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叢中的史湘雲

《紅樓夢》中通過賦詩、填詞、題額、拟對、制謎、行令等等情節的描繪，多方面地反映了那個時代封建階級的文化精神生活。詩詞吟詠本是這一掌握着文化而又有閑的階級的普遍風氣，而且更多的還是男子們的事。因為曹雪芹立意要讓這部以其親身經曆、廣見博聞所獲得的豐富生活素材為基礎而重新構思創造出來的小說，以“閨閣昭傳”的面目出現，所以把他所熟悉的素材重新鍛鑄變形，本來男的可以改為女的，家庭之外、甚至朝廷之上的也不妨移到家庭之内等等，使我們讀去覺得所寫的一切好象隻是大觀園兒女們日常生活的趣聞瑣事。其實，通過小說中人物形象、故事情節所曲折反映的現實生活，要比它表面描寫的範圍更為廣闊。

我們從小說本文的暗示、特别是脂評所說“借省親事寫南巡”等話，可以斷定在有關元春歸省盛況的種種描寫中，有着康熙、乾隆南巡，曹家多次接駕的影子。這樣，寫寶玉和衆姊妹奉元春之命為大觀園諸景賦詩，也就可以看作是寫封建朝代臣僚們奉皇帝之命而作應制詩的情景的一種假托。人們于遊賞之處，喜歡拟句留題、勒石刻字的，至今還被稱為“乾隆遺風”。可見，這種風氣在當時上行下效，是何等盛行！這方面，小說中反映得也相當充分。此外，如制燈謎、玩骨牌、行酒令、鬥智競巧，花樣翻新，也都是清代極流行的社會風俗。

大觀園兒女們結社做詩的種種情況，與當時宗室文人、旗人子弟互相吟詠唱酬的活動十分相似。如作者友人敦誠的《四松堂集》中就有好些聯句，參加作詩者都是他們圈子裡的一些詩伴酒友。可見文人相聚聯句之風，在清代比以前任何朝代更為流行。（小說中兩次寫到大觀園聯句。）如果要把這些生活素材移到小說中去，是不妨改芹圃、松堂、荇莊等真實名号為黛玉、湘雲、寶钗之類芳諱的。《菊花詩》用一個虛字，一個實字拟成十二題，小說裡雖然說是寶钗、湘雲想出來的新鮮做詩法，其實也是當時已存在的詩風的藝術反映。比如與作者同時代的宗室文人永恩《誠正堂稿》和永惠（嵩山）的《神清室詩稿》中，就有彼此唱和的《菊花八詠》詩，詩題有《訪菊》、《對菊》、《種菊》、《簪菊》、《問菊》、《夢菊》、《供菊》、《殘菊》等，小說中幾乎和這一樣，可見并非向壁虛構。至于小說中寫到品評詩的高下，論作詩“三味”，以及談讀古詩的心得體會等等，與其說是為“閨閣昭傳”，毋甯說是為文寫照。

史湘雲《對菊》詩有寫傲世情态一聯說：“蕭疏籬畔科頭坐，清冷香中抱膝吟。”試想：這是一位公侯小姐的形象嗎？男子讀書的有儒冠，做官的戴紗帽，隻有那些隐逸狂放之士才“科頭”（光着頭）。閨閣女子本來就不戴帽子，何必說“科頭”呢？再說，也很少見小姐“抱膝”坐在地下的。原來這裡就是一般文人所寫的傲世的形象，它取意于王維《與盧員外象過崔處士興宗林亭》詩：“科頭箕踞（即抱膝而坐）長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探春所作的《簪菊》詩也是如此。它的後半首說：“短發冷沾三徑露，葛巾香染九秋霜。高情不入時人眼，拍手憑他笑路旁。”後人以為詩既是女子所寫，“短發”成何體統，遂妄改為“短鬓”。殊不知詩寫“簪菊”，句句切題，這一句是以杜詩“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春望》）為出典的，正是“短發”。否則，非但“短鬓”不能插簪，即令改為“長鬓”，又何能“勝簪”呢？如果必以女郎詩來衡量，探春也象“葛巾漉酒”的陶淵明裝束，成何模樣！特别是末聯情景，李白作《襄陽歌》說“襄陽小兒齊拍手……笑殺山公醉似泥”，是很自然的。倘若閨房千金喝得酩酊大醉，讓路旁行人拍手取笑，還自以為“高情”，這未免狂得太過分了吧！固然，閑吟風月，總要有點“為文造情”，也未必都要說自己的。但如果看作是作者有意借此類兒女吟哦的情節，同時曲折地摹寫當時儒林風貌的某些方面，不是更為合适嗎？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