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王安石變法失敗原因及其教訓?王安石，是個讓人如雷貫耳的曆史名人他不僅擁有傑出的政治家、文學家、思想家等頭銜，還是大宋王朝著名的改革家比方說，引爆“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的偉大革命家列甯，就曾贊譽王安石為“中國十一世紀偉大的改革家”他所主導“王安石變法”，影響巨大，名留青史，現在小編就來說說關于探究王安石變法失敗原因及其教訓?下面内容希望能幫助到你，我們來一起看看吧!

探究王安石變法失敗原因及其教訓

王安石，是個讓人如雷貫耳的曆史名人。他不僅擁有傑出的政治家、文學家、思想家等頭銜，還是大宋王朝著名的改革家。比方說，引爆“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的偉大革命家列甯，就曾贊譽王安石為“中國十一世紀偉大的改革家”。他所主導“王安石變法”，影響巨大，名留青史。

無可否認，王安石是一個有着遠大抱負的政治人物。在他出任政府高官的時候，大宋王朝國勢羸弱、屢遭外敵欺侮的問題，已經比較嚴重了。為了盡快改變現狀，實現振興大宋王朝的宏偉目标，王安石在擔任了大宋王朝的宰相之後，在也很想有一番作為、又很賞識信任自己的最高領導宋神宗的大力支持下，雷厲風行、大刀闊斧地推出了一系列很有力度的改革措施。

“富國強兵”，是王安石推行改革的主要目标訴求。“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費”，是王安石奉行的主要改革原則。在這樣的改革目标和原則引領下，為了保證改革取得實效，王安石推出的改革措施，是系列配套、涉獵廣泛的，包括機構官制改革、财稅體制改革、兵役制度改革、農業土地改革、教育科舉改革等等。從這個意義上說，把王安石稱之為中國綜合體制改革的鼻祖，應不為過。

有意思的是，科舉出身的王安石，認為科舉考試一考定終身、唯分取人的辦法，存在很多弊端。他主張以日常考核取代科舉考試，提出了“三舍法”的教育科舉改革方案，以選拔國家需要的、真正德才兼備的有用之才。所謂“三舍法”，簡而言之，即通過考核把太學學生分為三等，“上等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王安石的這一改革主張，同當今社會各界對高考制度的不滿指責，以及改革的一些路徑訴求，是何等的相似乃爾。也說明他的改革意識，又是何等的超前新潮。

轟轟烈烈的“王安石變法”，最終以失敗而告終，這是人盡皆知的事實。關于王安石搞改革失敗的原因，通行的主流說法是這樣的：未處理好具體操作實行的問題，以及與反對者的關系，于是與反對者陷入了長期反複的争吵惡鬥，導緻變法始終處于被批評、被抹黑的局面，再加上主要支持者宋神宗的動搖和死亡。

上面所說的這些，當然都是導緻王安石改革失敗的重要原因。比方說，反對派的極力抵制，的确使改革措施的推行舉步維艱。大凡以國家利益、民衆利益為訴求實行的重大改革，必然會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問題。這樣一來，就會大大觸動利益集團的既得利益。因此，利益集團也必然會拼命進行阻撓和抵制。過去是這樣，如今也還是這樣。所以，利益集團問題，永遠都是改革必須要解決好的重大問題。對這個問題認識不到位、重視不到位、解決決心不到位、制約措施不到位，就很可能導緻改革失敗流産。

關于王安石改革失敗原因的這些說法對歸對，但是我感覺還不夠全面準确。看上去很美的“王安石變法”，之所以會以灰頭土臉的結局收場，其實與王安石自身的問題，也是有很大關系的。

我以為，導緻王安石改革失敗的自身原因，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請注意，這裡所說的自身原因，是除前述原因之外的、王安石自己身上存在的一些問題。

第一，是基于王安石的性格缺陷。

王安石是個意志堅定、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的人。這樣的個性，往前再走一步，就是性格倔強、固執己見。這樣的人，往往自己為是、一意孤行，聽不進不同意見。對于一個政治人物來說，在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過程中，必要的妥協、讓步和轉圜，是一門藝術，更是一種素質。永不妥協的性格可以贊美，但絕不值得效仿。對于一個官場中人來說，就更是這樣。不懂得妥協、讓步和轉圜，就很難與他人進行溝通交流，從而取得他人的諒解、配合乃至支持，也就難以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

我有個曾經的同事，是個認死理兒的一根筋。有的領導曾很精辟地評價這個“常有理”：“不但正确的看法一定要堅持，錯誤的看法也一定要堅持”。王安石就是這樣一個人，他那“拗相公”的綽号，還真不是白給的。不要說一般的同事或下級，就是對最高領導宋神宗，在争論問題的時候，他也一點面子都不給，常常是聲嚴色厲、臉紅脖子粗，搞得領導很下不來台。

那個小時候以砸缸救人、做官後以編撰《資治通鑒》而名揚天下的司馬光，原本是王安石的好朋友。在王安石推行改革之初，原本并不是堅定反對派的司馬光，認為王安石的改革措施有些操之過急、步子太大，一些具體問題考慮不夠周到全面。因而，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和意見。

自我感覺好到極點的王安石，不僅對司馬光的意見建議不以為然，還說了一些很過頭的尖酸刻薄話，讓司馬光很受傷。是王安石的不留情面，最終導緻兩人分道揚镳、徹底決裂。一個原本可以說服争取為盟友的實力派人物，就這樣硬生生地被王安石弄成了堅定的反對派。

而大名鼎鼎的才子蘇轼，當時也是政壇的實力派人物。蘇轼本是王安石的學生輩，有些政見又與王安石頗為契合，應該也能成為擁護支持他改革的最好人選。但是對于蘇轼提出的一些合理化意見建議，王安石不僅不予采納，反而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搞得蘇轼也對他一肚子意見，幾乎成為了他的敵人。

可以這樣說，固執己見、意氣用事的極端性格，為王安石無端制造了不少的反對派。從而為改革變法大業，幫了不少的倒忙。

第二，王安石不熟悉基層情況，一些改革措施沒經過充分調研論證，純屬閉門造車、想當然的拍腦瓜之舉。

讓我們以著名的“青苗法”為例，來看看王安石的改革舉措，存在多麼大的漏洞。北宋初年，政府在各地設有“常平、惠民”等糧食儲存倉庫，性質大緻相當于如今的國家儲備糧倉庫，目的是調劑糧食歉收時民衆的食糧不足、穩定市場，以及赈濟災荒。但在實際運行過程中，沒有起到什麼明顯的作用。尤其在調動農民生産積極性方面，更是作用甚微。

針對存在的問題，為了調動農民生産積極性，王安石推出了重要改革舉措“青苗法”。這一辦法規定，從事農業生産的農戶，在每年夏秋兩收前，可到當地官府借貸現錢或糧谷等實物，以臨時救急和補助耕作。貸款數額依各戶資産等情況，分為五等。一等戶每次可借十五貫，依次遞減，末等戶可借一貫。看上去，這是一項政府的利民惠民政策。但問題是，政府發放這筆款子，并不是無息貸款，而是有利息的，并且還很高——當年借款随春秋兩稅歸還，每期取利息二分，實際有重達三四分的。

這就有問題了。這麼高的利率，窮困家庭貸不起，有還貸能力的家庭又不願意貸，這是其一。其二，那些腦袋瓜子活絡的地方官員，很快就從這項政策當中發現了生财的門道：對那些有能力還貸的家庭，你不想貸款也要強迫你貸，而且随意提高貸款利息，在為政府機構斂财的同時，也順便充實一下自己的腰包。于是，“青苗法”在民間就有了一種别稱——“散青苗”，就是攤派的意思。再加上有的官吏為了向上邀功，除了收取規定利息，額外還有名目繁多的勒索，讓百姓苦不堪言。就這樣，這項本意是為了抑制土地兼并、救濟困難農戶、促進農業生産的富民政策，異化成了政府輾轉發放高利貸，收取高額利息的害民苛政。

當時青州府的一把手（知州），名叫鄭獬。此人很有才，是位大宋狀元得主。鄭獬是個很有人文情懷和責任感的官員，在青州任職期間，他發現了“散青苗”的重大弊端，便對手下官員說，“這個辦法毛病太多了，害人不淺。我實在不忍心挖這樣的大坑，讓老百姓往裡跳。”因而，鄭獬下令暫停了“散青苗”。對于鄭獬的行為，王安石大光其火，在沒有深入了解的情況下，不由分說就将其做斷崖式降級處理，貶職為科股級小官。從這件事情上，也可以看出王安石不了解下情的短闆，以及聽不進不同意見的性格缺陷。

再來看看王安石的“方田均稅法”。所謂“方田均稅法”，其實就是一項農業稅制改革。這項改革分為“方田”與“均稅”兩個組成部分。所謂“方田”，是指每年九月由各縣政府，組織進行土地丈量統計，然後按土壤的肥沃貧瘠程度，劃分為五個等級。“均稅”，是指以土地丈量統計的結果，以及土地等級劃分為依據，分别制定出各個等級土地的平均稅負數額。

“方田均稅法”實行以後，清理出了豪強地主隐瞞的大量土地田産，增加了國家财政收入，也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因而，這項改革措施，嚴重損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自然會遭到他們的強烈反對抵制，但這隻是問題的一個方面。

此事引發的另一方面問題是，土地等級的劃分誰說了算？當然是那些負責這項工作的基層官員們說了算。全國的土地那麼多，總不能都由王安石來逐一把關決定吧。這就為相關官員利用職權尋租提供了方便。他們完全可以颠倒黑白，把好的土地定為差的、把差的土地定為好的。這樣一來，既能讓自己的關系戶合理避稅，也可以借機為自己撈取好處。而對于這些問題的制約措施，王安石在制定推出“方田均稅法”之時，卻并沒有考慮到。

通過王安石推行改革的經曆，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改革的目标原則是否正确、路徑方法是否清晰得當，對于改革能否達到預期目的，自然關系重大。但另一方面，改革設計者、執行者的品德修養，以及能力素質和執行力，也是決定改革能否成功的關鍵因素。

因此，在決定進行改革的時候，如果過于相信改革執行者的思想覺悟和自覺性，而對人們的趨利本性認識不足，或者刻意回避，就必然會導緻制約措施不得力、監督監管不到位問題的出現。在這種情況下，且不說那些以改革為名、獲取利益為實的所謂“改革”，任何一項出發點良好的改革措施，也都有可能在執行過程中荒腔走闆，成為利益集團或者利益團夥、利益部門的牟利工具。過去是這樣，如今也還是這樣。比方說，前些年有些地方搞的所謂國企改革，造就了多少巨貪大蠹啊。就連名目繁多的一些資格證書、等級證書考試等等，都成了一些部門單位，以及從業人員發财的工具和手段，甚至形成了灰色産業鍊。教訓呐！

以王安石的性格和處事方式而言，對于他所推行的這些改革存在的問題和弊端，不要說他自己能不能認識到，就是有認識到的人給他指出來，他也未必能認賬。比方說，前面提到的那個叫鄭獬的地方官，就因為看到了“散青苗”坑農害農的問題，提出了一些關于“青苗法”的不同意見，結果卻被王安石以執行改革不力為由，毫不留情地摘了烏紗帽。類似鄭獬這種情況，還有不少。

一個政治上的明白人，開展工作搞改革，事先通常會設定上中下幾個層次的預期目标。一旦達不到最佳效果，那就退而求其次。而“拗相公”王安石，是那種一條道走到黑、不撞南牆不回頭的人。這樣的人，用老百姓的說法，就是醉死不認那壺酒錢。這樣的人搞改革，不弄成一鍋夾生飯，那才是怪事。

作者簡介：王離京，筆名谷荻，男，山東壽光人，1958年生于北京，畢業于曲阜師範大學中文系。做過知青、工人、教師，曾任省直機關處長、大學領導幹部，二級警監。散文作家，系中國作協會員，發表出版作品累計三百餘萬字，多次獲獎并入選多種選本。相關作品成為國内外多家著名高校圖書館館藏書目，兩度入選山東省中小學生寒暑假讀一本好書活動前十位重點推薦書目。

壹點号谷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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