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制陶始自新石器時代，古代傳說“神農耕而作陶”，到秦漢時期制陶技術日臻成熟。提到最具代表性的陶俑，大多數人第一反應就是秦朝的陶俑兵馬俑，2020年12月13日在央視綜藝頻道播出的紀錄片《國家寶藏》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專場，負責給兵馬俑拍攝“身份證照片”的趙震講述自己發現兵馬俑臉上的工匠指紋一事，還在互聯網上還掀起一陣不小的波瀾。在曆史淵流之中打撈會發現，除了秦朝兵馬俑，漢代的樂舞百戲俑也極具考古價值和藝術價值。這其中，東漢以巴蜀地區的樂舞百戲俑為代表。

俑是中國古代陪葬冥器之一，最早出現在春秋戰國時期的東周，以替代活人殉葬（區别于陪葬，陪葬是等待活人正常死亡後再葬于墓中）的現象，起初俑是以草紮制，後來才逐漸出現木、陶、銅、瓷等不同質地的俑，又以陶俑數量最大。“始作俑者”這一成語即是源于當時孔子不滿這一制度說出的話，據《孟子·梁惠王上》：“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孔子認為“為刍靈者善”， “為俑者不仁”（引《禮記·檀弓》），意思說用茅草紮成的人馬才是自古來明器的原則，以俑殉葬因為其太傳神看着也是殘忍的。

當然，這不是說東周始以俑人替活人之後，殉葬之風就廢除了，《清史稿》第六卷中有“（康熙十二年癸醜六月）乙卯，禁八旗以奴仆殉葬”的記載，說明在清代中葉，社會中仍然存在殉葬現象。而以俑殉葬，是中國古代社會文明進步的标志之一。

漢武帝之後，“視死如生”的觀念興起，這一時代的巴蜀地區也因大環境的穩定（兩漢時疆域統一），經濟社會得以發展，農業及鹽鐵工商業發達，生活富庶，王公貴族便向往死後能繼續享用在世的榮華，社會因此盛行“厚葬為德，薄終為鄙”、“厚資多藏，器用如生人”的風氣。俑即是大量陪葬品中的一種。

成都博物館“花重錦官城”

成都博物館“花重錦官城”

巴蜀地區出土陶俑的漢墓很多，如樂山麻浩崖墓群、新都馬家山崖墓、成都西郊西窯村東漢墓等，數量大，種類多，造型生動，從車馬出行到侍衛家奴到庖廚宴飲到歌舞百戲，包含了人生前的方方面面。各類陶俑中，又以說唱俑大膽誇張，形神兼備，被奉為蜀地風土人情的文化符号。

秦漢時代的說唱藝人被稱為“俳優”，秦朝的皇宮大院裡十分盛行蓄養俳優之風，劉向在《說苑·反質篇》中記載，秦始皇統一天下後，“修離宮數百所，倡優成千”，《史記·滑稽列傳》說：“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為笑言。然合于大道。”所以說唱俑也叫 “侏儒俑”。到了兩漢時期，随着藝術思想的解放和發展，說唱音樂在民間也盛行起來，社會各階層都不乏熱衷俳優表演之輩。

說唱俑是以現實生活中市井說唱藝人為原型的陶俑雕塑。巴蜀地區出土的陪葬俑大部分為東漢中晚期及蜀漢時期的作品，最早出土的成都羊子山和天回山漢墓陶俑還沒有以說唱俑來命名，到曾家包漢墓之後才按考古學慣例都統稱為說唱俑。常見的說唱俑，有立式和坐式兩類。

立式說唱俑有郫都區宋家林磚室墓出土的東漢陶說唱俑。此俑為了達到滑稽的效果，頭戴一頂丸子頭般大小的帽子，上身長，下身短，赤裸着上身，穿着肥大的褲子，眉眼下彎，樂得法令紋和擡頭紋紋路分明，又将嘴巴用力撇到兩側，伸出舌頭舔舐鼻子，故意撅屁股、聳肩，凸出圓滾滾的肚子，左手持一隻扁平鼓，右手持一隻木棒，表現邊說唱邊敲鼓的場景。

坐式說唱俑的典型當數1957年在成都天回鎮東漢崖墓發掘的被稱為"漢代第一俑"的擊鼓說唱俑。同樣地，它與前文提及站立式的說唱俑一般具有十分诙諧的神态。它面部表情誇張，眯眼笑得皺紋滿面，袒露上身，兩肩高聳, 左手環抱扁鼓，右手舉槌欲擊，袒露的胸部與鼓起的腹部相互疊起，短而粗的腿向外伸出。

考古研究指出，漢代陶俑與先秦及其後的隋唐時期陶俑的根本區别就在于對神韻的追求，與先秦陶俑的莊嚴和死闆大相徑庭。漢俑比起秦俑體量小得多，但神态各異，通過面部表情以及肢體語言傳達出一種妙趣橫生的姿态，如四川漢代大文學家蔡邕在《短大賦》中對俳優的描述“畫啧怒語”，呈現各态，十分生動傳神，成功塑造了東漢藝人活潑、诙諧、可愛的形象，為研究、欣賞漢代的民俗、陶塑藝術、樂舞藝術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從這些陶俑上，能洞見當時社會的政治、經濟以及生活習俗、衣着服飾等。如東漢中、後期墓中出土的執刀、執盾的武士俑，與東漢中後期地主莊園内部私兵發展這一史實相符。又如雙流廟山漢墓出土的陶俑突眼、鷹鈎鼻、無耳、大胡子，五官與漢人差異甚遠，這也讓我們看到四川地區與印度、西域等地文化的交融。劉志遠著《成都昭覺寺漢畫像磚墓》有刊，墓中出土的有較為完整的庖廚女傭，女傭頭梳高髻，長裙束帶，席地而坐（席地而坐是漢代人生活特點之一），翻卷兩袖正在處理案上鮮魚，與古籍中漢婢形象别無二緻。

學界普遍認可俑可視為最能全面展現死者生前生活場景的重要形式之一，這些不成文的史書，是研究漢代巴蜀地區風土人文的重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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