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很多方面看，《金瓶梅》之于《水浒傳》，都算得上青出于藍。例如，在審美開拓的一系列領域，它都散放着後者所沒有的豔麗光彩，在思想探索的不少層次，它也流播着獨特的情懷清芬，其中，民族主義就是淡淡一縷。

一

《金瓶梅》在大緻沿用《水浒傳》武松殺嫂的情節框架的同時，另行設置了個民族危亡的時代大背景。

這個消息首先從第十七回─金、瓶、梅快要湊齊到西門慶身邊之前─的情節傳出。

該回，陳經濟避難嶽家，帶來乃父的一封信，信上寫：「茲因北虜犯邊，搶過雄州地界，兵部王尚書不發人馬，失誤軍機，連累朝中楊老爺，俱被科道官參劾太重，聖旨惱怒，拿下南牢監禁，會同三法司審問，其門下親族用事人等，俱照例發邊衛充軍……」緊接着，西門慶又據一份邸報得知，「聖旨惱怒」已經變成「律應處斬」的嚴峻判決，「發邊衛充軍」的指示亦正在被執行。

可見，此次「北虜犯邊」對整個國家來說，是一個損失慘重的惡性事件；否則，朝廷絕不會如此大行殺罰。但是，所謂「殺罰」，最終卻僅僅成為一種虛張聲勢的走過場。

這次事件的不少責任人很快就被徇私寬貸，朝野上下似乎沒有一個人從這次事件中吸取教訓。

上到國家機器的運轉，下到清河縣西門府日常光陰的打發，一切都恢複了「正常」；但事實上，一切都在亡國的危險伸手可觸的形勢下，慣性沿續着、糜爛着，渾然不覺。

終于，到作品結尾，天翻地覆的災變飙然而起，滾滾而至：「大金人馬犯邊，搶至腹内地方，聲息十分緊急，天子慌了」，倉惶讓位；繼帝座不暇暖，與上皇雙雙成為階下之囚。

于是，「中原無主，四下荒亂，兵戈匝地，人民逃竄」的慘劇開幕；國亡家破，吳月娘在逃難中一子被度出家，曾經喧嚣張狂、顯赫一時的西門府以徹底敗落而告終。全書内政的窳敗，被包裹在亡國滅種的危險之中。

《金瓶梅》當然不是一支哀歎北宋滅亡的挽歌；對于幾百年前的一個并無善政的王朝，《金瓶梅》作者沒有義務這麼做。

誠如學術界一緻公認的，《金瓶梅》所寫朝政方面的事實與徽宗政和年間的曆史多有差訛，而與明代嘉靖間嚴嵩當政時的現實更為接近；寫宋的目的在于寓明，吟古的目的在于警今。

因此，把《金瓶梅》看作明代滅亡的一部偉大預言，看作作者深沉而清醒的民族憂患意識的文學記錄，方更符合實際。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

二

《金瓶梅》的這層民族危亡意識是《水浒傳》所欠缺的。按理說，《水浒傳》不僅應該有民族危亡意識，而且應該更深沉。

這是因為，第一，《水浒傳》中有宋江等人受招安後征遼的情節。不論在《水浒傳》所反映的北宋末的現實世界，還是《水浒傳》本身的文學世界，遼的強大和野心勃勃，都對宋（宋朝、宋江）構成嚴重威脅。

第二，《水浒傳》成書于元末明初。

稍早一點，蒙元貴族集團對華夏民族的統治尚是鐵幕難撼；稍後一點，漢族朱明王朝雖然已經崛起，卻仍然面臨被蒙元勢力複辟的危險。但是，從作者對宋江征遼輕易取勝的情節安排可以看出，《水浒傳》作者的民族危亡意識是非常淡薄的。

《水浒傳》當然也有民族主義的聲音，那就是大衆的樂觀主義的歡呼。但這種樂觀帶有很大盲目性。

《金瓶梅》作者民族危亡意識，應與嘉靖朝南北鼎沸的危殆局面相關。鞑靼在北邊的侵擾由來已久，以嘉靖中期蹂躏最重，甚至多次掠至京師；直到隆慶五年明廷封俺答為順義王後，北邊風煙才基本終止。

南邊，倭寇的來犯幾與明朝相始終，而以嘉靖後期為禍最烈。據諸史，僅嘉靖三十四年一年，就同時有五股倭寇縱橫劫殺于江蘇、浙江、福建、安徽等東南廣大地區。

為了平息外亂，明廷調集大批人馬，四處堵截、圍剿；半是由于來敵的狡詐，半是由于指揮官的失誤，無數将士獻出寶貴的生命。

對此，小說再次用特殊的方式表達了基于民族主義的特别關懷。第六十六回，黃真人煉度薦亡，首先要超拔十類孤魂。隻聽道衆舉音樂，齊聲宣唱：

……

北戰南征，貫甲披袍士。舍死忘生，報效于國家。炮響一聲，身卧沙場裡。陣忘孤魂，來受甘露味！

好兒好女，與人為奴俾。暮打朝喝，衣不遮身體。逐趕出門，纏卧長街内。饑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

「陣忘孤魂」處在黃真人煉度超拔的「十類孤魂」之首。

唱給為國捐軀的将士們的這支薦亡曲，浸透了作者對他們的崇高敬意和無限哀思。

《水浒傳》

三

從種種迹象來看，《金瓶梅》作者應該有邊關甚或禦敵的生活閱曆。

第三十四回，寫到西門慶餐桌上有一道菜，叫「曲灣灣王瓜拌遼東金蝦」，「遼東金蝦」應為遼東風物。

第四十三回，雲離守給西門慶牽來兩匹馬，說是「東路來的」，「他哥雲參将邊上捎來的」，這個情節暴露了遼東邊塞守将私賣戰馬的腐敗内情。

第二十回，寫到丫鬟笑李瓶兒的話：「朝廷昨日差了四個夜不收，請你老人家往口外和番……」過去姚靈犀、魏子雲諸家，均據《水東日記》注「夜不收」為「軍中之探諜」。

此解持之有故，卻不甚符合小說的語境。筆者翻檢《明代遼東檔案彙編》[1]，發現明代遼東守軍中有「守衛夜不收」「守口夜不收」「近哨夜不收」「遠哨夜不收」「出哨夜不收」「督哨夜不收」「臨台夜不收」「擺拔夜不收」「嚴謹夜不收」「在城夜不收」「值樓夜不收」「走報夜不收」等十餘種夜不收名目。

由此可知，夜不收實為邊防軍之一般職役，非僅指軍中之探諜；舉凡保障邊境安全的一切刻不容緩之事，均由夜不收辦理。往口外和番當然也是為了保障邊境安全。

因此，第二十回丫鬟笑話中的夜不收可能就是「和番夜不收」。總之，小說使用了遼東邊塞方言。

更值得一提的是「清河守備」這一職名。和小說的多種職官名稱源自《水浒傳》不同，它是作者創設的。

創設的依據何在？筆者遍查宋、明各史，未見故事發生地清河縣（不論是河北清河還是江蘇清河）設有守備的任何記載。但明代又确有「清河守備」的職名存在。

張廷玉等《明史》卷四十一〈地理志二‧山東‧遼東都指揮使司〉「三萬衛，……載：西有大清河，東有小清河，……西南有清河關。」

《明史》卷三百二十七《外國八‧鞑靼》載，嘉靖四十五年：「俺答屢犯東西諸塞，夏，清河守備郎得功扼之張能峪口，勝之。」

原來，明代遼東都司所轄三萬衛有清河關，守衛清河關的守備即「清河守備」；遼東都司行政上隸屬山東承宣布政使司領導，故此清河守備又可徑稱為「山東清河守備」。

這才是小說朦胧寫及的周秀的職名由來。《明代遼東檔案彙編》下冊第883 頁，還有萬曆九年清河守備宿振武，交遼東都司轉呈山東監察禦史的一篇公文。

再拿上引文字中的郎得功來說。他參與指揮的嘉靖四十五年的這次戰鬥，是明代對北作戰僅見的幾次勝利之一。

大約此後不久，他就從清河守備被提升為錦州參将。但同樣據《明史》卷三百二十七〈外國八‧鞑靼〉，到隆慶四年，「秋，黃台吉寇錦州，總兵王治道、參将郎得功，以十餘騎入敵死」，還是死于俺答發動的最後一次來犯。

從嘉靖四十五年，到隆慶四年，前後共五年；小說中周秀從第九十八回，以軍功從清河守備升濟南兵馬制置，到第九十九回再升山東都統制，再到第一百回戰死，情節時間亦恰五年。

真、假清河守備之間，頗有形影之疑。以上足以說明，《金瓶梅》作者對遼東邊塞軍民、地理情況是相當熟悉的。由此推斷他出于關心國事，踏勘、遊曆過北方諸邊，當非過分想象。

另外，小說還兩次提到「倭」。一是第七十一回，寫到藍太監家有「錦幔倭金屏護」，此或指皇帝轉賜的日本貢物，似無褒貶意。

二是第二十一回，潘金蓮罵李瓶兒：「好個奸倭的淫婦，随問綁着鬼，也不與人家足數，好歹短幾分。」

「倭」的本意是身矮，引申義是日本人的賤稱；小說從未寫李瓶兒身矮，由此可見，此「倭」用的是引申義。想必作者曾對倭寇之奸詐有深切體會也。

《明 史》

四

一般來說，在封建時代民族思想總是與正統思想和忠君觀念緊密聯系在一起，民族主義往往也就是狹隘民族主義和國家統一主義的同義語；

同時，民族主義的首要關懷總是本民族的利益，因而，民族主義者又很容易變成盲目民族主義者和排他主義者。然而，《金瓶梅》作者的民族主義卻非如此。

小說在結尾北宋滅亡的天翻地覆巨變之後，又特意添加了一幅塵埃消散、民生複蘇的安恬圖景：

那到十日光景，果然大金國立了張邦昌在東京稱帝，置文武百官；徽宗、欽宗兩君北去，康王泥馬渡江，在建康即位。是為高宗皇帝，拜宗澤為大将，複取山東、河北。分為兩朝，天下太平，人民複業。後月娘歸家開了門戶，家産器物，都不曾疏失。

這當然不是金、宋分治真實曆史的再現。

就像傳統的戲曲總要安排個團圓的結局一樣，這幅圖景的出現，從藝術的角度說，是在基本保持南、北分裂曆史原貌的基礎上，竭力沖淡北宋滅亡的乖張、慘厲氛圍，以使全書平靜收場的一種策略。

這種策略同時給我們傳遞如下三點重要的信息：

第一，北宋亡國固然不是一件好事，但消滅了北宋的金政權亦絕非萬惡的政權。除第十七回所引宇文虛中的奏章外，小說無一語表明對金人有蔑視之意；相反，多次提到均以「大金」稱之，如第一百回「不想大金人馬，搶了東京汴梁」「卻說大金人馬，搶過東昌府來」「不想北國大金皇帝，滅了遼國」等。

這說明，作者并沒有像古代一般知識分子那樣，單純站在「大漢族」的立場，把少數民族一概斥之為野蠻的異族，對由少數民族産生的政權完全采取無視的态度。

隻有眼光高遠之士才會看到，女真族畢竟不同于明代倭寇，它也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位成員，金政權的存在是中國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理應得到充分尊重。

第二，國家的分裂固然不是好事，但像小說第三十回寫到的這樣一個統一的國家：

那時徽宗天下失政，奸臣當道，讒佞盈朝，高、楊、童、蔡四個奸黨在朝中，賣官鬻獄，賄賂公行，懸秤升官，指方補價。

夤緣鑽刺者，驟升美任；賢能廉直者，經歲不除。以緻風俗頹敗，贓官污吏，遍滿天下，役煩賦重，民窮盜起，天下騷然。

「遍滿天下」，統一可夠統一了；但統一在這個政權之下，統一在這種局面之中，它的滅亡還能避免嗎？舊的滅亡了，新的統一的國家尚未形成，分裂也就不可避免。隻要天下太平，人民樂業，即使分為兩朝也遠比那種滿天皆黑的統一好得多。

第三，其實，從「天下即中國」的古人天下觀來看，「兩朝」仍然是中國的兩朝，是中國的組成部分；它代表的不是兩個國家，而是中國範圍内的兩個民族。

本來，曆史上，金、宋的拉鋸式對峙，就是女真與漢兩大民族集團的較量。盡管在當時，「拉鋸」有正義與非正義之分，但從長遠來看，所造成的總是巨大災難。

《金瓶梅》甯要「人民複業」「家産器物，都不曾疏失」的虛幻的文學畫面，而不要血火迸射的真實曆史，說明不同民族的和平共存、共謀繁榮高于一切。這無疑是個美好的願望。

衆所周知，在最高精神上，民族主義就是人民主義；它的出發點和歸宿都是廣大人民的福祉。

所以，表面上，以上三點似有喪失基本的民族立場之嫌，但因取舍的标準都是最廣大人民的福祉─第一、第三點是長遠福祉，第二點是現實福祉，故恰恰超越一般民族主義的層次，達到了民族主義的最高境界。

可以說，《金瓶梅》作者的民族主義是理性的民族主義。

本文所述民族主義情懷，應是我們探讨《金瓶梅》作者真相時必須考慮的因素之一。

《南明文學研究》 潘承玉

1 遼甯省檔案館、遼甯省社會科學院編《明代遼東檔案彙編》（沈陽：遼渖書社，1985 年）。

文章作者單位：紹興文理學院

本文獲授權發表，原文刊于《潘承玉<金瓶梅>研究精選集》，2015，台灣學生書局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轉發請注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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