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與小阿馨談起盛唐三大詩人王維、李白、杜甫的人生際遇，予言安史之亂時這哥仨的遭際均頗為搞笑。最搞笑的是李白，他以為建功立業的機會到了，卻因站錯了隊，莫名成了叛軍，而最後居然是他曾經的好哥們兒高适下令抓獲他的。杜甫雖被叛軍抓獲，但因他名氣小，叛軍對他看管不嚴，最後終于逃出了長安，像叫花子一樣趕赴肅宗行在。王維也如杜甫一樣落到了叛軍手裡，但他的名氣太大了，逃是逃不掉的，安祿山的官也是必須做的，這位大詩人隻好服藥弄啞自己的嗓子，在僞政府中消極怠工，并暗裡寫下《聞逆賊凝碧池作樂》:

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再朝天？

秋槐葉落空宮裡，凝碧池頭奏管弦。

後來唐軍收複長安，所有任過僞職人員的一律被處以重罪。王維卻因其弟王缙大力讓人四處傳唱那首詩而僅受輕微處罰，不久即官複原職。

我疑心蘇轍蘇子由是知道王維這個故事的，并且依葫蘆畫瓢，成功救下了自己的哥哥蘇轼。

烏台詩案時，蘇轼與長子蘇邁約定，若不會被判死刑，蘇邁送來的飯食中無魚，若可能判死罪，則送一條魚。某天，蘇邁盤纏用盡，自己去籌錢，托一親戚代送飯菜。親戚一片好心，送一條魚以改善蘇轼的夥食。蘇轼見魚大驚，自分必死無疑，遂于獄中作詩二首以托弟弟蘇子由照顧其家人，其中一首雲:

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

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

與君今世為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

詩除寫兄弟情深并托以後事外，還順便拍了一下神宗馬屁，說皇帝是聖明的，自己被殺頭完全是自己愚昧，咎由自取。

獄卒将詩交給子由，子由讀詩自是淚下如雨，卻拒收詩幅，他堅決要求将詩呈給皇上。神宗覽詩後心中大慰，覺蘇轼雖謗讪新法，但對自己還算忠心，且蘇轼襟懷坦蕩。神宗最終釋放了蘇轼，隻将其貶為黃州團練副使。

蘇轼與蘇轍兄弟情深，而且政治主張亦相當一緻。二人政治上共進退，在詩文上更是互相唱和、惺惺相惜。蘇門父子在“唐宋八大家”中占得三席，然蘇轼在文學上太過閃亮，老蘇和小蘇的光芒均為其所掩，尤其是小蘇，雖與乃兄一樣少年成名，甚至官做得更大，然在論起“三蘇”時，往往隻是蘇轼的陪襯，這對子由來說是極不公平的。

毋庸諱言，蘇轼确實天資卓越，當世不二出，王安石曾言“不知更幾百年，方能又出此等人物”，對蘇轼的贊譽簡直無以複加。後世論蘇轼，更多的是肯定蘇轼卓越的詩書畫成就及贊美其樂觀曠達的胸襟，對其光芒背後許多人默默的付出，則大多不談或一筆帶過，這實在不是看人看事的正确做法。

誠如餘秋雨在《蘇東坡突圍》一文中言“蘇東坡真是好命”，餘大師認為蘇轼被貶黃州正當壯年，他好好反思，會更有機會沉澱并以此開出新篇。蘇轼後來也的确做到了，他在黃州成為了後世很多知識分子的精神導師，也成為普通人的朋友，這時，他成為了蘇東坡——一個讓後世生出無限景仰的名字。然而，蘇轼的天才能夠展現，他在逆境中的樂觀曠達，其實背後是有好多“貴人”的默默相助的，如蜀中大佬張方平對蘇氏昆仲的大力推介，文壇宗師歐陽修對蘇轼不遺餘力的揄揚，曹太皇太後、高皇太後對蘇轼異乎尋常的偏愛，甚至神宗皇帝也因喜讀蘇轼的詩文而“愛烏及屋”。但是，對蘇轼付出更多的是他的家人，特别是他的弟弟蘇轍蘇子由。

蘇轼一生共有三任妻子:王弗、王閏之、王朝雲。王弗是愛，閏之是暖，朝雲則是蘇轼的四月天，是她們無私的付出撐起了蘇轼家庭生活的天，讓蘇轼有更多的時間寫詩文、交朋友、遊山水。然而，在經濟和政治上給予蘇轼最大助力的則是子由。

蘇轍在

《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中言兄弟二人關系:撫我則兄，誨我則師。二人求學時可能如此，為官後的情形可能要打一個颠倒。在政治上，蘇轼确有一顆仁者之心，但他常常滿嘴跑火車，子由常勸他不要随意發表對政治的看法，以便讓别人抓住把柄，蘇轼嘴上答應，過不久依然故我。蘇轼終于因自己的大嘴巴而遭禍，又是蘇轍提前知道消息，冒着被免官的危險派人給兄長送信，至少讓官差抓他時多少有些準備。蘇轼基本上是“月光族”，常常從子由那兒借錢，比較大的幾筆是，蘇轼調任常州，借三千貫，貶惠州時，借七千貫。子由并無多少積蓄，也是砸鍋賣鐵湊給蘇轼的。蘇轼在惠州要作好事，為百姓修橋，又寫信叫弟弟捐款，蘇轍此時亦被貶雷州，實在拿不出，隻好求助于夫人，讓夫人把自己的首飾全部賣掉，甚至把皇帝賞賜的金币也賣了，才最終湊齊蘇轼要求的數額，做蘇轼的弟弟難啊，做蘇轼的弟媳婦也難啊。

蘇轼确是天才，逆境并未将其扼殺，反而因其磨砺，更加光輝圓潤。但在蘇轼成功的背後，蘇轍實是功莫大焉，蘇轍像是一位疼愛弟弟的兄長，蘇轼反倒是一位任性不懂事的小弟。

蘇轼的性格其實是有缺陷的。今天我們就來說一下蘇轼章惇相惜相殺的故事。章惇，字子厚，是蘇轼的同科進士好友，章惇的進士科考成績可能比蘇轼還要好。二人初為官時，惺惺相惜，時相過從，同遊山水。後來王安石變法時，二人分屬新舊兩黨，但當蘇轼身陷囹圄時，新黨人多欲殺之，而章惇卻能不惜得罪自己的同黨頂頭上司，也要拼力相救，蘇轼心裡應該是有所感激的。但後來舊黨得勢，二蘇均受重用，蘇轍甚至官至副宰相。蘇轍上疏堅決要求将章惇逐出朝廷，這自無可厚非，畢竟黨派之争嘛。但蘇轼在這件事上無所作為，就不應該了，章惇救過他，他也應該救一下章惇啊，救不救得下暫且不論，但起碼表一下姿态總是可以的。而蘇轼既未阻止蘇轍對章惇的彈劾——依二蘇的關系，他是能夠做到的，又未為章惇說幾句好話，此時他竟連王安石也不如，蘇轼是攻擊新法的急先鋒，王安石還上疏神宗“安有盛世而殺才士乎？”而蘇轼在章惇要求貶地近故鄉以便就近照顧老父時，蘇轼亦未能施以援手。蘇轼在章惇被貶事件上的表現實是他人生的一個污點。

風水輪流轉，高太後死後，新黨重又掌權，舊黨人士紛紛遭貶。蘇東坡在舊黨中的影響并不是最大的，但卻是被貶得最慘的，章惇将他一貶再貶，最後貶至天涯海角——海南島，章惇是想将蘇轼貶死在路上，“東坡谪嶺南，時宰欲殺之。”東坡弟子黃庭堅的這兩句詩恰可作為一個注腳。照理說，章惇應該更很蘇轍才對，但貶蘇轍最遠也才到雷州。

風雲突變，小皇帝趙煦暴斃，趙佶繼位，大赦天下，蘇東坡又被召還回朝，章惇卻是流放惠州，此時，章惇的兒子預料蘇轼回到朝廷會任宰相，寫信給蘇轼，希望蘇轼能原諒他的父親。蘇轼回信相當溫情，言自己與章惇一直是好朋友，中間固然有些分歧，但友情不變，叫太夫人（章惇的母親）不必挂心，嶺南的瘴氣也不足懼，還随信寄了一些藥。後人往往以此事言蘇轼的大度，但我想，蘇轼此時心裡想的或許是——“是我先負了子厚啊……”

我自诩思想自由，不會做任何人的粉絲。但又實在太喜歡蘇轼了，或許勉強也算東坡粉吧。然而，說事記分明，論理講曲直，故為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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