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文學批評家、南京師範大學教授何平的新書《批評的返場》引發關注。“返場”，亦即“返回現場”，既指何平40歲之際重回文學批評現場的個體經曆，亦暗示當下不少文學批評未能“在場”的遺憾現實。

在圈内，何平是一位思想活躍、觀點犀利的批評家，尤因堅守在新芽萌動的青年寫作現場，而成為批評界的一道醒目風景。本期“紫金文藝評論”專訪何平，暢聊當下文學批評存在的問題、批評家“返場”所需的能力，和文學“出圈”背後的批評家使命，以及青年寫作等相關話題。

記者：您為什麼提出文學批評“返場”這個概念？

何平：做文學批評的關鍵就是找到“場”在哪裡。當下文學批評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批評家所抵達的文學現場，片面和局限，以至于無法真正的在場；不在場，怎麼做批評？如果一個批評家對作品的取樣僅僅來自文學期刊，忽略了它們未能涵蓋的那些寫作所代表的豐富可能，他對當下文學現狀的分析必然是不全面的，必然無法發現那些嶄新的、真正有時代價值的文學話題。

我自2017年至今一直在《花城》雜志主持《花城關注》欄目，幾年來關注了上百名小說家、散文寫作者、劇作家、詩人，其中三分之二是沒有被傳統文學期刊充分注意到的。可以這麼形容，我的一個批評路徑，就是笨拙地做當代文學現場的拼圖，把那些被遺漏的零片一塊塊地找補回來，那麼基于這塊日漸完整的拼圖，批評家們才可以在更廣闊的文學現場揀擇他們的樣本，才有可能發掘我們時代的文學的“真問題”和“大問題”。

“批評”一詞在希臘語中的本源意義是“判斷”之意，批評即判斷，我可以判斷它壞，也可以判斷它好，“罵”得有道理固然是好批評家，“誇”到點子上也是好批評家。但當下，我們更需重視的是，批評家有沒有保持他在審美意義上說“不”的權利。

記者：您做“當代文學現場拼圖”的思路是什麼？在走向“現場”的過程中，又發掘出哪些有意味的文學話題？

何平：《花城關注》目前推了30多期，做每一期時，我都會帶着一個預設的問題，事先樹立一個關于文學“現場感”的标靶。比如2020年我集中研究了當代作家在城市、縣城、鄉村、世界、網絡“樹洞”等不同空間的文學表達，相當于把我們所處的時代切分成幾塊，然後一塊一塊地進行勘探，看作家究竟交出了怎樣的時代答卷，貢獻了怎樣的審美新質，又存在怎樣的文學問題。

比如，中國的縣城是介于城市和鄉村之間的過渡地帶，它曾代表一代人對城市的想象，但和城市不同，它是一個熟人社會，為寫作者們提供了豐富的社會和人性的樣本。我在“在縣城”這一期中提出：眼下，縣城早已是世界的縣城，文學表達中的縣城不應隻是城市文人臆想的容器。又比如，“文學與科幻”一期裡，我抛出了“希望科幻作家文學地寫科幻”的觀點，建議科幻在人性、曆史、現實、人類命運、小說形式和語言等文學性方面有所加強。“青年作家和故鄉”一期裡，我明确反對那些具有奇觀和炫異性質的“傷心故事”。“搖滾和民謠”一期裡，我試圖從這兩種音樂類型中，為當代詩歌找尋它們所缺失的東西……這種有規劃、有目的的現場勘探，确實能為我們時代發掘出一系列的文學問題。

記者：您認為，合格的批評家需要具備哪些能力？

何平：合格的批評家要有審美的發現、發明和定義的能力，這也是為什麼我反複強調，文學批評不能等同于借助知網等電子資源的論文生産。一個人既沒有文學審美的能力，又不在文學現場，且不具備較好的語言和修辭能力，僅靠參考幾篇論文，不可能做到審美的發現、發明和定義。我對文學批評一直有一個私人的界定，即“文學的批評”，它比起單純的學術論文要有更多感性的、細膩的、敏銳的、修辭的要素。

不得不說，目前的文學批評存在着學術論文化傾向，缺少批評文體自由表達的豐富多樣。事實上，各大文學刊物和批評類刊物并沒有對批評的文風做任何限制，是批評家們把在學術流水線上“固化”出的文風帶到了這些刊物裡，乃至改造了它們本應有的活潑風貌。所以我經常鼓勵研究生多寫“小文章”，“小文章”雖然無法作為大學量化的學術成果，但至少可以幫你保持對文學現場的敏感性，和與時代的即時對話的能力。

記者：在您看來，文學批評應如何有效破圈，成為普通大衆文學審美的啟迪者、培養者、對話者？

何平：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我們破了圈去幹什麼？如果破圈意味着給大衆講作家的花邊新聞、交際故事，去削高就低、取悅大衆，或單純地搶奪市場和話語權，那我覺得還不如各在各的圈内好。有效的破圈必須建立在大衆的文學審美普遍提升的基礎之上。大學裡的文學批評家最重要的工作、最必須守住的現場，是做好文學教育。你中文系可以不培養作家，你批評家可以不到豆瓣上和網友互動，但你必須上好你的文學課，培養出熱愛文學、有審美鑒賞能力的人，尤其是未來的語文老師，而他們又将培養出未來的“審美國民”“文學國民”——這才是真正有意義的破圈。

回想起上世紀80年代我在村小上學的時候，我的語文老師是一位文學青年，日常訂閱《收獲》《散文》等文學雜志，我們經常借來看，由此完成文學的開蒙；等我上了高中，我的“語文課本”幾乎是同時代的文學現場；再後來，我從南師大本科畢業，先在如臯師範學校做了十年語文老師，多年後我遇到我的中師學生，他們都非常感激我那時帶領他們進行的文學閱讀，這成為他們此後漫長而忙碌的人生旅程中，随身攜帶的一件“文學的行李”。從我的經驗來看，語文教育的程度，決定了國民審美的平均值。作為在大學教書的個體的批評家，他的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一下子破掉“專業”“商業”“平台”“算法”的圈，但隻要他做好了本分的文學教育，他就做出了一份重要的貢獻。目前，我們南師大中國現當代文學國家重點學科也嘗試把文學講座向公衆開放，就在前幾天，批評家南帆和汪政的講座吸引了幾百人在線圍觀。走向公衆并不是批評家的義務，但好的批評家應該是有公益心的。

記者：您一直關注青年寫作，您覺得青年寫作存在的突出問題是什麼？

何平：《批評的返場》中有一章，列出了“50後”“60後”作家在他們40歲之前寫出的作品，可謂耳熟能詳、成就驚豔——反觀今天的“70後”“80後”，是否已經寫出屬于他們的重要作品？答案并不樂觀。這背後固然有時代的因素：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文學幾乎是青年釋放創造活力的唯一舞台，今天的青年則有更加多元的選擇。但不論如何，青年寫作的基本問題是如何處理好“這一代”人的獨特經驗，書寫好“這一代”的個體與時代的相遇——青年寫作之所以重要，因為關乎最新鮮最生動的時代生活能否在文學中被晶化成型。

當代青年作家，有沒有“消化”好他們的時代，發掘出這個時代的邏輯？個人的“小編年史”和“微觀的精神事件”，又如何獲得與稠人廣衆休戚與共的命運感？一己的書寫如何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與他人彼此激蕩、由此沛然湧出時代的精神長河？就這些方面而言，青年作家們要完成時代交托于他們的使命，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新華日報·交彙點記者 馮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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