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趙蘊娴

編輯 | 黃月

二月。墨水足夠用來痛哭，

大放悲聲抒寫二月，

一直到轟響的泥濘，

燃起黑色的春天。

二月，帕斯捷爾納克要大放悲聲抒寫的二月又在人間編寫偶然而真實的詩章。盡管書籍被燃燒，盡管詩人被流放，人類語言的傑作總能為其讀者心中未能言說的憂傷與痛苦找到恰當的表達。一月、二月、三月和四月，許多讀者與各類文學bot一起，在加缪、格拉斯、索爾仁尼琴以及一切有淚與痛的凡人的不朽語言裡找到慰藉、靈感與希望。

文學總在私人與公衆間進退，它是作家的自言自語，卻也是一個生活在社會裡的人面對世界的言說。從誕生之時起，文學既是個人靈性的思考，也有被當作人類公共交流寶貴财富的潛質。在信息化時代，當文學bot帶着被截取為段落、語句乃至詞彙的文學再度踏足公共空間時，我們又一次看見文學公與私之間的那道深淵。

一方面，被肢解的文學難免在傳播中被“格言化”，熱心者憂慮，文本原初豐富的意涵遭受着窄化甚至剝落的危險，而格言自視為真理的傲慢也會減損文學謙遜的品質。另一方面，随着“文學無用論”甚嚣塵上，文學的诋毀者态度愈發輕蔑，文學的愛好者也不禁猶疑：文學是衆目之下的癡人自語嗎？如果文學不被大多數的公衆傾聽，如果文學隻是流量時代的末流，如果在公衆面前言說的文學最終會像蘇格拉底那樣被定罪，文學是否隻應在無人處流浪？

一個又一個的質疑幾乎要将文學的聲音壓倒，而我們須明白：文學是自我懷疑和對話的語言，如果在文學性的語言裡，我們聽見了難以容忍的确鑿和傲慢，應當被審視的，是言說文學的方式；文學的吸引力是有限的，它不屑于以暴力脅迫得來的認同，相反，它力圖以提議、交流的方式開拓我們的視野，這種追尋真與善、平等與獨立的氣質，正是今天文學存在于公共空間的必要與價值。

文學“格言化”的危險與傲慢

清明節當天，@俄羅斯文學bot收到了五份内容相同的投稿。“我們首先應該善良，其次要誠實，再次是以後永遠不要相互遺忘。”這是《卡拉馬佐夫兄弟》結尾處，阿廖沙在伊柳沙葬禮上的講話。祭奠緬懷之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寫于過去的悼念之辭似乎與現實有着微妙奇異的交相呼應。

好的文學作品總是不缺乏流動性，它是有翼飛翔的話語，帶領我們在過去、今天與未來間自由地穿行，從遙遠之境回溯到身邊的一方土地。比如陀式所言的善良、誠實與“永遠不要互相遺忘”被視為道德努力的方向，再比如魯迅作品裡對20世紀中國社會、文化和曆史的批判在21世紀仍展現出堅韌的活力：當互聯網向渴望共情的人們展示破碎、斷裂的世界時，援引“人類的悲喜并不相通”，失望之人與百年前的魯迅經曆着相似乃至相同的落寞；當狂人痛斥“吃人”，疾聲呐喊“從來如此，便對麼”時，懷有常情、識得常理的讀者不會感受不到憤怒的震顫，于世間一切不平等的壓迫中聽見聲聲回響。

在此層面，我們可以說，好的文學有格言的力量，它如迷霧中點亮的燈塔，予人上下求索的動力和希望。一部作品誕生的年代和地域或許與我們相距久遠，但它的呢喃之語、激切之言常使我們感到切身之痛，亦或拾起對崇高的仰望。

《企鵝版文學術語與文學理論詞典》對格言有這樣的解釋：“它是對真理或教條的簡潔陳述，是一種精辟的概括。”當小說、散文、詩歌等文學作品中的句子從語境中逃逸，并以獨立的面貌廣為流傳時，文學“格言化”了。它是對道德典範、正義訴求的精辟概括，同時，也描繪了一個美好的理想，即使在“普世”飽受抨擊的時代，這種理想依舊含藏着追尋“真”與“善”的普遍性傾向，其真理色彩也由此愈發濃郁。

剝離文本之後，作家寫下的機敏、簡潔之辭不再受時空的限制，它們獲得了四處遊散的自由，也因而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它們可以是萬物的腳注，卻又似無所指空空如也；它們擊中了症結，卻又無法切入肌理。作為時評的“格言化”文學語句用凝練的語言和精确的詞彙喚起人們的同情、悲傷與憤慨，但它在分析上的效果卻不能讓人滿意：語境為話語圈定了發生作用的範圍，當語境被抽離，話語的有效性在無限延展的空間中變得稀薄。此外，“格言化”文學的另一個隐憂是，精辟的概括是否會帶來輕易的滿足感，讓人們止步不前，産生逃避深層探讨的惰性。近年來，公共輿論讨論問題時對“民族性”/“劣根性”一詞的警惕正是一例。

“格言化”文學面臨的困境也是各類文學bot無法回避的問題。受限于社交網絡平台的消息發布規則、版權等因素，文學作品不可能以大篇幅、完整的形式呈現在文學bot的賬号上。早期，一些推特上的文學bot專注于連載某一本小說，推特文學bot@finnegansreader和@Ulyssesreader通過每條140詞的推文連載了《為芬尼根守靈》和《尤利西斯》。不過，此類連載小說的文學bot沒有成為中文互聯網的文學bot主流。現關注度較高的文學bot内容通常由讀者投稿的作品選句或選段構成，對文學bot的诟病也由此而生。

脫離文本是否會扭曲作品本意，使之“淺薄化”，是文學bot話題中常見的一個讨論。@亞非文學bot曾發博探讨過文學脫離文本之後的“格言化”問題。運營者認為，或許由于相關背景知識的缺乏，讀者總會“情不自禁”地将文學語句中的時間與自己身邊的社會現象作比較，盡管此種類比有一定的原因，但在對比之中，差異性流失了，“亞非”代表的世界格局邊緣地區還可能在這樣的類比中再次被主流所同質。

@亞非文化bot所表達的憂慮旨在呼籲讀者加深對全篇文學作品及其背景的了解，所針對者，是“格言化”文學所可能帶來的惰性。然而，“脫離文本”卻面臨着從公共探讨滑向指責個體的危險。@俄羅斯文學bot清明節發布的微博激在評論區激起了一場争論。一些網友認為投稿内容的高度雷同是“沒有個性”的“人雲亦雲”和“複制粘貼”，部分人甚至質疑投稿者是否閱讀過《卡拉馬佐夫兄弟》，以及從一部艱澀難讀的作品中選取投稿素材，是否有“文化炫耀”之嫌。

劍橋大學的格言類書籍編輯邁克爾·坦納認為格言有一種“令人望而生畏的品質”。許多格言的确來自各領域的權威者，其中的“模糊、悖論以及智慧元素”無意間将普通人與真理、真相區隔開，在坦納看來，格言對人産生威壓，“如果你不同意這種說法（格言）的話，你就是個榆木腦袋。”但值得細思的是，與其說格言的傲慢來源于體裁自身，不如說來自于對格言的言說方式。格言的體裁或許導緻了它給人驚奇但又有些空洞不足的缺陷，但當人們使用格言作為終止讨論的手段時，格言的傲慢才變得叫人難以忍受。

在良性的讨論中，格言的使用是對其創作者權威的援引，同時，格言的模糊指向破壞了當下特定問題的邊界，使對方無處着力回辯。格言可能是話題的終結者，因而令參與話題讨論的人生厭。但文學bot中的“格言化”文學語句沒有阻塞人們對語句、著作本身以及其他公共事務的探讨，何來“炫耀”之傲慢？相反，那些被分享的隻言片語有時是話題的開啟者。在微博各大文學bot的評論區裡，不乏有益的文學問題探讨與閱讀經驗交流，一些@亞非文學bot的讀者指出，@亞非文學對阿拉伯世界的關注填補了歐美文學長期占主導地位而導緻的不足，即使這種努力微末細小，但也勝過一派荒涼。

值得玩味和細思的是，“沒有個性”“複制粘貼”以一種可謂荒誕的姿态指向了它們自身。這樣的指責類似“複讀機”一說，認為人隻能機械性地重複他者的言辭和觀點，不相信人能從語言的碰撞和思想的交鋒中學習一二。文學語言的意境難以模仿，更不消說複制，比起對文學語言的分享，被無節制濫用的粗暴辭藻才是語言喪失個性的堕落。在被飯圈用語和句式高度擠壓的網絡空間，文學bot似沙漠上零星分散的綠洲，作為普通讀者的我們，分享自己喜愛的選段，又有什麼缺乏“個性”之處呢？

文學bot與文學的公共性

網絡傳播過程中，文學的多層次内涵可能因為“格言化”而層層剝落，更甚者，一些經典作家大概也不會想見，自己作品中的詞彙竟能走到截然相反的路徑上。文學bot上碎片化的文學選段能在何種程度上助力閱讀？文學作品是否更适合私下閱讀，而非進入公共社交平台？

這些隐憂呼喚閱讀完整性的回歸，但如同有關文學bot的諸多争議一樣，它暗含了對文學是否具有公共性的懷疑。“涵義淺薄化”與“讀書炫耀論”都對文學在公共空間内的作用持消極态度——在前者看來，文學能激起豐富文本内涵讨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意義被削弱是斷章取義及大衆傳播的宿命；後者則以為，閱讀乃隐秘的私事，隻可暗中進行，公之于衆不但對社會問題無所助益，還是私人德性的敗壞，文學的深刻意義似乎隻能于書房的冥想中誕生。

加州伯克利大學修辭學教授弗裡德裡克·M·多蘭在《阿倫特論哲學與政治》中談到，蘇格拉底被定罪後，柏拉圖便對城邦生活失望，他深刻地質疑，個人的思想是否真的能影響公共事務。哲學家們開始對公共生活感到厭倦、恐懼與疏離，多蘭稱之為“柏拉圖的精神創傷”。徐贲在談論文學的公共性時指出，文學創作者也經曆着“柏拉圖的精神創傷”。縱觀20世紀中國文學史，五四時期的文學還洋溢着社會改造的美好期許，卻在往後幾十年的風雲變幻中逐漸沉淪，許多作家從公衆人物退為寂寂無名的失意者，寫作也從一種擁抱激情的理想跌落到無奈的且自抒懷。

“柏拉圖的精神創傷”的陰霾不單籠罩着從事精神創作的哲學家與文學家，普通的讀者同樣經曆着陣痛。“文學無用論”是輕蔑文學的诋毀者的叫嚣，也是許多文學愛好者心内深種的疑窦。在@亞非文學bot退圈事件中，有人嘲諷說，亞非文學bot一年的經營還抵不上明星在短短幾日裡帶來的流量。繼“柏拉圖精神創傷”的政治無能後，文學又被流量裁定為經濟無用。

一些觀點認為，文學bot是少數文學愛好者的“圈地自萌”，與數量上占多數的“公衆”無關，因而不具備廣泛的公共性。徐贲在《文學的公共性與作家的社會行動》一文裡破除了這種對“公衆”數量化、單一化的理解。他指出，“公衆”常被理解為“大寫的、單數的”Public，但在“自由的公共性”中，“公衆”是面貌多樣的、具體的複數（publics），每一個“小公衆”都有自己的愛好、審美以及價值取向，“小公衆”之間是可交流溝通的。

社會當中有公衆對文學感興趣，自然也有公衆對文學無感。即使文學bot的受衆不是統計意義上的多數派，文學也不當被驅趕回書齋。良性的公共空間為“小公衆”的合理的自我表達與呈現提供空間。當這種良性公共空間坍縮時，我們在矛盾與沖突中無法再看到基于尊重和平等的對話，暴力的攻讦取而代之，“小公衆”的共存變成了排除異己的驅逐競賽。相反，獨立的文學，其作用總是“有限的”，它以自身魅力吸引潛在的受衆，而非通過教唆、慫恿與威脅索取強制性的、大規模的認同。

因而在文學的作用與公共性飽受質疑與創傷的今天，文學能在公共社交平台有一席之地是可貴的。文學bot的形式可能會帶來“格言化”的弊病，但文學豐富了網絡世界裡的“小公衆”，提供了一種與流量相悖的思考方式——何況，正如一些評論者所說，文學bot并不會使文學失去其本來的讀者。

在文學進入公共空間後，緊接而來的問題是，文學能在多大程度上促成“自由的公共性”。這一問題現在還無法得到很好的回答，既有人認同社會學家哈貝馬斯，相信閱讀文學能培養人對主體性和自我的認識，也有人像文學批評家喬治·斯坦納那樣指出，一個人可以在夜裡讀歌德和裡爾克，白天到集中營去上班。文學的某些特質中藏有“自由公共性”的因子，但閱讀文學與“自由公共性”的培養之間或許缺乏必然的聯系。

同樣，文學bot的存在未必能促成網絡空間的“自由公共性”，但于文學bot發布的内容中，我們依舊可以看到文學品質的光輝，它至少努力涉足我們慣常視野之外的天地，開拓了一些公關議題，或是呼籲了新的視角。

例如，@亞非文學bot曾刊發過一條來稿，内容是伊朗裔哥倫比亞大學比較文學教授Hamid Dabashi對伊朗裔女作家阿紮爾·納菲西著作《在德黑蘭讀洛麗塔》的批評。Dabashi認為，納菲西的書是“帝國統治的意識形态前沿的權威著作”，書中對伊朗曆史背景的“明顯忽視和徹底洗白”是美國全球霸權下集體遺忘的表症，作者濫用合理的女性平等訴求來表達美國霸權的不合理目的，将伊朗描繪成符合歐美人的黑暗“東方幻想”。對Dabashi而言，此書最大的問題在于诋毀了“所有競争性的非白人文化”。

納菲西在《在德黑蘭讀洛麗塔》描繪了伊朗當局無處不在的政治高壓，并記錄下自己與學生用文學閱讀作為抗争手段的隐秘反叛。2011年，《在德黑蘭讀洛麗塔》中文版問世，在豆瓣讀書上獲得8.5分好評，但中文世界裡，批評或是相異的聲音卻很少。@亞非文學bot曾在“來稿須知”中說明，“在西方國家影響力大于在亞非國家的文學”概不采用，因而，在這裡我們不會看到《追風筝的人》《我在伊朗長大》等中國讀者較為熟悉的中東文學著作。@亞非文學bot為主流出版讀物之外的文學提供了一個被看見的機會，對邊緣者“異見”的采納，讓我們得以反思：我們此前被放置在怎樣的位置上去觀看世界？

除此之外，@亞非文學bot豐富的内容形式和對“文學”的寬泛定義中蘊藏了文學公共性的新啟示。與其他文學bot不同，@亞非文學bot在稿件的采用上更為靈活，除傳統文學體裁外，漫畫、歌曲、電影台詞、口述紀實等，凡“承載意義”的文字均可作為文學來稿。徐贲将阿倫特關于文學社會作用的論述總結為“說故事”，文學對公共事務的擔當即在于說出人類社會所經曆的一切，幫助我們學會面對和接納已經發生、正在發生，又或許是将要發生之事。

年初伊朗導彈擊落客機後，@亞非文學bot刊出了一篇伊朗阿米爾卡比爾大學學生的文章，作者寫道：

作為伊朗的兒女們，我們從不把自己和祖國人民分離開。他們的痛苦就是我們的痛苦。他們心底的悲傷在我們的胸膛中承擔着同等重量。悲劇在星期三早晨達到高峰，在幾十名公民死于克爾曼的踩踏事件中後僅一天，伊朗再一次目睹她的子民落入地平線。我們還沒來得及為八月的殉道者的死亡感傷，就要面對新的哀悼。

這段莊嚴悲肅的文字在Telegram群組上廣為流傳，急就的文章或許無法跨入文學經典的殿堂，而文學的生命依舊在遭遇苦難的肉體中跳動，在遠方的心靈間流淌。

尾聲：文學bot要保持所謂中立嗎？

哈貝馬斯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公共領域最初是在文學閱讀中形成的。人們在咖啡館、酒吧、沙龍等場所讨論文學，培養了公開言說與批判的意識。文學bot雖然沒有直接發表對文學或時事的一手意見，但正如上文所說的，“格言化”的文學語段為其讀者提供了久被遮蔽的視角和補充性的關注，格言模糊、晦澀的特質還會讓一些人在習慣性快速滑動屏幕時停下來思索一二。文學bot不是在單純地做名著滾動播報，或是用名人名言賺取流量，它對公共空間的建設需要被發現和肯定。

文學bot參與到公共讨論之中，已經引發了前文提到的“格言化”“讀書炫耀論”等一系列争議，而文學bot也因bot的身份屢遭質疑。一些人認為，文學bot既然以“robot”為名，當去掉運營者的主觀立場，務求中立。實際上，文學bot自誕生以來就分為兩類。一是真人運營的賬号，一是由編寫好的程序代管。且不論程序中是否夾雜着編寫人員的個人取向，倘若要求真人運用的文學bot保持中立，“中立”又當做到哪種程度？

如果以bot名稱為限，“俄羅斯”“亞非”“法國”應當限定在當代民族國家的地理範圍，還是有更複雜的考量？@亞非文學bot采取的便是後一種策略，将受奧斯曼統治與泛伊斯蘭文學影響的歐洲巴爾幹半島納入采用範圍，不接受市場主流亞非文學投稿的規則也确實為更多尚待發掘的文學撐起了更多空間。如果要求運營者做到“來者不拒”的中立，那麼@亞非文學bot在公共議題上的拓展和文學領域的挖掘就隻是空談。

在文學中尋求中立是危險的，它将導向沒有态度的漠不關心，就像深夜閱讀歌德和裡爾克的納粹。斯坦納在《語言與沉默》中警告，保持中立的人文主義要麼是迂腐的騙局，要麼是走向非人性化的序曲。“把文學教成似乎是溫文爾雅的職業，是例行公事，這比教不好還要糟糕。”如果閱讀不能鑿碎我們内心的冰海，文學不過是暴力最下流的托辭與矯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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