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詹丹

王維《雜詩》三首，以其二“君自故鄉來”最為著名。

有人認為三首雖各自成章，但意思互有關聯，不宜将之分割開來解釋。但也有人認為，将之獨立起來理解更為恰當。筆者以為，第一、第二首都采用提問方式，在形式上較為接近，而第三首在内容上，與第二首有着更深入的意脈聯系，可以據此作互文式理解。雖然筆者這裡主要讨論第二首，但為方便計，先把三首一并轉引如下：

其一：家住孟津河，門對孟津口。常有江南船，寄書家中否？

其二：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

其三：已見寒梅發，複聞啼鳥聲。愁心視春草，畏向玉階生。

對于第二首，前人也有過不少評點，《唐詩評注讀本》從叙述口吻入手，認為“通篇都是詢問口吻，而遊子思鄉之念，昭然若揭。”

現代學者，常常會引王績《在京思故園鄉人問》來比較，那種一口氣問及朋舊童孩、宗族弟侄、舊園新樹、渠水石計等十餘個問題，是很能說明其思鄉心切的。而像王維那樣，隻問窗前那株寒梅，隻有家鄉的那株寒梅受他挂念，似乎有點違反人之常情，有點不合邏輯。

當然，後來的評點者，也有從抒情主人公詢及的微物着眼，強調其背後傳遞的心情，強調其合理性。如《唐人萬首絕句選評》點評的，“以微物懸念，傳出件件關心，思家之切。”還有強調這種微物的與衆不同，如《詩境淺說續編》所雲：“故鄉久别，釣魚之地，朋酒之飲，處處皆萦懷抱，而獨憶窗外梅花。論襟期固雅逸絕塵，論詩句複清空一氣。所謂妙手偶得也。”

而當代學者劉學锴對“有些出乎常情”的看法加以反駁說，這絕非作者的故作姿态。在他看來，雖然“故鄉的親朋故舊、山川景物、風土人情，都值得懷念，但引起親切懷想的，有時往往是一些看來很平常、很細小的情事。這窗前的寒梅便是一例。它可能伴着‘我’度過了整個少年時代。‘我’在绮窗前讀書時，擡頭就能看到它。每年看着它含苞、開花、結籽、成長。那上面刻下了‘我’的少年時代的年輪，蘊含着許多少年時代家居生活親切、有趣的情事。因此，這株寒梅，就不再是一般的自然物，它已經被思鄉之情所浸染，成為故鄉的一種象征。”

這樣的分析雖然有一定道理，但畢竟是出于想象的揣摩了。既然是想象，如果把其三的那首詩結合起來理解，可能就有另一種思路。

因為第三首詩是站在家居的女性立場，來抒發因為寒梅花開而引發的一種春愁。這樣，那種始終站在抒情主人公自我形象角度來揣摩跟寒梅的合理性關系，比如古人所說的跟王維其人氣質、趣味的相近（“雅逸絕塵”），或者如劉學锴想象其跟抒情主人公少年時代的家居生活的關聯，等等，都可以暫時擱置起來。或者說，這與其說是寫出了寒梅跟“我”的聯系，還不如說是深一層寫出了“我”對寒梅有可能引發隐含着的不出場的她的情感波動的關注。而作為雕刻着花紋的绮窗，就有了特别的暗示，似乎在指向一位與绮窗相互映襯的女子，如同王維在《扶南曲歌詞》第五首中所寫的，“朝日照绮窗，佳人坐臨鏡。”

與特定的空間“绮窗前”相關聯的，還有特定的時間“來日”，就是客人離開故鄉的那一日。因為這是客人最後呆在故鄉的日子，所以保留了就客人而言有關家鄉最新的消息。與這特定時間相聯系的，還有“寒梅著花”這一特定事件。為何寒梅著花這一自然物的變化會成為一個特定的具有人情滲透的事件？因為這透露出春天将臨的消息。并因為這一消息，會引動绮窗中人的心靈的脈動，或者如第三首詩寫的那種“愁心”。這樣，抒情主人公對家鄉绮窗下寒梅是否開花的牽挂，可能也隐約透露出，他更是在擔心，這種寒梅著花，會引動、感發他所牽挂之人的一種愁緒。這種構思方式，接近于王維早年的《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所謂“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隻不過這首詩寫得更含蓄，使得讀者在感知明顯的思鄉之情外，隻能從想象中來揣摩其物象背後可能指向一種更隐秘的情感。

但是，認為寒梅指向的是抒情主人公當下的趣味、氣質，或者可能是少年家居生活的情感投射，乃至可能曲折傳達對于绮窗内一位女子的關心和擔憂，都是把詩中引出的寒梅著花視為是貌似不合常情中所具有的理之必然。順便一提的是，從理之必然的思路出發，一般認為是晚唐人僞造出的陶淵明詩《問來使》，開頭四句：“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窗下，今生幾叢菊？”其用菊花來替換窗前的“寒梅”，目的也是在加固與主人的合理性聯系。但也有人，比如台大的歐麗娟，從現代非理性角度分析，認為抒情主人公問及寒梅著花這本身不足道的細微内容，恰是因其見到客人後情緒激動，說出了非理性的一句話，詩人對這一非理性瞬間的捕捉，反而見出了其情感表達的真切。雖然這樣以“理性停擺”來解釋的不合理但合情的結論，有幾分道理，但這種完全立足于現代人的觀念來解讀唐人詩歌創作的自覺，究竟是打開了解讀的思路還是遮蔽了古代詩人不同于現代人的情感脈動，其實還是需要再推敲的。

重讀王維的這首小詩，令人感興趣的地方，不在于抒情主人公提出的這種寒梅著花的微物，究竟是應該在理性還是非理性的框架中得到解釋，而是這微物構成的“事件”首先是作為問題，抛給詩中客人的。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抒情主人公直接地、強硬地認定了客人是能夠回答主人的提問的，“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劉學锴說，“‘應知’雲雲，迹近噜蘇，卻表現出了解故鄉情事之急切，透出一種近似兒童似的天真與親切。”泛泛地這樣解釋，當然沒問題，但恰恰在“應知”後，接上這樣一個特定時間、空間限制的微物，才凸顯了把自己的“應知”強加于對方的天真。相比之下，王績那首詩有一連串的提問，比較宏觀和籠統，較少特定時空的限制，反而是容易回答的，所以被提問的朱仲晦，還真的寫了一首《答王無功問故園》，來一五一十回答王績的提問，彼此的問答，好像很有默契，是“子問我所知，我對子應識”。但王維的提問，又有哪個客人能夠像朱仲晦回答王績那樣，自信滿滿？

擅長詩歌解讀的人，也許會嘲笑筆者的迂腐。王維以提問方式寫詩，就是為了表達他個人的一種情感，是無需客人回答的，而在具體提問後，五言絕句的體制，也很難再留下回答的空間。雖然詩人也可以用濃縮句的方式，來一問一答，如賈島寫下過“松下問童子、言師采藥去”等名句，但這不是關鍵，關鍵是，當他執着地把一個純粹個人化的情感微物納入故鄉客人“應知”的框架時，其主客認知間形成的可能反差，也為人與人情感的溝通和理解，表征了人們可能應對他人的這種一廂情願的提問的窘境。習慣于認同抒情主人公立場的讀者，可能不會從客人立場來思考如何回答的問題，但抒情主人公習慣于把自己的情感投射到自然物的同時，有時也把這種主觀性投射在故鄉客人、投射在他人乃至情境之外的讀者身上，這種生硬而天真地把他人認定為“應知”，構建起人與人交流、人與文學的創作和理解如何達成的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也是推動讀者去思考究竟應該如何理解社會曆史語境（比如從理性抑或非理性角度）的一個出發點。（詹丹）

來源： 光明網-文藝評論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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