雖然現在是太空時代，人類早就可以坐太空船去月球，但永遠無法探索别人内心的宇宙。”

夾娃娃是黃信堯多年的愛好，他的車裡和家裡囤積了大量娃娃。他形容自己的技術“沒有那麼厲害，但也不會夾不到”，由此生成“一種療愈感”。

最近一年，黃信堯發現台灣的娃娃機莫名多了起來，反而興味索然：“太多人夾，不好，沒有療愈的感覺。”電影上映後，他四處參加影展，怕娃娃積灰，把它們收進了袋子。

2018年4月，《大佛普拉斯》在紐約放映，北美發行商帶黃信堯參觀了自由女神像。電影裡頭，兩人偷聽到，黃啟文吹噓自己在紐約的讀書經曆。菜埔問，“什麼是紐約啊？”

“美國那個紐約啊，在港口站一個女的，手拿着火把，戴一個浴帽。”肚财信口回答。

放映時，觀衆提問：拍電影是否為了改變社會，比如呼籲關注弱勢群體？剛開始拍紀錄片時，這是黃信堯整天思考的問題，他和朋友辯論，認為紀錄片應該是創作而非工具：“我并沒有企圖從電影裡面改變這個社會，我沒有那麼宏大的理想。”

“沒有，我沒有這些想法。”黃信堯仍舊這樣回答。

黃信堯還給自由女神像拍了照。“可以回去給肚财、菜埔說，自由女神長這個樣子。”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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