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傳頌至今，脍炙人口的詩篇《飲酒（其五）》中，悠遠的南山、繞轉其間自由飛翔的小鳥，構成了一幅靜谧的田園畫，東籬下那疏疏落落的幾株菊花讓隐居的詩人體會到令人陶醉的悠然和恬淡。

這份悠然恬淡不僅感染了陶翁，也深深打動了懷揣隐逸之夢的後世文人，被他們反複吟詠化用。“東籬”逐漸和隐逸情結挂上了鈎，和孤标傲世的隐者、高士結下了不解之緣，成為孤高絕俗精神的一種象征。

所謂“籬”者，是“籬笆”的簡稱；所謂“東”者，為東邊之意。“東籬”語詞組合在一起，便是院落籬笆牆的東牆。“東籬”兩個字組合在一起，構建起來一個獨特的世界，其表現出來一種深刻的獨善其身的“隐士”精神。

“東籬本是風月主，晚節園林趣”。陶翁隐世幾百年後，年輕時熱衷仕途，晚年不滿時政隐居田園的馬緻遠自号“東籬”，滿懷對蹉跎歲月感到哀傷和憤慨，留下《東籬樂府》的歎世之作，曠達間閃爍一種頹放色彩，感傷中躍騰着一股激憤不平的怨氣。

“東籬”一詞被陶淵明以風流高潔的人格和自然醇厚的詩筆，賦予了特别的内涵與情蘊 。而素有“散曲第一”之稱的元曲名家馬緻遠，雖号“東籬”但是卻無“東籬”之淡泊甯靜，心境和陶翁大不相同，隻能喟歎：“東籬”與彼“東籬”不盡相同。

陶淵明一生處在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異常尖銳的時代，出身于世代仕宦之家，從小受到良好儒家文化熏陶，卻很難融入高門士族之中。陶淵明最初也并未有避世隐居的想法，也曾期望在政治上有所作為。

《雜詩》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

猛志逸四海，骞翮思遠翥。

荏苒歲月頹，此心稍已去。

值歡無複娛，每每多憂慮。

但是當陶淵明以“濟世”的壯志三次出仕，卻始終沒有找到實現理想的聖君賢臣，後來與官場訣别，堅決歸隐田園，過着躬耕自安、詩酒自娛的耕讀生活。耕種、讀書、飲酒、賦詩、彈琴，使陶淵明在仕途之外找到了另一種人生樂趣，形成一種與前代文人相異的人生價值觀 。

《讀山海經》：“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

《四言答龐參軍》:“衡門之下， 有琴有書，載彈載詠，援得我娛。豈無他好，樂是幽居，朝為灌園，夕偃蓬廬”。

“東籬”淡泊甯靜，陶淵明不為五鬥米折腰，安貧樂道、勵志持節的操守對後世文人産生了很大的影響，一度成為中國文人士大夫精神上的一個歸宿。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還有白居易、蘇轼、陸遊、辛棄疾等莫不如此。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詩人采菊見山而悠然忘我，故“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淵明已經達到無我之境界。

可見詩人要的是“心遠”，要的是免受世俗的幹擾。隐逸是陶淵明的一種情懷，一種寄托閑情逸趣的理想。陶淵明把儒、道兩家的隐逸精神結合起來，既不是冷漠地避世，也不是憤不可釋地怨怒，而是回到田園的自由與人格的獨立，得到一種精神的快意。

顔延之在《陶征士诔》中贊揚了陶淵明不求功名利祿、“高蹈獨善”的操守，超脫曠達、純任自然的人生态度和安貧樂道的高潔人格。也正因為如此，陶淵明的“東籬”成為向往田園生活的文人心中抹不去的記憶，也成了後世文人在厭倦了塵世的紛争與人生失意後尋找心靈慰藉的精神家園。

馬緻遠生活在文人失去自我位置、淪為時代棄兒的元代，雖曾僥幸博得江浙行省務提舉一職，但處于異族統治的特殊時代，飽受擠壓而無法施展才能。在憤懑悲苦中，馬緻遠徨掙紮在仕進與歸隐的歧路上，最終踏上罷官隐居之路。

然而馬緻遠既沒有追随前代隐士遠離世俗社會、避遁于山林岩穴，也沒有像同時代的關漢卿等人混迹于大城市的市井勾欄，而是仿效陶淵明退隐竹籬茅舍。馬緻遠的散曲多以村居為背景，主題大都是對田園生活的描摹和贊美，與陶淵明的田園詩在題材内容和思想主旨上具有某種一緻性。

〔南呂·四塊玉〕《恬退》“綠水邊，青山側，二頃良田一區宅。閑身跳出紅塵外，紫蟹肥，黃菊開，歸去來!”

〔雙調·清江引〕《野興》：“東籬本是風月主，晚節園林趣 。一枕葫蘆架，幾行垂楊柳，是搭兒快活閑住處。”

把自己托身在青山綠水環繞田宅之中，栽瓜種韭、卧柳賞菊、品蟹飲酒，如此恬美純靜的鄉村生活，縱然使作者心境曠達、淳真至極。但是實際上馬緻遠雖自号“東籬”，卻沒有忘記自己的仕途坎坷，雖然對官場失望，卻仍然心存不甘。

《天淨沙·秋思》

枯藤老樹昏鴉，

小橋流水人家，

古道西風瘦馬。

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展翅淩霄鵬程萬裡不過一廂情願而已，現實中的馬緻遠身處不堪境地，怎不令人“悲”從中來呢？為謀求仕進，時而跋涉在“古道西風瘦馬”，時而漂泊于“孤舟五更家萬裡”的旅途中，曆盡艱辛的凄苦歲月，隻撈到了“江浙行省務官”一類刀筆小吏。

與陶淵明自覺地告别于現實政治的做法完全不一樣，馬緻遠是社會政治生活的棄兒，是被社會的政治生活無情地抛甩出社會的大舞台。這樣的遭遇，自然使馬緻遠的生命意識充滿了不甘和頹廢，“東籬”也就成了與社會隔絕的一種“環境”，用來隐藏心中的不甘。

在這種社會背景下，馬緻遠沒有象關漢卿一樣成為一名“浪子”，沒有象白樸那樣詩酒自娛。“學而優則仕”“達則兼濟天下”中國文化傳統，似“一隻無形的手”隐隐地控制着馬緻遠的思想行為方式，這讓他雖置身恬淡的山林田園，仍然止不住向世俗“風波海”頻頻張望。

隐居東籬茅舍、品味詩酒人生。陶淵明和馬緻遠都對酒情有獨鐘，但是卻是有人借酒抒情、有人借酒澆愁。雖然同處“東籬”，卻有着不一樣的情懷和不一樣的感受。

• “東籬把酒”于陶淵明是一種惬意。

陶淵明的歸隐生活中，酒成為其不可或缺的生活伴侶與精神良友。他自稱“性嗜酒”，并在詩文中屢屢表白對酒的鐘愛。

《止酒》:“平生不止酒,止酒情無喜”；《雜詩》：“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時運》：“稱心而言，人亦易足。揮茲一觞，陶然自樂”。

酒化解了詩人身處亂世而無法實現懷抱的痛苦和憂慮，成為詩人寄托心志、忘懷困頓現實的樂園，也是詩人轉向仕途榮利之外的自然與村居生活，尋求美及平淡淳真之精神歡樂的催生酶。

當然陶淵明之飲酒，并未僅僅停留在生活層面的體驗上，它進一步促使詩人上升到對人生哲理的思考，使詩人最終達至抱真順化之人生境界。例如《連雨獨飲》詩雲:“試酌百情遠，重觞忽忘天。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在酣飲時于不知不覺中詩人與天、個體與宇宙、瞬間與永恒融為一體，沉浸在自己怡然自樂的精神家園，尋找到了自己生命的歸宿。

• “東籬把酒”對馬緻遠卻是一種失落。

在馬緻遠的田園生活中,同樣浮動着醇馥的酒香。但是酒對馬緻遠卻是無奈之餘的精神寄托，所以對酒的體驗就會有所不同。

〔南呂·四塊玉〕《歎世》：“帶野花，攜春酒，煩惱如何到心頭”；〔中呂·喜春來〕《六藝》：“古來射席觀其德，今向樽前自樂心，醉橫壺矢卧蓑陰。且閑身，醒踏月明吟”。〔雙調·行香子〕:“花能助喜，酒解忘憂”。

春酒滌除了詩人心頭的煩悶，使其體驗到無官一身閑的田園生活的自在自樂，進而由衷贊歎，在酒的“解憂”功效上，馬緻遠與陶淵明可謂“所見略同”，但不同的是馬緻遠常常借酒來否定功名利祿，否定曆史，宣揚“醉了還醉”的詩酒觀念。

例如〔雙調·慶東原〕《歎世》：“三顧茅廬問，高才天下知，笑當時諸葛成何計？出師未回，長星墜地，蜀國空悲。不如醉還醒，醒而醉”。

對倍受士人仰慕推許的諸葛亮之鞠躬盡瘁，詩人竟笑稱不如醉酒終日。馬緻遠借助酒後狂言，對曆史事件和曆史人物進行否定，以安撫住自己念念不忘俗世功名的内心，用沉浸在醉鄉之中的閑适生活隐藏揮之不去的失落。

陶淵明怡情“東籬”終老不渝，完全融入到自然之中，詩人心靈與自然交融為一，在靜谧的鄉野之間，飲酒東籬，陶然自樂，在天地山川和諧自足的生命律動中領悟到大自然的不息生機，同時還不乏對生命問題的思考，上升到一種理性的層面，洋溢着恬靜平和的精神氛圍。

馬緻遠直接将自己冠以“東籬”的名号，将“東籬”的生命精神直接貫注于自己的文學活動中，以第一人稱的方式直接傾訴自己對于社會人生、宇宙人生的認知，增添了對于社會的強烈批判，表現出作家于生命、生命價值、生命精神及意義的深刻認識，展示自己的存在。

陶淵明于斜陽落日時刻看到了生命的永恒，讓自己的身心與天地同一，實現了漢儒以來夢寐以求的“天人合一”的境界；馬緻遠雖然以“東籬”為寄托不甘的“境遇”，卻也不乏痛貶社會陋習的勇氣。但此“東籬”卻也非彼“東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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