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四傑之一的王勃的《滕王閣序》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落霞與孤鹜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文章的語句骈散結合、語言瑰麗，可以說是文學界的一朵奇葩。但是如果王勃出生在中晚唐，那麼他就很可能寫不出這樣優美的句子了，這與我們今天要介紹的古文運動有關。

中唐，在經曆了邊境危機和藩鎮動亂之後，一些儒家學子對虛化浮誇的文壇作風進行了反思，試圖重新振興儒學，這場運動被稱為古文運動。

在這場運動中，以韓愈和柳宗元為首的儒家學子反對魏晉以來的興起的骈散文與過于瑰麗的語言描寫。在韓愈等人如火如荼的文化革新的背後其實質是對自身政治目的的訴求，我們今天要探究的就是唐代古文運動的政治目的。

禮學自漢代以來一直是儒學的核心。隋唐之前禮學的興盛與世家大族的發展是密不可分的，禮學的譜碟之學和喪服之議在維持世家大族的生存和發展、保持家族門風和門第精神、增強士族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等方面都具有不可或缺的現實意義。

但是到隋唐時代，随着世家大族的漸趨衰落和分化，曾經作為士族标志的禮學也逐漸喪失了其存在的社會基礎而日趨衰落。

唐代士族的分化和衰落是多種社會因素作用的結果：

政治因素如九品中正制的廢除，科舉制的實施，官吏的選拔和任免權被收歸中央，士族中的優秀子弟為尋求自身的發展，不得不别祖離鄉，向政治中心兩京等地遷移，或應舉或為宦；

戰争因素如安史之亂，戰亂爆發，中原闆蕩，大批士人南渡，加速了士族的流徙和衰落；

經濟因素如城市經濟的繁榮，也吸引了衆多士族由鄉村遷往城市。

當然，各種因素在不同曆史時期所起的作用并不相同，但是無論如何，種種因素帶來的士族流動和遷徙，改變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士族聚族而居的社會形态，世家大族式的家庭組織開始瓦解，宗親之間的關系日漸疏遠，譜碟散失，傳統古禮的實施面臨着難以為繼的局面。

譬如，曾經對結系宗親關系， 起着重要作用的喪服禮在新的社會現實下己無法施行，韓愈《改葬服議》雲：

“近代已來，事與古異。或遊或仕在千裡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于其土。”

遊宦生活所帶來的空間距離和時間差異使喪服禮的實施失去了可能性和必要性。庶族階層的興起也是士族禮學衰落的重要原因。

通過科舉考試等途徑進入仕途的庶族階層必将逐步改變士人階層的學養結構，而這些庶族士人大多不識古禮，對維護宗法門第的儒教禮法亦不感興趣，視古禮為無用，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就記載了一例行古禮反被人取笑的尴尬境況。

安史亂後儒學的倡導者和革新者們意識到僅有外在的禮樂形式和禮儀規範不足以維系世道人心，他們開始強調儒學的道德内涵。李華的《質文論》寫道：

“蓋達其誠信、安其君親而已。……夫君人者修德以治天下，不在智，不在功，必也質而有制，制而不煩而已。”

李華反對追求繁褥的禮樂形式和禮儀規範，注重其中維系人心的道德力量。陸贽也曾說，隻讀《禮》、《樂》而不将之付諸實踐又有什麼用呢？

朝廷中關于各種禮儀問題的讨論也在進行，如貞元年間關于獻、爵二祖是否應當遷于西夾室的争論，太子為昭德皇後着喪服制的争論，元和年間關于二祖妣是否袱祭的争論。

但是因為此時的儒學以道德内涵的實施為主，不重視浮于表面的禮學，因此很多倡導古文運動的官員都反對這類勞民傷财的活動。

總而言之，安史之亂之後，在時代巨變的背景下，儒學發生了從禮樂到道德的轉變。儒家學子們欲圖通過儒學的道德要求規範人們的行為舉止，從而穩固李唐王室的統治基礎。

韓愈是古文運動的代表人物，而在韓愈的政治生涯中，最為人稱道者便是反佛道。辟佛道是韓愈及其随追者們古文創作的一個重要主題，也是他們政治生活的一項重要内容。

韓愈的重要哲學著作《五原》等無不是針對佛道而發，韓愈等人排佛，一方面具有思想史上的意義，另一方面，更具現實的政治意義。韓愈在文中多次表明其反佛道的志向。

韓愈《進學解》：

“角氏排異端，攘斥佛、老，……障百川而東之。”

《原道》：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

唐代佛道二教極盛，在思想文化領域和經濟領域都有着很大影響，而為害也尤甚。

太宗時的傅奕，武則天時的狄仁傑、李嬌、張廷矽等，中宗時的韋嗣立、桓彥範、李又、辛替否等、玄宗時姚崇等人都曾上書論佛、道之害。

安史之亂後，在長期戰亂、經濟衰敗的情況下，寺觀廣占良田、逃避賦役，實成為百姓難以承受之負擔。《舊唐書》就記載了唐代寺廟的修建與維護的開銷，大的寺廟的修建與維護需要花費百十萬銀兩，小的寺廟也要三五萬銀兩，自唐以來，寺廟的修建與維護總計花費了數千萬兩銀子。

德宗時常衮、李叔明、彭堰等人，一再上疏反佛道。佛教，本來是空寂無為的；道教，本來是清心寡欲的。但是當今的道士與和尚空有其表，他們不潛心向道、靜心修佛，成為道士或者和尚隻是為了逃離兵役、不事農桑，這極大地削弱了唐朝的軍事力量。

除此之外，很多寒窗苦讀十餘年，有着優秀個人才能的人隻能當個小官，而那些無所事事、身無長處的道士和尚甚至能擔任二品、三品的高官。

而一些佛道人士憑借皇帝對自己的喜愛，在朝堂上也是肆意妄為，打壓那些反對自己的官員，提拔那些投靠自己的官員，很多士子為了追求晉升，對這些人極盡谄媚，這無疑對唐朝的吏治産生了不良的影響，在這樣的吏治下，皇帝與大臣因媚佛而遺害國政者比比皆是。

王維的弟弟王缙在王維遭誣陷時願意棄官救兄，受到了當時人們的贊賞。他在當然宰相時，極其重視佛教，使得其在政時寺廟林立，僧侶衆多，很多違法之人進入寺廟以尋庇護，讓當時的刑法崩潰，吏治腐敗。

韓愈屢次從社會政治經濟的角度針貶佛道的弊害，在舉朝為迎佛骨而瘋狂時，他寫下了就《論佛骨表》，清醒地起而谏阻。

韓愈以儒家倫理對抗佛教心性論，就其理論而言，顯然無法對抗佛教的心性論，但是着眼于佛教對社會經濟的危害，實有匡救政俗弊害之意義，且在舉朝奉佛之際排佛，足見其膽量和氣魄。

藩鎮割據是安史之亂後唐王朝最大的政治危機。安史之亂平叛後期，史朝義部将降唐之後仍舊占據河北一帶，朝廷正值戰後修養階段，既無實力亦無心思解決藩鎮割據問題，隻能任其盤結自固，逐漸形成尾大不掉之局面。

《舊唐書》載北方的李寶臣、李正己、田承嗣等人，各自聚兵數萬人，憑借安史之亂獲取了權力，皇帝對他們極其優待，但是他們仍有二心，不斷地鞏固擴大自己的勢力。方鎮跋息政令不出朝廷，嚴重威脅着唐王朝的政治權威。

德宗建中三年，朱滔、田悅、王武俊、李納同時稱王，立太子皇後，自稱孤或寡人；同年十二月李希烈稱天下元帥；次年，诏徑原節度使姚令言叛離李唐皇室，帶領大軍圍攻德宗宮殿，德宗與諸王妃主百餘人倉皇逃至奉天，姚令言擁立朱泚稱帝改元，自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唐王朝命懸一線。

藩鎮割據給唐王朝帶來的危害是多方面的。戰亂頻仍，嚴重增加了朝廷的軍費開支，方鎮擁兵自立，貢賦不入，又極大地損害了朝廷的财政收入，增加了供稅地區的賦稅負擔。

據《資治通鑒》記載，憲宗元和二年，可供朝廷收稅的地區相較天寶時期少了四分之三，而要給養的軍士的數量卻比天寶年間多了三分之一。再加上當時天下大旱，百姓民不聊生。

再者，朝廷号令不行，換将易帥不由中央，亂臣賊子蜂起，藩鎮動亂頻仍。舉例言之，至德二年，河西兵馬使蓋庭倫等殺節度使周泌，吞并了他的六萬兵馬；乾元元年，平盧節度使王玄志身死，手下将領李懷玉殺了他的兒子另立了侯殺逸為節度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開始。

可以說，終唐之世，藩鎮之亂，史不絕書。

韓愈曾經兩次曆職藩鎮，深知藩鎮之害。貞元十二年，韓愈入汁州董晉幕，十五年，董晉卒，韓愈從喪離汴，就在韓愈一行人走後汁州發生兵變，軍士殺留後陸長源、孟叔度，韓愈因從喪得免，實屬僥幸。

他的《此日足可惜》一首就反映了當時從喪離汴、汴州變亂、不知家人吉兇、驚惶無措的心境。韓愈一生對藩鎮割據深惡痛絕，力主削藩。

貞元十九年，韓愈為四門博士，他的朋友董邵南因舉進士屢次失利而欲往燕趙一帶以求晉升，韓愈作《送董邵南序》以極其委婉的手法諷谕諸鎮之歸順以及勸戒董生不要前往。

元和九年，淮西吳元濟用兵自立，朝廷主和派甚嚣塵上，僅裴度、武元衡等人主張用兵，憲宗猶豫不決，韓愈作《論淮西事宜狀》支持主戰派。韓愈分析吳元濟必敗之狀，并暗示憲宗隻要戰鬥就可以獲勝。

安史之亂後藩鎮割據對中央的權力造成了極大的削弱，以韓愈為首的一些古文運動的發起者和倡議者，以文章的形式鼓勵中央對藩鎮的收複，他們的文章中也充滿着收複藩鎮的自信。藩鎮的收複對李唐王室的中央政權有着極其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舊唐書》

《唐國史補》

《唐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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