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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古文意思及例句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原标題：今古文的解釋張力：《論語》“道千乘之國”發微

《論語·學而》第五章言：“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本章言辭簡潔，但“道千乘之國”背後卻指涉封國與九州等重要問題，後世學者各本所學，對這些問題提出了不同的解釋方式。古文經學認為九州方萬裡、王畿方千裡、公侯之國方三百餘裡；今文經學認為九州方三千裡、王畿方千裡、公侯之國方百裡。由此推之，我們可以一窺今古文的解釋張力及其背後各自的理論特質：古文重曆史細節的補幀，并在此基礎上建構一種曆史化的經學語境；今文重義理的裁斷，并由此導向聖人的創制立法。

“道”或本作“導”，皇侃作後者，邢昺、朱熹、劉寶楠等作前者。《康熙字典》釋“道”雲：“治也。與導同。”故二字互訓，可不作區别對待。對于“千乘之國”，馬融注曰：“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裡有奇，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鹹則注曰：“千乘之國者，百裡之國也。古者井田，方裡為井，井十為乘，百裡之國者，适千乘也。”對于“千乘之國”之面積，馬融認為方三百一十六裡有餘，而包鹹認為方百裡。馬、包立論之不同，其背後有各自所本的經典作支撐，如何晏所言：“馬融依《周禮》，包氏依《孟子》《王制》，義疑，故兩存焉。”

馬融所依《周禮·大司徒》雲：“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裡，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裡，其食者三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裡，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裡，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裡，其食者四之一。”馬融以伯、子、男封疆皆不及千乘，所以千乘之國隻能是公侯之國。又《周禮·職方氏》雲：“方千裡曰王畿，其外方五百裡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裡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裡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裡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裡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裡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裡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裡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裡曰藩服。”故九服方萬裡。包鹹所依為《孟子》《王制》，《孟子》雲：“天子之制地方千裡，公侯之制皆方百裡，伯七十裡，子、男五十裡。”按照這種說法，千乘之國也是公侯之國。又《王制》雲：“天子之田方千裡……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裡，州建百裡之國三十，七十裡之國六十，五十裡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也。”故四海之内方三千裡。因此，馬、包之異為千乘之國（公侯之國）之面積為方三百一十六裡有奇或方百裡，前者的九州方萬裡、王畿方千裡，後者的九州方三千裡、王畿方千裡。通過計算可知，在《周禮》體系下，諸侯疆域遠大于王畿；在《王制》體系下，王畿為九州之一，諸侯皆難抗衡。

可以看到，《周禮》與《王制》對于封國制度與九州大小設想完全不同。《周禮》作為古文經典，《王制》作為今文經典，其折射的正是漢代以來的今古文之争，而其經義分歧又可以歸結到孔子的政治歸旨到底為何。

那麼，孔子在什麼背景下提出千乘之國的問題，其背後的關切與所指是什麼？孔子之世周文疲敝，禮壞樂崩，諸侯各自為政，天子無權号令天下，此為基本背景。依古文經學觀點，《周禮》為周公緻太平之書，故孔子舉《周禮》意圖恢複周道，回到諸侯各守其封疆、以藩屏周的政治格局中。依今文經學的說法，《王制》為素王改制之書，聖人憂王道不行、天下分裂，故作《王制》以尊天子，抑諸侯。王畿千裡，諸侯百裡，天子力量遠遠大于諸侯。按照這個思路推演下去，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合理推測，即孔子之意在于構建一個王權至盛的天下結構，天子在此結構中處于絕對的領導地位。我們甚至可以說，中央集權的秦漢之制，來自聖人之意。程大璋雲：“凡政治之進，始于諸侯封建而進于中央集權。《王制》書中多尊天子而抑諸侯，說者以為孔子開後世君主專制之風，不知政治階級固必經此而後能入于共和時代也。《王制》之旨，即今政治家所言中央集權之義也。”又雲：“漢之封建與郡縣并行，景帝後諸王不能自行置相，其法實本于《王制》也。”這雖然帶有明顯的現代人視角，但其揭示的政治制度之演化未必不是孔子所考慮的，而據此樹立的孔子形象是創制立新的，而非因循保守的。

回到“道千乘之國”本身，鄭玄認為《王制》所載為殷制，皇侃沿襲鄭玄的解經思路，把包鹹“千乘之國為百裡之國”的說法理解為殷制。這樣孔子的話語背景就是在周制的時代談論殷制，那麼今文家所言孔子改制，即是孔子以殷制建立自己的新法度。還有一種可能，千乘之國為百裡之國，卻不是殷制，而是孔子通過損益三代而制定的新法度。如果孔子言及“道千乘之國”的預設背景是《周禮》所言的周制，則孔子是從周之文；而如果預設背景是《王制》，則又分出兩個可能：如果《王制》所言服制為殷制，則孔子是借殷制來攻擊凋敝的周制；如果《王制》為孔子立制改革之大法，則孔子是自己叙說一套新法度。第一種情況下，孔子想借助恢複周公之制來廓清亂世；第二種情況下，孔子以一種叛悖的方式，變周之文而從殷之質；第三種情況下，孔子為萬世立法，為改制素王。由此，緊随“道千乘之國”之後的“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五事）也具有了不同的含義：或言及古制以範圍今人，或自為新法以颠覆時政。可以看到，這個問題本質上是孔子“從周”或“改制”的問題，前者以孔子之旨為複興，後者以孔子之旨為革命。

由此可知，今古文之間的解釋張力導向不同的理論終點：古文重曆史細節的補幀，并在此基礎上建構一種曆史化的經學語境；今文重義理的裁斷，并由此導向聖人的創制立法。廖平《今古學考》雲：“《論語》因革損益，惟在制度……故今古之分，全在制度。”故孔子言及“道千乘之國”的根本歸旨在今古文的闡釋語脈下有了不同的解釋方式。我們要在梳理這種張力的過程中深化對經典的認知，以融通經典背後的義理，體悟聖賢的思想力度，在新的時代下重構傳統文化之廈，建築“文化自信”的堡壘。

（胡兆東，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

責任編輯：王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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