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輾轉，行萬裡路，讀萬卷書，創立了一種新的治學方法，成為清初繼往開來一代宗師的顧炎武，以經世緻用的鮮明旨趣，終結了晚明空疏的學風，開啟了一代樸實學風的先路，他提出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學者文人。

1682年2年15日，這位與黃宗羲、王夫之并稱為明末清初“三大儒”的清學“開山始祖”離世。身後留下《日知錄》、《音學五書》、《韻補正》、《金石文字記》、《亭林詩文集》等多部傳世名作。

清代著名學者全祖望曾作《顧炎武手不釋卷》一文：“凡先生之遊，以二馬二騾載書自随。所至扼塞，即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或與平日所聞不合，則即坊肆中發書而對勘之；或經行平原大野，無足留意，則于鞍上默誦諸經注疏，偶有遺忘，則即坊肆中發書而熟複之。”由此可以窺見其治學之嚴謹，求學之認真。

顧炎武用大半生的時間和精力寫了一部洋洋八十萬言的讀書劄記《日知錄》。這部“負經世之志，著資治之書”的巨著，“凡關家國之制，皆洞悉其所由盛衰利弊，而慨然著其化裁通變之道，詞尤切至明白”（清黃汝成：《日知錄集釋》叙）。

顧炎武明确宣稱，自己的撰寫目的就是：“意在撥亂滌污，法古用複，啟多聞于來學，待一治于後王”（《文集》卷六），并強調“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文集》卷四）。顧炎武在“明道救世”這一經世思想的指導下，提倡“利民富民”。他認為，“今天下之大患，莫大乎貧”（《文集》卷一），因而認為“有道之世”，“必以厚生為本”（《日知錄》卷二），他希望能逐步改變百姓窮困的境遇，達到“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日知錄》卷二）。他不諱言“财”“利”。他說：“古之人君，未嘗諱言财也。……民得其利，則财源通而有益于官；官專其利，則财源塞而必損于民。”（《日知錄》卷十二）

《日知錄》雖是一部傾注大量心血精煉而成的巨著，但顧氏為該書所寫自序卻隻有短短的六十一字：“愚自少讀書，有所得，辄記之。其有不合，時複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積三十餘年，乃成一編。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錄》，以正後之君子。東吳顧炎武。”倘若減掉書名來源和作者籍貫姓名所占十五字，則僅餘四十六字，真是精煉得不能再精煉了。

問世三百多年來，《日知錄》始終被學術界尊為精品，以至成為有清一代文史大家如閻若璩、錢大昕、唐甄、朱彜尊、方苞、全祖望、戴震、趙翼、姚鼐、洪亮吉、劉逢祿、魏源等一再疏正論辯的“顯學”。

博學于文，行己有恥

顧炎武是沿着明季先行者的足迹而開展複興經學的學術途徑的。他在緻友人施愚山的書劄中就明确提出了“理學，經學也”（《文集》卷三）的主張，并指斥說“今之所謂理學，禅學也”（《文集》卷三）。顧炎武認為，經學才是儒學正統，批評那種沉溺于理學家的語錄而不去鑽研儒家經典的現象是“不知本”。他号召人們“鄙俗學而求六經”，主張“治經複漢”。他指出：“經學自有源流，自漢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後及于近儒之著，然後可以知其異同離合之指。”（《文集》卷四）

顧炎武《行書手劄》

“博學于文”、“行己有恥”二語，分别出自《論語》的《顔淵》篇和《子路》篇，是孔子在不同場合答複門人問難時所提出的兩個主張。顧炎武将二者結合起來，并賦予了時代的新内容，成了他的為學宗旨與處世之道。他說：“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于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文集》卷三）

顧炎武說：“士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為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是從事于聖人而去之彌遠也。”（《文集》卷三）因此，“博學于文”、“行己有恥”，既是顧炎武的為學宗旨和立身處世的為人之道，也是他崇實緻用學風的出發點。

古學之興，始開其端

顧炎武作為清學之祖，一生廣覽群書，多聞博學，于經義、史學、文字、音韻、金石、考古、天文、曆算、輿地、軍旅等各個方面都做出了開創性的研究。由此被清代學者汪中（《國朝六儒頌》）盛贊：古學之興也，顧氏始開其端。

顧炎武之學不僅以博涉百家而開啟了清學的學術門類，而且其學識赅貫，通達治體，能把學問的各方面加以融會貫通，具有宏大的學術氣象。他曾說：“天下之理殊途而同歸，大人之學舉本以該末。”又說：“彼章句之士，既不足以觀其會通，而高明之君子，又或語德性而遺問學，均失聖人之指矣。”故梁啟超說：“亭林的著述，若論專精完整，自然比不上後人。若論方面之多，氣象規模之大，則乾嘉諸老，恐無人能出其右。要而論之，清代許多學術，都由亭林發其端，而後人衍其緒。”

如今，顧炎武已故去300餘年，長眠于江蘇千燈鎮，其“風霜之氣，松柏之質”仍為後人所敬重。他的确擔得上近代詩人林昌彜的評價：“獨超千古，直接老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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