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城是江山社稷的根本，是封建皇權的象征。

依照華夏民族的“中庸”觀念，都城要建在天下的中心位置。《呂氏春秋•慎勢》是這樣解釋，說“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

從秦始皇确立“皇帝制”開始，到宣統皇帝退出曆史舞台，封建社會曆經十七朝，總共2132年的曆史，包括藩鎮草頭王在内曾現過493位皇帝。

朝代的更叠必然要伴随皇都的變遷。曆史上，做過都城的城市有很多，像西安、洛陽、南京、北京、杭州、開封、鹹陽、廣州、成都等等。也不是所有的朝代取代前朝後，都要重新選址定都，有的城市被多個朝代和帝王選為都城，次數最多、名氣最大的應該屬西安，古稱長安。

長安有十三朝古都的稱呼，西周、秦朝、西漢、新莽朝、東漢、西晉、前趙、前秦、後秦、西魏、北周、隋朝、唐朝都曾建都于此。

平心而論，長安見證過半部封建社會的滄桑。然而，伴随唐朝滅亡後，再也沒有朝代定都于此，使得長安逐漸與繁華富庶漸行漸遠，淪為封建年代的三線城市。

為什麼曾經的關中核心、天下之本會淪落到“門前冷落鞍馬稀”的窘境呢。根本原因是随着曆史的發展，長安自身的缺陷日趨明顯。

唐朝以後，長安給人的感覺是氣候比較幹燥，降水比較稀少，農作物生長一般，但在秦漢時期不是這樣。

長安地處八百裡關中平原的中心位置。南挨秦嶺，北靠渭水。關中平原又是華夏文明的中心，長安因此也是中心的中心。地形以平原為主，地形相對平坦，那時的氣候也相對溫和，降雨充沛，植被茂盛。

曆史上，長安及其附近地區被稱為雍州。遙想當年，大禹把天下劃為九州，分為九等，雍州位居上上等。《史記•貨殖列傳》評價說：

夫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然量其富，十居其六焉。

春秋戰國時期的秦國能夠強大，與之密切相關。西漢中期，漢武帝重新開鑿靈轵渠和白渠，使得原本富庶的關中平原再次錦上添花。

王莽篡漢後不好好經營，使得綠林和赤眉趁機而起。他們先後攻入長安，把關中平原折騰得夠嗆。東漢末年，郭汜李傕也來了，再次把長安洗劫一空，造成《後漢書•董卓傳》形容的那樣：

董卓初死，三幢民尚數十萬戶。李郭相鬥，放兵劫略，加以饑馑，獻帝脫逃，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複人迹。

唐朝李家因為起源于甘隴貴族集團，所以他們的老營設在關中平原，長安再次成為都城的首選。

中唐時期，安祿山和史思明發動安史之亂，唐朝一隻腳踏入覆滅的深淵，關中平原的經濟遭到毀滅性破壞，安史之亂也成為壓死長安這頭“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與此同時，趕上農耕文明的經濟重心南移的浪潮，農耕文明逐漸由黃河流域轉到長江流域。長安在華夏民族的璀璨星河裡逐漸黯然失色。

安全系數降低

漫長的華夏文明是一部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相愛相殺的曆史。漢朝窦憲北擊匈奴，匈奴遠走歐洲，造成北方大草原權力真空。

匈奴人走了，很快崛起多股遊牧文明勢力，填補北方草原的空白。鮮卑、突厥、契丹、女真等遊牧勢力趁機而入，相繼攻伐取代過去的匈奴，成為農耕文明新的邊患。

過去秦朝和漢朝建都關中平原時，主要考慮到安全問題，東面是函谷關，西面是散關，北面是蕭關，南面是武關，四關天險環繞，堪稱鬼斧神工的天然要塞。《史記•劉敬傳》記載說：

且夫秦地背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鬥，不握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握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西漢謀臣劉敬（也作婁敬）向漢高祖劉邦建議定都長安時，說秦地四周有山川環繞，黃河又從此經過，四方的要塞堅不可摧，地盤也足夠大，能夠裝的下百萬士卒。

再加上秦國的老底子，哪怕是天下大亂，也不足以擔心。進可攻，退可守。好比與人搏鬥，應該扼住對方的脖子，沖着後背給他來一下。如今建都關中，就是鎖住天下的喉嚨，敲打諸侯的後背。

後來，張良也建議說：

夫關中，左崤函，右隴蜀，沃野千裡，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臣服，河渭漕挽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裡，天府之國也。

漢高祖對張良是言聽計從，既然子房也同意，那就定都長安吧。

唐朝晚期，農耕文明進入五代十國，大大小小的割據勢力鬥得不亦樂乎，北方草原的契丹遊牧勢力趁機崛起建立遼朝。後晉石敬瑭沒有稱帝以前，跟後唐李從可鬧翻了，他以晉王身份從河東起兵，與李從珂分庭抗禮。

石敬瑭肯定不是李從珂的對手，為了搬倒李從珂，石敬瑭委曲求全，主動認遼朝太宗耶律德光為叔父，許諾事成之後，奉送幽雲十六州。白撿一個比自己大十歲的兒子，耶律德光當然不會拒絕。

遼朝發兵幫助石敬瑭滅掉李從珂，幽雲十六州從此劃入契丹版圖。先後經曆遼朝、金朝、元朝直到明朝，幽雲十六州才回到漢人手中。

幽雲十六州失守，農耕文明的天然屏障盡失，北方門戶洞開，長安裸露在關中大地，安全系數大大降低，作為都城首選的優勢也就全部喪失。

漕運的興起

古有南船北馬的說法，南方的交通工具主要以舟船為主，北方則以牛馬居多。

以運載能力來說，牛馬的運輸能力顯然不及舟船，何況牛馬還要吃草料，運輸的成本更高。有曆史學者統計，漢武帝時期，從長安向邊塞運送糧草，每一斤需要消耗十九斤的成本。這就是為什麼漢武帝晚年，徹底放棄戍邊屯田的最大原因。

隋朝建立後，隋炀帝不惜賠上大隋國祚也要開鑿大運河，就是為了解決北方物資運輸的問題。正是從隋炀帝開始，華夏曆史出現一個新名詞叫“漕運”。

隋炀帝忽略了一個問題，關中地區海拔比南方要高，運河鑿通了，但是由低往高的漕運問題永遠永遠也不會解決，朝廷依然面臨巨大的運輸成本壓力。所以，隋唐兩代即使有大運河，轉運的樞紐卻設在洛陽。

唐朝終結後，大運河的中心轉移到開封。因為開封地勢平坦，更加有利于漕運的運營。久而久之，長安作為華夏重心的位置被洛陽和開封逐步取代。

宋朝以後，曆代王朝都不再考慮建都長安。明朝初年，朱元璋想效仿漢唐把都城搬到長安。公元1391年，他讓太子朱标前往長安實地考察。結果太子回朝不久，英年早逝。

此時，朱元璋年事已高，内心萌生“傳孫不傳兒”的想法，想把皇長孫朱允炆扶上位。畢竟遷都是大事，朱允炆年紀太輕，稍有不慎容易滋生事端，進而動搖社稷。思來想去，朱元璋也就放棄建都長安的想法。

從李白筆下“長安市上酒家眠”的繁華，到杜甫眼中“城春草木深”的落魄。長安由滄海變桑田的巨變，承載着一段封建千年的變遷史。真是一把辛酸淚，誰解其中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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