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是孟子之後儒家代表性的人物。他對各家都有所批判，唯獨推崇孔子的思想，所以傳統意義上的中國史學界将荀子歸為春秋戰國諸子百家中的儒家代表人物。然而在儒家五聖、孔門十哲的行列中始終沒荀子的身影，這位在史書上被稱為儒家的集大成者為何遭受了如此的冷落呢？事實上荀子的思想體系和孔孟有極大不同，相反倒也法家思想有幾分相似之處，而且他最著名的兩名弟子韓非和李斯都是法家代表人物。實際上儒家思想至遲在戰國時代就已出現分野：中國傳統的主流儒家是奉孔孟之道為正統的，然而荀子在推崇孔子思想的同時又對孔子的思想又有很多的質疑和對立。所以荀子實際上是儒家之中的一個另類，或者也可以說是一個偏法家的儒家代表人物。這和孔孟一派的思想就顯得有些不同，也正因為如此也不太被後世的儒家弟子所認同。

荀子曾到訪秦國并留下這樣一段話“其固塞險，形埶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勝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于其門，入于公門;出于公門，歸于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朝閑，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這段話的大意是說：秦國山川險固、民風淳樸、吏治清明。這還是後世史書中那個虎狼之秦嗎？此時已是商鞅變法之後的事了，難道說奉行法治的秦國在荀子這個儒家代表人物眼中更實現了儒家眼中的教化？

荀子之所以能得出這樣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就源于他在儒家内部相對特立獨行的思想體系。長期以來孔孟的思想體系被視為儒家的主流思想，而荀子的思想體系幾乎和他們建立在完全不同的立論上。我們知道孔孟之道認為“人之初，性本善”。孟子就說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于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恻隐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然而荀子卻認為：人性本惡。

荀子認為：所謂人性就是人的自然本性，是所謂“生之所以然者”。其自然表現為“饑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荀子認為人的這種天然的對物質生活的欲求是和道德禮儀規範相沖突的。他認為人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色焉”，如果“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于争奪，合于犯紛亂理而歸于暴”。所以說人性是“惡”，而不是“善”。荀子這裡的情性觀與早期儒家《性自命出》一派的思想有關。然而性自命出以“情”為天的觀念引出的是自然主義、情感主義的生存論調。荀子沒有沿着這一個路向發展，這是因為，他認為天然禀賦的性情是惡的。因而順應他的發展，将引起人與人的争奪，導緻社會的混亂，這就是性惡論。事實上荀子和孔孟一樣注重道德教化的作用，所不同的是——孔孟認為人性本善，因此教化很容易就能深入人心；荀子卻認為人性本惡，但不能任由惡行發展，所以要用教化來規範人們的行為，與此同時荀子也強調了政法制度的懲罰作用。在荀子看來：所謂人性自律是虛無缥缈之物，構建社會體系必須依賴制度管理，從這點而言荀子思想的确有和法家契合的地方。這也就是不難解釋荀子對秦國的看法了，因為在荀子看來：隻要能建立一套導人向善的機制，至于用禮儀教化的手段或是刑法威懾的手段并不重要。

荀子“人性本惡”的人性觀來自于他的“天道自然”的天命觀。孔孟思想将天命人格化——所謂天命自我民命，就是說天命由民意體現，這對促使君主尊重民意具有積極作用。然而荀子卻認為：天行有常、天道自然——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就是說天命隻遵循一定的自然規律，而不會對世人格外好或者格外壞。荀子将天、天命、天道自然化、客觀化、規律化。在荀子看來：天為自然，沒有理性、意志、善惡之心。天是自然天，并不是神。宇宙的形成不是神造，而是萬物自身運動的結果。人在天命面前是無所作為的，與其迷信天的權威，去思慕它、歌頌他，等待“天”的恩賜，不如利用自然規律以為人服務。荀況強調“敬其在己者”，而不要“慕其在天者”。甚至以對天的态度作為君子、小人之分的标準。強調人在自然面前的主觀能動性，主張“治天命”、“裁萬物”、“騁能而化之”的思想。荀子明确的宣稱：認識天道就是為了能夠支配天道而宰制自然世界。荀子講聖人并希望借聖人的道德教化使社會大衆得以轉變性情，從而達到”以至于善“的目标。荀子認為聖人的重要作用在于他能“使天下皆出于治”，禮法并舉，王霸統一。可以說荀子的思想其實以儒家為主體，同時吸取道家、法家及各家之精華，從而形成了他獨特的思想體系。也正是這種與衆不同使其顯得與各家各派都有些格格不入。

荀子一生有韓非、李斯這兩個著名弟子：一個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另一個則是用法家思想構建大秦帝國的實踐者。按說有這樣兩個舉世聞名的弟子應該是荀子的驕傲，然而荀子這兩個弟子都是典型的法家人物。在諸子百家之中儒家和法家之間的對立是最為尖銳的，然而身為儒家代表人物的荀子卻培養出兩個舉世聞名的法家弟子，這本身就體現了荀子思想中偏法家的一面。後來被視為儒家正統的孔孟之道所提倡的是一種仁愛，也就是讓統治者用德行感化人民。而法家呢？卻是提倡一種霸道，也就是讓統治者用刑法來駕馭人民。 用我們現在的眼光來看：荀子的學生不一定要走老師的道路，但在當時門戶之别是被看得很嚴重的。在當時儒法對立的背景下身為儒家代表人物的荀子培養出這樣兩個法家弟子自然是不被儒家内部的主流群體所認可的。那麼為什麼培養出韓非、李斯這樣兩個法家子弟的荀子會被視為儒家的代表人物呢？荀子的”性惡論“不是與法家思想更為接近嗎？應該說荀子思想的立論基礎是接近于法家思想的，但他給出的解決之道卻不同于法家：荀子終其一生都強調禮教乃是治理社會的最佳良藥——與其用鞭子驅趕百姓，不如用道德教化百姓，使愛國守法、孝敬父母、夫妻和順、朋友誠信等禮儀規範真正内化于心，所以荀子被後世認為是儒家代表人物。與此同時荀子又主張對那些不願遵從禮教，執意作奸犯科傷害他人的人則要使用律法懲處，乃至以法行誅，這是他和法家思想相似之處。總而言之：荀子的思想介于主流的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之間——相比主流的儒家思想，他看到了禮教将一切希望寄托在人性自律上的不靠譜；相比法家思想，他又不主張嚴刑峻法，以暴力手段治理天下。

在國家治理上荀子非常看重“禮”——荀子認為禮從區分與調節不同人的利欲關系中産生結果。在治禮的過程中不能隻顧及人的欲望，而要讓物與欲兩者相持而長，在物質的增長和欲望的增長之間保持平衡。在荀子看來：人的天然本性是追求利欲的，而禮的作用則在對人的利欲的無限追求作出限制，二者之間不免有沖突。為了确保公共秩序的正常運轉，禮的遵循不免要訴諸于一種強制性。由此禮轉為法。因此荀子常有“禮法之樞要”“禮法之大分”的提法，而以禮法并稱。在荀子看來：禮是介于義和法之間的一個範疇。在義禮并稱時禮多是指道德。在禮和法并稱時禮多指制度。荀子說禮是法之大分時既是指禮為立法的原則，又是指禮作為原則的道德立場。法的制定和形式不純屬利益分配的問題，還有一個道義問題；法的一律化打破了貴族和平民的界限，使一切人平等。但是禮的持守卻仍然使得有學養的人們不至于沉落。荀子可以說是顧及到現實的利欲追求和必要性而又堅持道德理想，力求在二者之間保持平衡的思想家。即使在我們今天看來：顯然一個國家也不能純粹使用暴力專政的手段進行治理，實際上法治與德治是可以相輔相成的。由此可見荀子的思想在他那個年代是極為超前，也許正因為超越了那個時代大多數人的理解程度，所以才導緻不被接受認可。

荀子思想的超前性還表現在他的曆史觀：主流的儒家思想是主張複古的——孔子終其一生都在為複興周禮而奮鬥，其精神固然令人敬佩，也樹立了我們中華民族的氣節精神。然而大河之水不可倒流——曆史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人類曆史乃至整個生物進化曆程就是不斷由低級向高級遞進的過程——正所謂三代不同法，便國不法古。荀子最先意識到這點，所以他在曆史觀上提出了厚今薄古的“法後王”說，所謂“後王”蓋指“近時”之聖王或可能成為王者的“天下之君”，即理想的最高統治者。他認為“先王”的時代久遠，事迹簡略，不如近世的後王可靠，所謂“欲觀聖王之迹，則于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即“法先王”必須通過“法後王”的途徑才能實現。他主張“法後王”，又提倡繼承“先王之道”，意在為封建統治階級尋求理想的人格榜樣。荀子批判以複古倒退為目的的“先王”觀，指責“俗儒”們的“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缪雜學，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荀子的”法後王“思想打破了人們對舊時代舊制度的迷信，提倡積極的改革創新，這就和孔孟的”法先王“思想形成對立。在戰國時代百家争鳴的大環境下這不是什麼大問題，因為當時學者都能較為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思想見解。即使到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也沒對荀子的地位造成太大影響。

漢武帝表面上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際上漢代的政治是”霸王道雜之“的外儒内法型政治，這實際上就與荀子的禮法并用思想是契合的。我們現在常說一句話叫”漢承秦制而有所更張損益“：漢朝并不是像秦朝一樣實行絕對的法家制度，然而所謂的”獨尊儒術“其實也隻是停留在表面，實際上漢朝的政治體系更接近于荀子的思想體系，是一種兼采儒家與法家之長的政治體系。漢代盡管在表面上奉孔孟為儒學正統，然而實際上漢朝也并不排斥荀子。荀子的地位在真正意義上開始下降其實是在宋朝：宋朝出現了一種強大的社會思潮——理學。事實上宋代以後的儒家思想其實已是一種理學化的儒家思想，正是理學的誕生使孟子被推崇為亞聖。被理學樹立為亞聖的孟子思想也就被理學者視為不可辯駁的真理。偏偏荀子當年就辯駁過孟子的思想，而他的禮法并用、王霸兼治思想在理學者看來簡直就是大逆不道的言論。理學的某些觀點也許有一定可取之處，然而理學的思維體系實際上是一種高度僵化教條的體系。儒學的理學化過程實際上就是走向僵化保守的過程，其典型特征表現為：機械性教條性地尊崇所謂”聖人之道“，拒絕排斥一切改革創新之舉。在這種形勢下荀子思想自然被已高度理學化的儒家學者所排斥。荀子這個儒家的另類人物始終不能被的被封建專制時代的大部分儒家學者接受，隻有零星的幾個儒家學者會對他進行贊揚，但就如在平靜的湖面扔了一顆石子了，雖然會造成一定的影響，但無力改變全局。 直到近現代随着人們逐漸打破思想禁锢才開始重新研究荀子的思想，荀子這位被正統儒家冷落的人物開始漸漸被人們接受，人們發現我們現代的一些治國理政思想、經濟運行思想是與荀子思想有契合的，至此荀子的地位才開始漸漸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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