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城是江山社稷的根本,是封建皇權的象征。
依照華夏民族的“中庸”觀念,都城要建在天下的中心位置。《呂氏春秋•慎勢》是這樣解釋,說“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
從秦始皇确立“皇帝制”開始,到宣統皇帝退出曆史舞台,封建社會曆經十七朝,總共2132年的曆史,包括藩鎮草頭王在内曾現過493位皇帝。
朝代的更疊必然要伴随皇都的變遷。曆史上,做過都城的城市有很多,像西安、洛陽、南京、北京、杭州、開封、鹹陽、廣州、成都等等。也不是所有的朝代取代前朝後,都要重新選址定都,有的城市被多個朝代和帝王選為都城,次數最多、名氣最大的應該屬西安,古稱長安。
長安有十三朝古都的稱呼,西周、秦朝、西漢、新莽朝、東漢、西晉、前趙、前秦、後秦、西魏、北周、隋朝、唐朝都曾建都于此。
平心而論,長安見證過半部封建社會的滄桑。然而,伴随唐朝滅亡後,再也沒有朝代定都于此,使得長安逐漸與繁華富庶漸行漸遠,淪為封建年代的三線城市。
為什麼曾經的關中核心、天下之本會淪落到“門前冷落鞍馬稀”的窘境呢。根本原因是随着曆史的發展,長安自身的缺陷日趨明顯。
戰火洗劫和經濟南遷唐朝以後,長安給人的感覺是氣候比較幹燥,降水比較稀少,農作物生長一般,但在秦漢時期不是這樣。
長安地處八百裡關中平原的中心位置。南挨秦嶺,北靠渭水。關中平原又是華夏文明的中心,長安因此也是中心的中心。地形以平原為主,地形相對平坦,那時的氣候也相對溫和,降雨充沛,植被茂盛。
曆史上,長安及其附近地區被稱為雍州。遙想當年,大禹把天下劃為九州,分為九等,雍州位居上上等。《史記•貨殖列傳》評價說:
夫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然量其富,十居其六焉。
春秋戰國時期的秦國能夠強大,與之密切相關。西漢中期,漢武帝重新開鑿靈轵渠和白渠,使得原本富庶的關中平原再次錦上添花。
王莽篡漢後不好好經營,使得綠林和赤眉趁機而起。他們先後攻入長安,把關中平原折騰得夠嗆。東漢末年,郭汜李傕也來了,再次把長安洗劫一空,造成《後漢書•董卓傳》形容的那樣:
董卓初死,三幢民尚數十萬戶。李郭相鬥,放兵劫略,加以饑馑,獻帝脫逃,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複人迹。
唐朝李家因為起源于甘隴貴族集團,所以他們的老營設在關中平原,長安再次成為都城的首選。
中唐時期,安祿山和史思明發動安史之亂,唐朝一隻腳踏入覆滅的深淵,關中平原的經濟遭到毀滅性破壞,安史之亂也成為壓死長安這頭“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與此同時,趕上農耕文明的經濟重心南移的浪潮,農耕文明逐漸由黃河流域轉到長江流域。長安在華夏民族的璀璨星河裡逐漸黯然失色。
安全系數降低
漫長的華夏文明是一部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相愛相殺的曆史。漢朝窦憲北擊匈奴,匈奴遠走歐洲,造成北方大草原權力真空。
匈奴人走了,很快崛起多股遊牧文明勢力,填補北方草原的空白。鮮卑、突厥、契丹、女真等遊牧勢力趁機而入,相繼攻伐取代過去的匈奴,成為農耕文明新的邊患。
過去秦朝和漢朝建都關中平原時,主要考慮到安全問題,東面是函谷關,西面是散關,北面是蕭關,南面是武關,四關天險環繞,堪稱鬼斧神工的天然要塞。《史記•劉敬傳》記載說:
且夫秦地背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鬥,不握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握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西漢謀臣劉敬(也作婁敬)向漢高祖劉邦建議定都長安時,說秦地四周有山川環繞,黃河又從此經過,四方的要塞堅不可摧,地盤也足夠大,能夠裝的下百萬士卒。
再加上秦國的老底子,哪怕是天下大亂,也不足以擔心。進可攻,退可守。好比與人搏鬥,應該扼住對方的脖子,沖着後背給他來一下。如今建都關中,就是鎖住天下的喉嚨,敲打諸侯的後背。
後來,張良也建議說:
夫關中,左崤函,右隴蜀,沃野千裡,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臣服,河渭漕挽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裡,天府之國也。
漢高祖對張良是言聽計從,既然子房也同意,那就定都長安吧。
唐朝晚期,農耕文明進入五代十國,大大小小的割據勢力鬥得不亦樂乎,北方草原的契丹遊牧勢力趁機崛起建立遼朝。後晉石敬瑭沒有稱帝以前,跟後唐李從可鬧翻了,他以晉王身份從河東起兵,與李從珂分庭抗禮。
石敬瑭肯定不是李從珂的對手,為了搬倒李從珂,石敬瑭委曲求全,主動認遼朝太宗耶律德光為叔父,許諾事成之後,奉送幽雲十六州。白撿一個比自己大十歲的兒子,耶律德光當然不會拒絕。
遼朝發兵幫助石敬瑭滅掉李從珂,幽雲十六州從此劃入契丹版圖。先後經曆遼朝、金朝、元朝直到明朝,幽雲十六州才回到漢人手中。
幽雲十六州失守,農耕文明的天然屏障盡失,北方門戶洞開,長安裸露在關中大地,安全系數大大降低,作為都城首選的優勢也就全部喪失。
漕運的興起古有南船北馬的說法,南方的交通工具主要以舟船為主,北方則以牛馬居多。
以運載能力來說,牛馬的運輸能力顯然不及舟船,何況牛馬還要吃草料,運輸的成本更高。有曆史學者統計,漢武帝時期,從長安向邊塞運送糧草,每一斤需要消耗十九斤的成本。這就是為什麼漢武帝晚年,徹底放棄戍邊屯田的最大原因。
隋朝建立後,隋炀帝不惜賠上大隋國祚也要開鑿大運河,就是為了解決北方物資運輸的問題。正是從隋炀帝開始,華夏曆史出現一個新名詞叫“漕運”。
隋炀帝忽略了一個問題,關中地區海拔比南方要高,運河鑿通了,但是由低往高的漕運問題永遠永遠也不會解決,朝廷依然面臨巨大的運輸成本壓力。所以,隋唐兩代即使有大運河,轉運的樞紐卻設在洛陽。
唐朝終結後,大運河的中心轉移到開封。因為開封地勢平坦,更加有利于漕運的運營。久而久之,長安作為華夏重心的位置被洛陽和開封逐步取代。
宋朝以後,曆代王朝都不再考慮建都長安。明朝初年,朱元璋想效仿漢唐把都城搬到長安。公元1391年,他讓太子朱标前往長安實地考察。結果太子回朝不久,英年早逝。
此時,朱元璋年事已高,内心萌生“傳孫不傳兒”的想法,想把皇長孫朱允炆扶上位。畢竟遷都是大事,朱允炆年紀太輕,稍有不慎容易滋生事端,進而動搖社稷。思來想去,朱元璋也就放棄建都長安的想法。
從李白筆下“長安市上酒家眠”的繁華,到杜甫眼中“城春草木深”的落魄。長安由滄海變桑田的巨變,承載着一段封建千年的變遷史。真是一把辛酸淚,誰解其中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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