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7點，黃貝嶺村一條小巷入口，兩個垃圾桶臨牆而立，隔着幾攤污水，一隻胖老鼠側躺在路中間，四肢舒展宛若酣睡。抱着孩子的男人大步跨過，嫌棄刻意提醒他的我少見多怪，“它不是死了嗎，你怕什麼”。

沿着小巷往西走兩步就是深業東嶺，這個高檔住宅區剛好被黃貝嶺村包圍。 裡面的年輕人會跟朋友們抱怨，抱怨附近嘈雜擁擠，抱怨停車位太少，抱怨從高樓的窗戶往下看，全是密壓壓、灰撲撲的農民房……

逼仄暗巷裡的生活，高樓上鮮有人好奇。

一道床簾一個家

楊開華在這條小巷住了12年，樓上樓下、樓前樓後住了許多四川老鄉，其中不少人，都是一張簾子遮蓋床鋪，床簾背後就是一對夫妻。有的孩子放在老家，有的孩子在此出生、長大，再走出去獨立門戶。

這間兩室一廳是楊開華租下來的，房租年年都會漲，有時一年漲一次，有時一年漲兩次，從1200元漲到了現在的3000元。

剛搬到這裡時，楊開華的兒子才10歲。孩子工作以後，這間房子裡還剩下三對夫妻，一位91歲的老人，還有個“拼床”的江西老表。

91歲老人是楊家姐弟的父親，他們兄妹共7人，楊雲英排行老三，楊開華排行老五。母親60多歲就去世了，大哥一家在上海謀生，其餘幾個大都在深圳、惠州生活，老父親在老家孑然一身，11年前南下投奔兒女。

客廳裡擺着三張雙層床，正對門口的那張床上下都堆滿了雜物。老父親的床臨着陽台窗戶，床邊放着應急用的氧氣瓶。2020年冬天，住了20多天的醫院以後，老人現在很少下床，吃飯、喝水都由楊雲英盛好了遞過去。

在住院之前，老人身體相當硬朗，每天都會下樓轉轉，撿些瓶子換錢。現在從早到晚，他隻能呆在床上，坐起來，或者躺下去。

楊雲英夫妻的床鋪緊挨着父親的床尾，這方便她夜裡起來照看老人。她丈夫身材魁梧，一米多一點的鋪擠兩個人，楊雲英夜裡一翻身，脊梁就漏風，一年到頭她睡不上幾個安穩覺。

另外兩間卧室，每個房間都有兩個雙層床，楊開華夫妻住一間，小兒子逢年過節回來，就住到另一張鋪位上，王大姐夫婦倆，跟江西老表住另外一間。

所有雙層床的上鋪，現在都堆着雜物。它們也曾經被家裡的孩子、長輩，或者短租的老鄉們住過。

晚飯時分，楊雲英和弟媳忙活起來，弟媳在客廳餐桌上擇菜，姐姐在廚房裡淖雞腳。廚房沒地方削蓮藕皮，就趁着陽台上的垃圾桶削，廚房的水龍頭一個在用，另一個就到洗手間接水倒水。

王大姐沒去打下手，她靠牆坐着，兩腿呈八字放在地上，試圖把屁股下的地方坐成躺椅。 兩眼無精打采地盯着電視裡的熱播劇，那是台手調的老電視。四周放着三台冰箱，和廚房裡的四個燃氣竈一樣，分别歸屬不同的主人。

王大姐确實沒有幫廚的力氣。婆婆前些天去世了，她請了8天假回四川老家辦喪事。臨近春節，丈夫要在家裡多留些日子，可王大姐沒有更多的假可請，隻能自己回深圳，跟合租房裡的老鄉們一起過年。

為了能準時趕回來，她打了飛機票，的士費也花了100多，前一夜到屋時已經淩晨2點多，收拾洗漱剛上床沒多久，鬧鐘就響了。再睜眼已經快5點了，她顧不上洗臉，匆匆忙忙地往公司奔，忙乎一天後，回到家已經下午6點多。

年過半百，拼力生活

這間房子的一天，不到淩晨4點就開始了。

最早起床的是王大姐，她60歲出頭，是楊雲英丈夫的堂姐，在東門的一棟大廈做保潔員。上班時間規定是6點，但一般5點她就得到，否則9點鐘辦公室運轉前，該做的清潔做不完。

她出門的時候，早班公交還未發車，三、四公裡的路程，她得踩20多分鐘的單車過去。抵達寫字樓，匆匆忙忙的一天就此開始，一直到下午6點才能結束，除去中午休息1個小時，她一天要忙活12個小時。

屋子裡的三個女人當中，王大姐年紀最大，每天的工作時間最長，當然工資也最高，每月能拿到4000元出頭。

楊雲英和弟媳5點多就得起來了。準備早飯、伺候老父親吃藥，準備好老人要喝的蜂蜜水，取暖的熱水袋，她們倆7點前要趕到各自上班的地方。

楊雲英來深圳20年了，早些年在附近醫院做護工，她自學了廣東話，為人熱心、手腳麻利，跟醫護、病人的關系處得都不錯，總能比别人接到更多的活兒，收入也相對可觀。

2017年做了宮頸癌手術後，楊雲英不能再幹重活，也為了照顧父親，她在離家不遠處的大廈找了份保潔的工作。中午有一個半小時的休息時間，她能趕回家給父親做頓午飯。但工資不高，隻有2000多塊。

弟媳在羅湖一家醫院洗片子。她的工作不繁重，但需要站上一整天。當然，她現在也不能太勞累。2019年，陪楊開華去醫院查臉上的肉瘤時，她順便也檢查了一下，沒成想查出了剛開始癌變，隻有半個綠豆大的腫瘤。前前後後治療花了7萬多，半年多前，化療副作用消退，她的頭發才慢慢長出來。

男人們出門的時間要晚一點。

楊開華在裝修公司做木工，幹一天活算一天錢，去年因為疫情，在家歇了大半年。唯一讓他欣慰的是，2020年夏天，女兒和兒子都畢業了，他算是輕松了些。往年8月份，每個孩子兩萬多的學費、生活費，能把夫妻倆壓得喘不過氣。

楊雲英老公早些年在醫院中藥房負責熬制中藥，2004年查出了淋巴瘤，恢複後沒辦法再回醫院工作，他靠着攬些裝修的活，或者打零工賺錢。

治病那幾年，丈夫受了天大的罪，除了化療，他還經曆了胃潰瘍手術、靜脈曲張手術，腿上縫的40多針，現在還能看到疤痕。

治病花了20多萬，為了掙錢，在醫院裡楊雲英大大小小的活都願意接，幫病人洗頭發、擦身子、買東西。一頓午飯吃幾口，就被人叫走了，再回來扒拉幾口，又有活兒找她，來來回回一頓飯，要分四回才能吃完。忙裡偷閑喝口水，她都時常噎着。

日子是她一天天地熬過來的，“心裡什麼都不想，就想着怎麼把眼下熬過去”。

四分五裂的家，拼拼湊湊的家

熬過了丈夫生病的日子，熬到兒子長大成人，楊雲英覺得日子漸漸好了起來。

兩個兒子現在都在坪山的通信公司上班。前幾年大兒子結婚，楊雲英夫妻倆硬是東拼西湊，為孩子湊出了深惠交界處一套房子的首付。兒媳婦學曆、工作很不錯，跟她處得跟母女一樣，這讓楊雲英尤為欣慰。

倆兒子心疼母親，總勸楊雲英别再上班，他們給生活費。

可楊雲英沒法閑下來，婆婆也住在黃貝嶺村，跟小叔子一家住在一起。去年父親住院時，婆婆還住在楊雲英夫妻這裡，照看兩個老人她忙得團團轉，身體很快撐不住了，咳嗽、沒力氣，去醫院也檢查不出毛病，後來想想是太累了，讓小叔子把婆婆接了過去。

楊家大哥曾跟老父親商量，想帶着他回四川老家生活。老人跟着楊雲英習慣了，怎麼都不願意回去。

再說了，小兒子的終身大事還沒解決，楊雲英夫妻倆也沒法松口氣。

兩個兒子是在老家長大的，楊雲英離開老家時，小兒子才5歲，爺爺奶奶帶着睡，吃飯、洗衣服、買東西姨媽照顧，就這麼一路長到大。

楊開華的女兒也是這樣，跟着爺爺、大媽、小姨、姑姑都生活過，長到可以在學校寄宿，她連親戚家都不住了。早些年，夫妻倆想讓女兒來深圳念書，可她一直不樂意，“她不喜歡這兒，情願一個人呆在老家”。

今年楊開華的兩個孩子都讀完了書，女兒在成都的地鐵公司上班，兒子在坪山上班，“這麼多年，我們四個人，一直都是好幾個家，現在是女兒在成都一個家，兒子在坪山一個家，我們在黃貝嶺一個家，就這麼四分五裂地過着”。

兒女工作以後，楊開華夫妻的壓力，主要是三個老人。除了老父親，楊開華嶽父嶽母也八十六七了，嶽父母倆人不用照料，但該出的費用都要出。 他最怕的就是老人生病，“上班的時候，一看到家裡的電話，我就心驚膽戰的，唯恐老人出點兒意外”。

在這家裝修公司，楊開華幹了10年，房租、物價年年都在漲，偏偏工錢不漲。他跟老闆提過幾次漲工資，老闆沒松過口。他不太敢辭工，自己打零工饑一頓飽一頓沒保障，在公司起碼每月能幹20多天，收入還是穩定的。

“掙的錢一年到頭吃喝拉撒一用，手裡根本就留不住幾個”。

盡管如此，大家還是覺得，深圳再苦都比老家強，“家裡賺不到一點錢”。楊家姐弟的老家位于四川山區，田在山上，牛爬上不去，種莊稼要“上一坡下一坡”地肩扛手提，老房子20多年沒住過人，早就塌得不成樣子。

“這麼住肯定不方便，可我們出來打工，錢都是這麼一分一分地硬摳出來的”。

他們像所有的合租者一樣，免不了日常的煩惱，有人想買台洗衣機，有人覺得沒必要；這個人想裝空調，那個人覺得不太熱……

抛開這些，姐弟倆跟王大姐一家相敬相讓地住了十幾年。江西老表在大家眼裡，也是好相處的實在人，“我們帶着老人，人家從來沒說過什麼”。

廚房裡雖放着四個燃氣竈，但在這個房間裡，總能看見聚餐的時候。

這天晚上，除了還沒下班的楊開華和下不了地的老父親，房子裡的其他人圍坐在玻璃圓桌前，熱熱鬧鬧地吃了頓火鍋。因為疫情，大家都決定留在深圳過年，王大姐跟楊雲英閑聊着婆婆的喪事，楊雲英丈夫跟江西老表碰着酒杯，約好了一塊釣魚的時間……

家裡養了好幾盆綠蘿，冰箱上，置物架上……它們見縫插針地插在瓶瓶罐罐之間。這是一種是生命力極其旺盛的植物，在土裡能活，在水裡也能活，有陽光能活，沒陽光也能活……

備注：應受訪者要求，楊雲英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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