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前蘇聯曾經創造過一個奇迹，那便是從一個落後的前農奴制國家，在短短幾十年内發展成為世界先進的工業化國家。

雖然在1861年已經在名義上廢除了農奴制，但這明顯是一次非常不徹底的改革，在進入20世紀的前幾年，它不僅在歐洲略強面屢屢失利，還敗給了亞洲新興國家日本，成為了徹徹底底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吊車尾，所以說前蘇聯建立後，它的發展速度真的是可怕的驚人。

但人們對這幾十年他所經曆的真實情況，卻少有提及，直到前蘇聯解體以後，部分機密文件被解密，人們才看到了，在那幾十年中，前蘇聯人民是經曆了一個怎樣的生活，比如這一場發生在1932年-1933年，鮮為人知的烏克蘭大饑荒。

1924年後，前蘇聯推動了一項急速工業化改革，其目的也是趕超西方工業化國家，在這份計劃中糧食生産占到了核心地位，因為國家需要靠出口糧食換取外彙，進而向外國購買工業機械。想要迅速擴大出口糧食有規模，必須要增強國家對農業生産的管控。

其實這種做法在資本主義國家也是十分常見的，當初的英國正是因為農業生産力水平的提高，讓一部分農業生産者轉移到了城市當中，才逐漸促進了工業化。在英國的這一過程時間較為充裕，且是在廣大殖民地為依托的背景下發生的。反觀前蘇聯，這一過程就較為激進了。

在前蘇聯的這一個5年計劃當中，鋼鐵産量都要成倍增加，這背後就是大量的農産品出口，但如果糧食和土分散在農民手中的話，國家就很難保證糧食的出口規模，所以前蘇聯采取的策略是将農場集體化，但這一政策對于很多農民來說并非什麼好事，尤其是那些生産力水平較高，生活較為富裕的農民，因為如果實行了這項政策，他們的生活質量和收入都會大為縮水。

但在前蘇聯由國家機器主導的行政手段下，即使農民不願意，表面上也是沒有什麼辦法的，現在背後卻産生了極強的抵觸情緒，表現在行動上便是農業生産上的不積極。所以根據後來披露出的1931年至1932年的農業生産數據可以看出，前蘇聯糧食生産的規模不增反降。但在當時的官方宣傳中，卻是年年“大豐收”。

這在某種程度上為後來的饑荒埋下了伏筆。

因為官方宣稱的大豐收，就意味着在出口規模上不能降低，因為降低便意味着自相矛盾，所以在糧食生産規模下降了這幾年，國家征收的糧食數量不降反增。即使部分農民試圖藏匿起一部分糧食，會被嚴格的搜查政策被迫上繳，而一旦被發現有藏匿行為，以罰金形式上繳的糧食将更多，留在農民手中的糧食就更少了。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城市中的工人往往擁有充足的糧食供應，對外出口糧食也逐年增加。這一差異在前蘇聯是十分普遍的，尤其是對于烏克蘭這樣的以農業生産為主的地區，由政府主導的糧食收繳工作更為徹底，也更為積極，當時的行政政策是對于不上繳糧食的農民能夠處以死刑或10年監禁。

在當時執行這些政策的人們眼中，雖然他們在婦孺的哭嚎聲中奪走了她們的口糧，卻是在“積極”促進城鎮化，讓他們忽略了一個事實，對于農民來說，并沒有城市人所謂的糧食保障，失去的口糧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也包括活下去的希望。

就這樣烏克蘭地區迎來了前所未有的大饑荒。

當饑荒開始蔓延的時候，那輛士兵被派去守衛城市中的糧食倉庫，裡面存放着正是從農民手中“上繳”來的糧食。所以我們會發現一個十分怪異的現象，饑荒發生後，餓死的往往是作為糧食生産者的農民，而不參與農業生産的工人，也就是城市人，幾乎沒有餓死的，甚至生活水平并沒有受到影響。

在當時烏克蘭的廣大農村，和曆朝曆代的饑荒别無二緻，人們饑不擇食，老鼠，麻雀，蚯蚓，甚至是螞蟻，都被拿來做食物，皮革和皮鞋更是成為“上好”食材，但當能吃的東西吃完之後，人們就真的沒有吃的了。

當時的前蘇聯官方對這次計劃的解釋是，這些農民過于懶惰，沒有能力種出足夠來喂養自己的糧食，總而言之都是他們自己的錯。在饑荒的高峰時期，也就是1933年初，前蘇聯還在國家内部實行了護照制度，目的便是為了防止烏克蘭地區的饑荒逃難者，逃往城市。

在饑荒結束的1934年，前蘇聯政府縮減了國家征收糧食的比例，允許了一部分農民擁有自己的土地，正是這部分土地成為後來前蘇聯的主要糧食生産貢獻者，至于那些集體化的農場，所以依舊保持着極低的生産率。

而從此以後，擁有世界最廣袤土地的前蘇聯，卻走上了糧食生産依賴進口的窘境……

位于基輔的大饑荒紀念碑

直到新世紀，随着前蘇聯機密文件的公開化，人們才逐漸了解到了上世紀30年代的，那一場饑荒。在2002年，烏克蘭政府将11月22日定為“饑荒紀念日”，用于緬懷在那一場饑荒中失去生命的烏克蘭農民，如果說他們的這種“犧牲”是前蘇聯輝煌成就背後的墊腳石，但隻可惜就連這份輝煌，也成為了泡影。

誰是誰非，都淹沒在了曆史長河中……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