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消費令後多久可以解除?一、審判和執行階段法定代表人的變更對其解除限制消費措施的影響，我來為大家講解一下關于限制消費令後多久可以解除?跟着小編一起來看一看吧!

限制消費令後多久可以解除

一、審判和執行階段法定代表人的變更對其解除限制消費措施的影響

無論是在被采取限制消費前，還是之後變更法定代表人，理由充分，均有機會争取永久解決限制消費措施。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執行工作中進一步強化善意文明執行理念的意見》第十七條第一款第二項的規定，法定代表人、主要負責人因經營管理需要發生變更，原法定代表人、主要負責人可以申請解除對其本人的限制消費措施，但應舉證證明其并非單位的實際控制人、影響債務履行的直接責任人員。

法定代表人和主要負責人的變更，從時間上可以分為執行立案前的變更和執行立案後的變更。

1.1執行立案後法定代表人的變更

（1）最高院（2021）最高法執監7号裁判原文：本案中，在重慶五中院作出限制消費令，對華隆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采取限制消費措施時，楊蜀冰為該公司法定代表人，故重慶五中院對楊蜀冰采取限制消費措施于法有據。此後，雖然華隆公司将其法定代表人變更為陳開增，楊蜀冰已不再擔任該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執行工作中進一步強化善意文明執行理念的意見》第17條第一款第二項規定，楊蜀冰仍須舉證證明其并非華隆公司的實際控制人、影響債務履行的直接責任人員，否則，其關于解除或者暫時解除限制消費措施的申請不能得到人民法院準許。而本案中，楊蜀冰所舉證據尚不足以證實其并非華隆公司的實際控制人、影響債務履行的直接責任人員。因此，原審法院結合楊蜀冰在被采取限制消費措施後較短時間内不再擔任華隆公司法定代表人等事實，裁定不予準許其關于解除限制消費措施的申請，并無不當。

（2）最高院（2020）最高法執監102号原文：第一，應依法判斷徐昕是否仍屬于可以采取限制消費措施的人員範圍。在執行過程中，被執行人的法定代表人發生變化時，要判斷原法定代表人是否為被執行人的主要負責人或者影響債務履行的直接責任人員。本案中，徐昕系被執行人的原法定代表人，在被執行人法定代表人已變更為王國梅且徐昕已将62%股權進行轉讓的情況下，執行法院變更對王國梅限制消費，解除了對徐昕的限制消費措施并無不當。如申請執行人認為仍應對徐昕繼續限制消費，應當提供充分證據證明徐昕系被執行人的主要負責人或影響債務履行的直接責任人員，或者證明徐昕與王國梅之間的轉讓股權行為虛假。第二，申訴人現有證據可以證明徐昕與王國梅之間的股權轉讓合同屬無效合同，損害其合法利益。申訴人提交的新證據唐山中院（2019）冀02民終6365号民事判決，确認徐昕與王國梅于2018年10月26日簽訂的銘友公司股權轉讓合同系雙方惡意串通，損害了第三人利益，應為無效合同，故唐山中院執行異議、河北高院複議裁定書中認定的“徐昕已不是銘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其持有的股份已全部轉讓給現法定代表人王國梅，并有證據支持”的裁定依據已發生變化。

（3）最高院（2020）最高法執監320号原文：雖然孟令國在上海三中院采取限制消費措施時已不是斯坦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其作為發生争議時斯坦福公司、酒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大股東，同時參與了案件調解過程，案件執行過程中仍是本案主債務人斯坦福公司的監事，且根據該公司章程顯示，公司僅設有執行董事和監事，綜合本案事實，可以認定孟令國對本案債務履行仍負有直接責任。

（4）廣東高院（2020）粵執複409号裁判原文：就本案而言，在案件執行過程中，被執行人的法定代表人由四十餘歲正值壯年的歐陽勇變更為與歐陽勇身份證住址一緻的年逾七十歲的古稀老人廖六英，在無證據證明确因經營管理需要的情形下，該變更明顯不符合企業經營之常理，有規避執行之嫌。且根據最高人民法院上述意見，歐陽勇亦應對其不是被執行人弘鑫旅公司的實際控制人、影響債務履行的直接責任人承擔舉證責任，在其無充分證據證明的情況下，廣州中院對其要求解除限制消費措施的申請予以駁回，并無不當

結合以上案例可知，在執行立案後的執行過程中，被執行人的法定代表人發生變化時，限制消費措施是否由原法定代表人變更至現法定代表人，一是取決于原法定代表人是否已完成工商登記變更、股權轉讓等形式和實質變更流程，二是取決于原法定代表人是否為被執行人的主要負責人或者影響債務履行的直接責任人員。如申請執行人有證據證明原法定代表人與現法定代表人之間的轉讓股權行為系惡意串通虛假轉讓，原法定代表人的限制消費措施仍無法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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