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阿醒

今天開映的《海的盡頭是草原》，其實很早就關注了。不僅因為它的導演爾冬升是我長期關注的創作者，也因為這片名，雙關之中有無盡詩意。

這部電影所探照的是，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全國上下生活緊缺，一大批南方孤兒面臨着生活困難、營養不良的危機，遠在天北的内蒙古自治區，主動攬下了把這批孤兒接到本地養育的重大任務。

人間大愛如何跨越上千公裡的地理尺度，這就是電影片名的真正含義。

秉持「接一個，活一個，壯一個」的準則，牧民們以最寬廣的天地與心胸，在「海的盡頭」為這批孤兒帶來了寶貴生機。

這就是「三千孤兒入内蒙」的一段曆史。如此慷慨的英雄事迹，實在不該被時間埋沒。而爾冬升最可貴的是，他不僅複活了對一段時代的記憶，又在當下為那截時光賦予了更具當代意義的思索。

曆史還原本就相當困難，單是通過置景與攝影來鈎沉彼時生活環境，就需要在大量史料基礎上精雕細琢。而更難的，是準确且生動地再現人的狀貌，不隻是形形色色的牧民，還有遷徙到内蒙古後，需要迅速适應新環境（包括食物、語言、生活習慣等等）的孩子，此中從選角到拍攝，有太多事先都難以預知的艱難。

還好是爾冬升，從《門徒》到《新宿事件》，他已證明自己是一個強大的史料研究型導演，他有能力重造一個對所有人來說都陌生的時空環境。

而《海的盡頭是草原》真正的困難還不止對時空的物理還原，而是作為一部民族題材的主旋律電影，怎麼給它宏大的精神找到踏實的落腳點，讓今天的觀衆也能潤物細無聲地對幾十年前的人的精神世界産生真正的情感投射？

那就是不能把它當成一部所謂主旋律電影去拍。

我們能看到，最近這些年的主旋律電影，早就從整體上發生了諸多變化。最大的變化是，很多主旋律電影，現在都是票房出色的商業作品，也不乏在口碑上取得一緻喝彩的。這說明主旋律電影在大量極具創見的創作者推動下，已經找準了主題與形式交相輝映的法則。

不過，目前比較成功的主旋律電影，其商業化改造仍然是依托于戰争、動作、刑偵、傳記這些本身就具備引人商業元素的類型。

脫離上述這些類型和題材的《海的盡頭是草原》，無疑面臨着更難的挑戰，而它也給出了非常積極的答案。

它照樣做到了兼顧強劇情、強懸疑，和結尾反轉、情感共鳴，從而有機會被更廣大的觀衆接受和親近。

這是怎麼做到的呢？

如果你熟悉爾冬升的電影履曆，就知道他對不同背景下的人物，尤其是最平凡和低微的人物，有濃厚的興趣與超強的洞察，進而透過看似特殊的個體，抵達時代與人性中的共性。

同樣地，《海的盡頭是草原》也是關于這些普通人的「史詩」。他們在特殊的曆史節點做到了感人的壯舉，但這不意味着需要将他們神化，相反，在爾冬升的叙述裡，我們看到了這些英雄身上和我們普通人共通的那些地方。他們就像一面明鏡，以小愛折射大愛，以人情反映人性，最終用活生生的人與情，來深深觸動觀衆。

具體說來，這部電影在多個層面突破了同類題材的傳統表現形式。

首先，「三千孤兒入内蒙」這個曆史事件我們或許會從教科書上獲得過某種簡化的概念性描述，但我們對相關人的真實經曆是不夠真切了解的，更無法感受到一群不得不背井離鄉的孤兒，在謀求生存的前提下，融入截然不同的新生活，這當中存在哪些困難和沖突。

來自南方的生活習慣與北方的粗犷氛圍，城市的語境與草原的症候，從根子上帶來許多直接沖突甚至互不理解，然後還有舊家庭的羁絆與新家庭的介入，舊父母的斷離與新家人的連接，成為橫亘在人物之間的嚴肅考驗。

特别是孩童的不适應，不理解，乃至對他人與自我的雙重不信任，都需要無盡的耐心與包容。

孤兒當中相對刺頭的杜思珩，頗有代表性。即便去了唯獨信賴的薩仁娜家裡，她也有桀骜的一面在保護内心的驚慌，以及被生母遺棄的傷痛。這時候薩仁娜發自内心的關懷，就是不斷化解沖突的重要手法。

有一件小事，是杜思珩不好意思跟牧民一樣方便，于是薩仁娜與兒子那木汗貼心地為她搭建了一座隔間廁所。這類用包容消解沖突的生動細節比比皆是，戲裡不斷搭建母女的親和，戲外持續累積真實性以及共振力。

這部沖突不斷的電影沒有反派，也不需要反派。如果一定要找一個，那就是生活本身的苦難吧。生活越苦，恰能反襯出牧民有多善良高尚。

其次是，為了更好地處理長達六七十年的時間跨度，電影采用了緊密交纏的雙線結構。這種叙事結構當然不算稀奇，但《海的盡頭是草原》還是有其獨到之處。

第一條線是當下，杜思珩的哥哥杜思瀚在生命即将走到盡頭的時候，接過母親多年來找尋妹妹下落的任務。他在最艱難的歲月裡，沒有與母親失散，代表着相對而言的幸存者，因此天生帶有愧疚心态去打撈往事，具有相對悲憫的眼光。

對應的另一條線，是杜思珩在大草原上的冒險，包括她的适應，也包括她的反哺，有太多之于孩童而言，需要慢慢熟知、接納與反作用的内容。她是反映蒙漢兩族親密的主線，附着的是蒙古族的無私，乃至人間最為樸素的愛，這是電影最為強烈的情感來源。

兩條并行推進的線，不隻是在還原、豐富真相時，達到補充作用，更重要的是，二者處處對應的内容，特别是同樣具有父母、兄長的原生家庭與新家庭，讓醇厚親情跨越時空，完成遙相呼應之後，凸顯出超越血緣關系、民族差别，更超越個人情感的大愛。電影至此，群體共鳴效果是非常強烈的。

第三個層面，即進一步地，電影用出乎意料的劇情發展和強烈懸疑，在雙線之中制造叙述吸引力，乃至于我們可以把它視為一部達标的商業電影。

懸疑，是指哥哥尋找同胞妹妹的過程充滿未知，他随着獲知信息的增多所轉變的心态，不斷帶動觀衆對兄妹團圓的場面或者可能性，進行反複構想。與此同時，懸疑也指此時絕症晚期的哥哥，以及當初遠赴北方的妹妹，在無數未知面前，有怎樣的際遇。

電影不斷切換視角，人的可親，地的可感，就不斷促使觀衆對下一步的發展産生濃厚興趣。不需要像警匪片那樣正邪對立，泾渭分明，但是人與人之間存在的天然沖突，還是能夠構成人生旅程的許多重要節點，比如高燒不退、野狼圍攻、流沙吞人等等，都是天地之間的驚心動魄。

在這個過程中，這部電影拆除了小衆題材的門檻，民族、曆史，全都以自然形态酣暢呈現，令觀衆走入那個時空，毫無障礙。

這時候就要提到第四個層面，在懸念如此緊湊推進的基礎上，影片在結尾處抛出了它的最大亮點——反轉。當觀衆以為人物命運已經蓋棺定論了，哥哥的悲憫與妹妹的過錯，卻雙雙指向了某種贖罪，從而令影片在救贖這個深邃的主題中，走向更高的思想境界。

因為我們看到的不隻是對苦難的細密呈現，更是人在艱難之下始終如一的良善抉擇。遼闊草原上質樸的人們敞開胸懷，用愛幫助了，溫暖了這些孩子，讓他們渡過難關，讓他們生根發芽，長大成人，無論如何都是感人至深的。

可以這麼理解，影片不隻是表達了個體在私心沖突下的掙紮，更有集體在人性驅使下的壯舉，而且，不隻是對以往的诘問，更是對未來希望的探尋，可謂意味深長。

所以，《海的盡頭是草原》可謂處處超越了我們對一部主旋律民族題材電影的預期。就像近期市場上，也有别的小成本藝術電影，出人意料地下沉到非藝術電影觀衆群體中，取得堅強的長線票房走勢。

《海的盡頭是草原》至少證明了一點，不管什麼題材或類型的電影，在創作上都有拓展、細分、重組、突圍的可能性。國産電影的空間遠沒有固化，它必然在很多層面都能做出新鮮的東西來，從很多意想不到的角度，撥動觀衆柔軟的心弦。

這一次，是六十年前内蒙牧民和南方孤兒的患難真情，下次還不知道會是什麼，極有可能，仍在我們的預料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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