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陳燦傑 朱瑩 實習生 陳蕾 黃家樑 李明芝 丁超逸

早上8點臨時通知做核酸時，不少人還處于睡夢中，陳彤已動身“跑樓”。一層十來戶，她挨個兒敲着，一圈下來，有應聲、有牢騷，有人則忙着給老人架輪椅。估摸電梯快把這層人“倒”完了，她透過口罩、面罩喘口氣，繼續往樓下趕。

在她肩胛處，還有些拉傷——有次接龍物資，400多箱菜和米，給她搬傷了，但她沒法買藥，畢竟眼下，“這種藥太不‘必需’了。”

最終樓裡530多人做完核酸，兩個半小時，算最快的一次，如果說4月25日這天有什麼不同經曆，可能就是下了場雨，涼快一些。她平靜地看着大白收攤走了，往前她會為動員的高效而雀躍，如今隻覺疲态，“沒那麼有激情了。平靜裡面又多了很多的無奈。”

這是陳彤做志願者的第28天。

自從上海進入封控，成千上萬的志願者組織起來，将社區從信息的閉塞、防疫的混亂中“掙脫”出來。

“我們從來沒有像現在感覺到，我們是一個真正的命運共同體。”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景觀學系副教授劉悅來說。疫情以來，他成了小區的一名樓棟志願者，他覺得，民間的鄰裡網絡，處在社會的最末梢，卻也有着強大的韌勁，希望疫情結束後，這張網還能延續，因為那是人在絕境中“最有光輝的東西”。

但同樣無法忽視的是，網的負荷能力是有限的，志願者要面對的，也有日益增長的無力——一場團購紛争、一次對陽性患者的歧視、一次核酸碼的臨時崩潰，都在社區内加劇着撕扯。

讓信息流通起來

68個樓棟，近3600人，鮮有建群——浦西封控時，劉悅來的小區像座孤島，團購找不着人、陽樓分布未明、孤老幫困信息滞後。決心抱團取暖的他，曾在微博發布小區做核酸檢測的場景并留下地址，有網友将他拉進一個社區居民交流群，一看，加上他也才3人。他稱這是史上最孤獨的群主。好在之後有鄰居組建了臨時業主群，把劉悅來拉入，算是找到了組織。

劉悅來說，小區林綠家園居委會就6人，一下幾千人的物資供應、抗原、核酸壓在頭上，加上人口本身又是流動的，房屋入住、租售等動态，并不在居委掌握範圍内，工作量瞬間幾百倍暴增，“也有自己的難處。”封控初期的當務之急，是自發成立一個信息渠道互助。

而信息流通的第一步，就是建立樓棟微信群。

4月5日，僅18棟樓建群，劉悅來說，樓組長平時就慰問下老人，貼貼通告，收收愛心捐款，本身也多是老人，現在負責抗原發放、回收。原本他們就能組群，但“很多時候也很麻煩”，萬一群裡有訴求、有問題、甚至罵聲，都不好應對。

為此，他和社區裡幾個積極的年輕人在4月7日組建了志願小組，并強調要和居委會、業委會剝離開，意在不給社區添亂，“我們自主行動就好。”

他們動員了更多年輕人幫助其樓組長建群：如果建群，樓組長來管，年輕人幫忙團購，幫老人買東西和配藥。有了群，發放抗原、回收抗原的信息也可以實現無接觸，減少風險。

畢竟，“哪一層樓老人，哪一層需要幫助，樓組長知道”，劉悅來說。給樓組長減負了，他們更願意向志願者分享相關居民動态；而讓樓組長代為宣傳，則更有公信力。他的妻子也是樓組長，因疫情防控被困外地，他臨時接棒，“關鍵時刻，樓組長就是樓組的核心。”

有了樓棟群，除了團購，小區陽性病例、陽樓信息能實時更新——有志願者搜集上海發布、楊浦發布上的信息，并打給疾控中心核實，制作疫情地圖；一些老人的配藥需求，也會在群裡統一搜集後上報給居委。

至4月27日，68個樓棟，僅剩3個未建群。劉悅來覺得，原來年輕人處于原子化的漂泊狀态，現在，因為能夠幫助到社區的老年人，“找到一種歸屬感。”

與劉悅來小區相似，普陀區梅四小區在封控之初，也困于信息的不流通。

“數據靠猜的。”小區志願者張丹說，4月1日封控後，居委并未公布陽性病例、樓棟，等做核酸，喇叭喊“xx棟别下來了”，才能零星湊點信息。盡管樓前已有警戒線，但她不排除另一種可能：有時沒聽清，一個密接、一個陽性患者就出了房門。

張丹從居委會了解到，居委也有顧慮，怕公布後造成進一步恐慌，可那時小區各種情緒都在爆發，有志願者忙活一天，拍個照留念，被居民罵“擺拍”；還有志願者被傳是陽性，其實隻是核酸混采後“紅”了。到4月9日，居委才開了廣播：小區五十多個陽性。而周邊小區早已公布數據，公衆号都做起來了。

“傻子過年看鄰居”，張丹幹脆找了個會作圖的寶媽，商量搞個“抗疫日報”。在與居委核實數據，由街道黨支部審核後，4月14日淩晨，日報終于在業主群中創刊。在“疫情通報”版塊,公布了陽性樓棟地圖，陽性、密接人員的轉運情況。張丹回憶，刊發效果還不錯，誤會、謠言都少了。“能夠安神了。”

梅四小區的第一期“抗疫日報”。本文圖片均為受訪者提供

在一些小區，志願者們已像“企業化”運營般，建立信息的彙集與流通。長甯區華山花苑的志願者陳彤早在4月2日，就在跑樓通知做核酸時，記下空戶、老人等信息，之後制作了物資發放、抗原信息登記系統，讓居民能在線更新；小區一位在稅務局工作的志願者，還做了居民物資需求問卷調查表。

華山花苑志願組制作的物資發放登記表。

華山花苑志願組制作的抗原信息回收表。

樓裡繁雜事項，多是志願者解決。有老人家裡米快沒了，和志願者說一聲，一下能把消息傳開，湊四五袋，堆到他家門口去；有人闌尾炎複發，志願者就在業主大群湊消炎藥。碰到老人、“三高”等基礎病病人求藥，也是先在大群裡喊一聲，看能否借到藥，不行再統一反饋給居委。

而所有數據，最終都彙總于制表的“表哥”（注：業内對Excel表格制作能力高超人士的簡稱）。陳彤說，每天，“表哥”還會先在志願者群裡發任務，大家報上空閑時間，領“排班表”上班即可。

但仍有讓陳彤感到困惑的事。“怎麼樣去保證雙方信息的高效互通？”陳彤強調，“還是要有信任。”

陳彤說，對接她樓棟的居委樂樂，因早前就被封在浦東，成了遠程調度員。時常到了半夜，樂樂仍在群裡答複居民疑問，協調同事配送物資，為老人辦理住院，但即便如此，猜忌也不時發生。

她回憶，封控起初，小區連續7天沒有新增陽性病例，一個居民突然在群裡跳出來，說隔壁樓有人陽了，逼着居委澄清，可當時并沒有任何官方通報，對方也不肯說從哪兒來的消息，對話陷入僵持，最終不了了之。

華山花苑志願者在配送物資。

華山花苑志願者在統計物資發放。

一個陽性小區的無數問題

信息流通後，志願組的主線任務才剛開始。

劉悅來的專業是空間設計，封控期間，他臨時調整了“研究方向”，從設計空間讓人接觸，轉為如何讓人分散。

首先是抗原與核酸檢測流程的設計。劉悅來表示，有的樓組長現在還是挨家挨戶敲門，萬一碰“陽”，很難知情，繼續上門更是增加了傳染幾率。

在抗原發放、回收上，他先領抗原檢測試劑，把“小隊長”（一道杠）曬群裡，讓大家知道他沒事。做好消毒工作後，再到各家門口發放抗原——居民已按照群裡的通知，提前在門口挂了袋子，檢測完同樣曬群，廢棄物扔指定垃圾袋裡。如果是“中隊長”（兩道杠），直接打給居委。

劉悅來鄰居做的抗原接收盒。

在核心任務核酸檢測上，劉悅來幫自己樓棟繪制了路線圖，他解釋，小區比較大，核酸點離得遠的話容易走錯，他就提前找好單向往返的最短路線，并标記出主要轉彎處，“照着圖走，能減少與其他人群的交叉。”

在核酸檢測的細節上，梅四小區的《抗疫日報》也做了不少貼心提示：隊伍間隔兩米；留意大白是否完成手套消毒；檢測中避免接觸身前的桌子，且家長尤其要提醒小孩；回家後，要及時對鞋底、衣物、樓道進行消殺。

除此，《抗疫日報》對封控樓垃圾處理也有細緻要求：必須紮緊袋口，不松散落地。不能私自下樓扔，得由物業安排人員上門收集、消殺。

面對小高層近530人的核酸檢測，陳彤的志願組再次制作了表格。像完成一個精密的數學模型般，力求在高低樓層居民穿插下樓、避免人群聚集的同時，減少大白的等待時間，為此團隊還配了對講機，将檢測時間壓縮在3小時内。

陳彤說，檢測時，最有體力的幾個“同事”，直奔最高樓26樓，讓居民在兩個電梯口分散排開。七八分鐘下完人，立即通知下一層準備，樓裡第三部電梯，則負責給檢測完的居民“回流”，志願者不坐電梯，交叉、穿梭在各樓道間。

有時檢測點離得近，電梯口容易堵，他們就及時讓志願者在返程路線上設置多個點位，把路程拉長并限流。陳彤打了個比方，像北京西二環，高架拉得特别長，其實就是為了避免短距離内車流集聚，導緻堵車。

但“很神奇的”，總會有人漏做核酸，突然在群裡說沒人叫他，那時陳彤總有些無奈：門都快砸破了，你咋沒下來？不過讓她更為困惑的，是在各種檢測上，居委似乎沒有一個規劃。

陳彤說，有時上午剛做完抗原，中午還沒吃飯，又收到通知，全員再做一次核酸。而援護醫療隊，常是連夜突然趕來，“要做到深夜。”還有幾次，居委突然通知，早上8點做完抗原，8點半必須回收。哪怕他們40個志願者，也無法如此高效。那時他們隻能一戶戶敲門，但有人起得晚，有人不配合，陸續做到中午，能完成90％就很不錯了。

後來陳彤得知，居委也是臨時接的通知，“他們也隻能執行。”

劉悅來觀察下來，每當小區出了事，多數居民先罵居委，覺得居委有無限責任。像團購出了事，居委接到投訴，可能都還一頭霧水。

劉悅來補充說，最近小區一位80多歲獨居老太，檢出陽性，人原本有點記憶力下降，去方艙怕照顧有限。樓組長年紀大，每天忙送飯，又怕感染，進退兩難。有些居民罵居委書記沒協調好轉運——她已在辦公室住了一個月。後來轉運時，居委書記自個兒上，幫老人收拾屋子，送上車，協調條件合适的方艙，“都是默默的，很多人不知道，居委也沒有精力去解釋。”

劉悅來覺得，居委會的确承擔了大量行政末梢功能，但本質還是一個民間組織，很多事是超出其權責範圍的。“上海平常大量是靠市場供應，日常生活居委會原來是不操心的，以往，它與居民交集不多，把幾個獨居高齡老人安頓好，給低保戶開申請證明，如果不是生小孩，要去居委會蓋章，很多年輕人可能都不知道它在哪。”

如今，“一個陽性發生，小區就有無數問題，對吧？”劉悅來說，他小區有12棟陽性樓，如果各個樓棟居民每天打個電話去問轉運、消殺情況，居委會都無暇抽身了，但其實他們很多時候也隻能等通知和反饋，而這本該由防疫部門想辦法。

“疾控那邊可能醫療壓力太大了”，接管長風三村醫療救助工作的居委王偉峰表示，轉運時常是滞後的。有次小區裡幾個建築工人陽了，待家隔離，餘糧隻夠一天。他送了兩三天盒飯，人才被轉運走。那時小區的恐慌蔓延成對他的攻擊，“唾沫聲都可以把我淹死。”

他隻能盡量安撫，稱醫療資源實在有限，一切都在計劃安排之中，“這種話居民不聽的呀，就挺無能為力的，隻能上報，天天如此。”

王偉峰說，平日做核酸、發抗原，“就得半天”，還要接聽無止境的電話、訴求，小孩發燒、孕婦見紅、血透換藥……他得頂住家屬的崩潰，及時協調就醫，多數時候，“居委會最大的工作就是解釋，解釋一下關心一下。”自封控，他早上六七點開始忙，甚至要到淩晨才睡，“有時餓過頭了，盒飯都不想吃。”

物資、運力與利益的糾葛

在劉悅來眼中，另一個考驗居委管控能力、也讓志願者頭疼的，則是居民物資保障的需要。

收到街道發的物資，為了避免交叉感染，劉悅來隻讓人把物資送到樓棟門口，和同樓棟志願者做好“最後一米”的配送。每戶人數不一，有時多出的菜，會調劑給鄰居。送菜前，劉悅來照例給自己消毒，把菜放在每戶人家門口20分鐘以後，用微信群通知開門拿。“（這樣）封控期間，每個人接觸過誰都是可溯源的，有什麼問題便于查詢。”

林綠家園8号樓的食品共享角，可以物易物。

林綠家園的愛心物資箱，需要可自取。

後來，因為物資難以保障，小區裡出現了團購，志願參與團長群的劉悅來坦言，當物資、運力乃至利益相互糾葛時，“要平衡這些很難。”

劉悅來說，小區有志願的運輸隊，承擔配送物資。起初，大家有求必應，想着能幫居民購物，累點也認了。結果常是忙到深夜，飯都顧不上。再加一些“大團”，近千單，一下子來24瓶牛奶、蔬菜成箱堆着，“消殺都來不及”，雖然有團長和副團長一起運輸，但運輸隊壓力陡增。幾乎不插手團購的居委會，為此專門規定，晚上9點後原則上不再配送，中午留出1小時的休息時間。

“不進行一定約束的話，一定會損傷志願者的積極性”，志願組随後建了團長群，希望二十多位團長能自我“約束”：大團争取白天到貨消殺，相互間要避開，否則一下就會大量消耗運輸隊精力；志願者組團的話，以酒精、防護服等必備品為主，避免利益牽扯；至于團購清單，也有優先級，像面包就屬于“高級消費”，得往後排了——不過有老人提出吃面包更方便時，團長們專門組了個小團，請志願者幫老人代拍。

事實上，建立在團購上的信任随時可能“崩盤”。劉悅來回憶，有個團長原本想感謝志願者，一次在未與運輸隊志願者商讨的情況下，在團品發布時說要在每個訂單加收兩塊錢補貼，運輸隊趕緊發布聲明：“我們不拿補貼”，不少志願者也改了頭像、昵稱：我是志願者，承諾不拿一分錢好處費。一些居民由此質疑，該團長參與的社區防疫物資募捐也有“黑幕”。

為回應質疑，劉悅來和志願小組寫了聲明，稱所有的票據會一一公開。他組織了騰訊會議，希望能見面直接反饋意見，并邀請經手的鄰居答疑。但還是無法獲得捐贈居民認可，募捐最終以退款告終。“我自己也缺乏經驗，這也是一次民間自組織的信任危機。”他覺得，很多團長本來也不是專門搞團購，隻是因為自己和家人鄰居要吃東西才組團，志願小組也是業餘參與，居民之間平常交流很少，發生問題難以避免，唯有坦誠認錯，“最重要是真誠。”

在陳彤的小區，為避免消耗志願者精力，團購配送隻由團長和團員負責。但團長之間，也有可能爆發沖突。

陳彤回憶，曾有人開了個面包團，另一人随後推了同個團，并稱自己是志願者，不帶盈利目的，不過其在公告中有聲明稱，每單可能增加1塊或2％服務費，用以彌補後續額外成本——兩人以這是否為代購費吵了半小時，結果其中一人直接退出了志願組。

陳彤說，當天組裡就出了新規，志願者可兼顧團長，但不能打着志願者的旗号開團，“兩者的信任基礎是不一樣的。”

如果說有哪個小區能免受因物資匮乏帶來的種種矛盾，那可能是徐彙區的衡園小區。志願組負責人張克勝說，小區不少住戶就是醫生，早在封控前，就告知居民，此時出門屯菜，必是人群密集，“好比羊入虎口”，感染風險極高，還不如把“綠碼菜農”請進小區賣菜。為此，居委書記直接與菜場主管對接，确定配送商戶——封控後，這些商戶成了供保商戶，直接把各類蔬菜、瓜果、禽類拼成大禮包。

同樣依托小區裡的醫生，配藥省掉了繁瑣流程。張克勝說，他把藥品照片發給醫生後，看是否有藥，最大配量是多少，随後騎個摩托過去，十來分鐘，一次能配三四個老人的藥。

“封控不能封嘴”，53歲的張克勝表示，多數居委會的基層幹部，可能并不具備龐大物資調配及心理疏導的能力，而市場經濟運行這麼多年，“再想回到計劃經濟的配合，是很難的。”

每個人都利益攸關

“除了把人關在家裡，總歸還（得）有點其他措施，對吧？”高壓下，志願者許建輝選擇退出核酸檢測工作。

導火索源自核酸碼的多次“崩潰”。4月12日早上，浙江趕來的采樣醫生到位，志願者到位，居民到位，核酸碼卻掃不出來，那時氣溫最高33℃，一個90多歲的老奶奶，坐着輪椅被人推出來，卻隻能在他面前幹等。他讓居民先回去，等他掃出碼，喊回居民，老奶奶又被推出來，結果核酸碼又崩了，“半天弄不好，我又把大家勸回家，第三次我再去叫的時候，我都不敢按門鈴。”檢測期間，還有一個志願者當場退出——他已快中暑暈倒。

但志願組與居民的付出，不一定就有成效。許建輝說，封控至今，多輪檢測，很多人是憋着尿、餓着肚子在做核酸，但小區的陽性、陽樓卻在增多，不少居民懷疑，是做核酸出了交叉感染。

“已經有居民罵志願者是幫兇了”，許建輝說，這對他刺激挺大的，志願組組建第一天，三十多人，忙到淩晨2點多，光物資就搬了近5噸，那時大家還挺有信心，現在壓力與日俱增，卻好像“刹不住車”。他希望在檢測之餘，能有專家給出一些分析和建議。

即便是像企業般運營的華山花苑，也不乏“失控”的時候。陳彤說，她小區有個陽性，居家隔離8天後轉運，随即出現在“上海發布”的新增病例中，其所在樓棟再度封控。不少人抱怨，8天白關了，還有人說，既然是同個小區，要封一起封，憑什麼其他樓可以是防範區？

4月14日，陳彤小區又有新的樓棟檢出陽性，“但我們連續三四天沒做過核酸檢測，請問這數據從何而來？”她推測，數據上報可能存在滞後，或者是核酸碼隻識别身份證戶籍地址，“很有可能是戶籍在我們這，但仍居住在外地。”

陳彤曾以為，這隻是一個短期應急的戰時狀态。大家懷揣共同信仰：快速篩查，快速出結果，渡過難關。他們組織一次用時很短的核酸檢測，總像打了一場漂亮的仗，她想着以後大家摘下面罩，搞次團建，把酒言歡，結果發現一切才剛開始。志願者裡，有人開始失望，有人為生計所困，她也變得悲觀起來，“一定會慢慢走散的。”

華山花苑一位身處抗疫一線的工作者，回家休息不到兩天，抗原自測陽性，4月23日，其一家三口都被帶去方艙。插畫為小區居民 邱戟 繪

對自己的志願工作，她也漸感乏力。她表示，居民的心态也在變着：原定的5天封控初期，配合檢測。随着封控拉長，居民疑問不斷增多：何時解封？為何這麼頻繁檢測？當志願者穿上防護服，居民總默認那代表了官方，“但是這些問題都不是我們能回答的。”

“每個人的内心肯定是有疲态的”，陳彤說，在小區接連檢出陽性後，一些居民開始抗拒核酸，隻願在家做抗原，那時她就沉默走開，“尊重每個人的決定。”她表示，不再有志願者覺得又打完一場所謂的勝仗，“其實并沒有人沉迷在這場災難中，我們所打的這種仗，本不應該發生。”

到4月26日，連續做了三天核酸後，經曆了下雨天、崩潰的系統，志願者們累壞了，陳彤回到家，來不及辦公，直接睡到晚上。沒想到第二天收到通知，7點要再次核酸。志願者們最終商量，隻通知大家，但不敲門，讓居民自行決定，自願前往。

第二天，所有志願者都睡了一個懶覺。陳彤收到照片，居民們正間隔2米，有序排隊，等待核酸檢測。雖然有一半居民沒有出現，但陳彤特别開心，“這就是我們的勳章。即便我們不在，大家已經再也不會像第一次那樣聚集了。”

劉悅來則希望，封控結束後，志願組仍能延續，甚至發展為NGO公益組織，他研究過多個社區治理案例，發現像日本，台灣、成都等經曆過大災大難的地區，民間組織極具韌性。因為在交通、物資、信息全部斷掉後，人隻能依靠鄰裡網絡自救。

“每個人其實都是利益攸關的。”他說，封控期間小區垃圾運力有限，居委規定幹垃圾先留在家裡，很多人幹脆往樓道上放，他則在家囤了十幾天幹垃圾，粘了菜的袋子，洗好拿凳子壓着，也不占地方。在他看來，這不僅是為了減輕小區負擔，也是清潔阿姨萬一感染後的預案。

在他看來，居民、小區裡的孤寡老人、清潔工、保安……都是命運的共同體，一環扣一環，唯有真正站在彼此的處境着想，才有希望可言。他看到人們從被動困在社區、到主動去改變，“很少有人隻靠自己或者家庭本身就能獨善其身。”

對王曉潔來說，因為做志願者，她在住了好多年的小區裡，“算把樓裡的全認識了個遍。”志願者還組建了各種興趣群、行業群，甚至相親群，“會有一個發洩出口”，王曉潔說。

令她記憶深刻的是，那些害羞腼腆的老人在拿到蔬菜食物時，也喜歡和她在門口聊聊天。還有一次發團購物資，一位一起做志願者的姑娘突然唱起了歌，有人下樓遛狗，旁邊大媽在說話，“我又回歸到一個非常溫暖的時刻了。”

（應受訪者要求，王偉峰、陳彤、許建輝為化名。澎湃新聞記者吳佳穎對本文亦有貢獻）

責任編輯：黃霁潔 圖片編輯：張同澤

校對：施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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