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ffrey M.Herbener<<

戰前日本經濟

在過去150年裡，日本既經曆了真正的市場奇迹，也經曆了僞造的國家奇迹。日本與西方的國際貿易始于19世紀50年代，1868年的維新政府接受了私有産權和貿易、企業和遷徙自由，取代了舊的封建制度。19世紀80年代，日本将大部分國企出售給私營部門，該國經濟迅速融入國際分工體系。節儉的日本人民為資本積累提供了充足的儲蓄。政府對交通和通訊進行補貼，卡特爾化銀行和重工業，建立中央銀行，抵消了這些真正的經濟增長力量。簡而言之，日本模仿了英國重商主義制度，建立起了一個帝國，盡管局限于區域之内。日本帝國就像英帝國一樣，築基于國際分工：就日本帝國而言，包括（其侵略的）中國東北、台灣和朝鮮等亞洲毗鄰地區；然而，日本的債務融資能力和貨币膨脹被運用于為戰争型國家服務。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日本崛起成一大工業強國，一部分是真正的經濟增長，一部分是軍國主義國家壯大，還有一部分是景氣-蕭條周期。

和美國一樣，日本的經濟發展也因該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中立政策而得到了巨大促進。由于前貿易夥伴相互開戰，日本與亞洲的貿易有了大幅增長。也和美國一樣，日本在戰争期間也以龐大黃金儲備為基礎進行通貨膨脹，這些黃金儲備是通過不斷增長的貿易盈餘積累起來的。通脹型景氣期間一直持續到1920年，随後出現了通縮崩潰。1923年大地震引發了日本央行下一輪貨币通脹，以便為重建支出籌集資金。當黃金大量外流導緻1927年通縮崩潰時，這種景氣就結束了，随後是持續到1931年的經濟蕭條。正當大蕭條在西方國家肆虐之際，日本開始了新一輪政府支出、債務融資和貨币膨脹。這一次擴張是為了建設陸海軍。

對于第二次世界大戰所有交戰國來說，向戰争經濟轉型，意味着對經濟活動的集中政治控制。在日本，由于卡特爾主宰着重工業和銀行業，與政府結盟的卡特爾将操縱戰争經濟，是20世紀30年代軍備建設的一個自然延伸。在戰争期間，對銀行業的控制進一步集中在日本央行，而日本工業銀行成為軍工生産的融資機構。

日本經濟徹底轉化成了一台戰争機器，以至于到了戰争結束時，經濟産能對于消費品生産幾乎完全沒有價值。

戰後日本經濟奇迹

可悲的是，戰後統治日本的美國占領當局阻止了經濟轉型。占領當局強加了懲罰性稅收和工會，解散了卡特爾，沒收了土地。更重要的是，美國在1945-1949年期間向日本提供了16億美元外援，這使得日本央行可以進一步膨脹貨币存量，而在戰争結束時，日本的貨币存量已經極大膨脹了。惡性通脹随之而來，從1946年4月到1949年3月，批發價格上漲了13倍。由于無法進行任何大規模經濟重組，1948年的工業生産水平僅僅是1937年水平的40%，農業生産水平也遠遠低于戰前水平。

1949年，日本被迫加入由美國主導的新國際秩序。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貨币秩序将日元與美元的彙率固定在360：1，并要求日本央行将日元通脹和美聯儲的美元通脹相協調，以整合國際信貸擴張。新的軍事秩序，即冷戰，使日本現有軍備能力再次投入生産。日本戰争機器因美國軍事采購而複蘇，日本工業生産水平終于在1951年超過了戰前水平。事實證明，日本是一個可靠盟友，日本政府在1952年春恢複了主權。

到了1953年，占領當局的改革措施被推翻了。工會被削弱了，稅收被降低了，卡特爾被轉型了，政府規劃得到了加強。日本開發銀行、進出口銀行和監督郵政儲蓄系統的信托基金局對信貸的國家控制一如既往地強大。隻有土地改革得以保留。簡而言之，日本恢複了戰前的重商主義經濟體系，隻有其區域性的日元貿易闆塊除外。這很難說是創造經濟增長這一真正奇迹的自由放任決竅。

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數十年裡，日本在美國體系中發揮作用的方式，類似于印度尼西亞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方式。美國美元的流入和日本政府從郵政儲蓄系統中撥出的資金，使這20年GNP（國民生産總值）年均增長率達到9.6%，比1925-1939年期間的4.6%高出一倍多。

然而，這種生産性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滿足政府而不是消費者的需求。為戰争物資和基礎設施項目提供資金而犧牲掉的是為消費者服務的能力建設。随着美國成為日本主要進出口貿易夥伴，國際貿易背離了二戰前的比較優勢。被剝奪了在區域間勞動分工中的地位，日本開始了一個人為幹預擴張國内生産的計劃。日本政府補貼生産昂貴的合成替代品，以取代以前從“滿州”（中國東北）獲得的廉價進口原材料。低價食品進口量減少了，而人為幹預建立的農業部門擴大了高價食品産出。鋼鐵生産、電氣設備、汽車和造船業的生産能力都得到了大量的補貼。

另外，戰後經濟奇迹的一部分是僞造的。美國為朝鮮戰争開展的軍事采購金額約為34億美元，在20世紀50年代初引發了日本國内的經濟繁榮。朝鮮戰争期間，GNP每年增長12.1%。然而，日本央行過度膨脹日元，導緻外彙儲備流失，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固定彙率下，隻能通過貨币緊縮來阻止。1954年出現了短暫經濟衰退；1955年迎來了下一次景氣，1958年又遭遇了同樣厄運。在日本央行貨币膨脹推動下，1959-1961年的景氣期，GNP年增長15%，以1961年黃金儲備枯竭而告終。1962年出現了短暫衰退，然後是1963-1964年的另一次繁榮，以1965年衰退告終。在接下來五年裡，GNP每年增長超過10%。

雖然有賴于景氣和蕭條，但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日本央行能夠充分協調日元通脹和美聯儲的美元通脹，使日元-美元彙率保持在360：1。然而，要維持彙率穩定，日元膨脹速度必須超過美元。在20世紀60年代後半期和70年代初，随着日本經濟以三倍于美國的速度擴大生産，即每年19%對6.4%，日元以每年18.8%的速度膨脹，但仍然維持着對美元的彙率，而美元每年隻被膨脹5.4%。

當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時，美聯儲将美元膨脹率提高了兩倍，從1970年的4.4%提高到1971年的12.1%。日本央行像二戰以來一樣盲目效仿；但日元膨脹沒有得到充分加速。盡管1971-1973年，日元貨币存量每年增長22.4%，但1971-1974年，日元相對于美元升值了22%。價格膨脹在1973年和1974年爆發，消費物價分别上升了11.7%和23.1%。在信貸擴張的景氣之後，出現了嚴重的經濟衰退。

在這次崩潰之後，日本開始實行更加獨立自主的貨币政策。日本央行逐漸降低了日元的通貨膨脹率，以至于到了1977年，日元通貨膨脹率低于美元通貨膨脹率。但另一次信貸擴張随之而來，在接下來兩年裡，日元以每年11%的速度膨脹，日本央行将貼現率從1977年的4.25%降低到1978年的3.5%。1980年，價格膨脹猛增，批發價格上漲了17.8%，迫使日本銀行收縮，手段是将貼現率提高一倍多，到1980年達到了7.25%。利率應聲飙升，信貸擴張結束，經濟陷入衰退。

無論對戰後日本奇迹有什麼看法，它在1970年就已經結束了。1971-1979年，國民生産總值的年均增長為4.6%，1980-1990年僅剩4.1%。

《廣場協議》之後

由于其貨币政策與美元脫鈎，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試圖重新建立其日元貿易區，盡管是以東亞和東南亞取代老的北亞聯盟。在20世紀80年代前半期，這一目标無法實現，因為國際上對美元的需求超過了對日元的需求。盡管日本央行以低于美聯儲美元通脹率的速度，對日元進行膨脹，但1981-1984年，日元對美元彙率下降了24%，日本的消費品物價每年上漲2.7%。

然而，在1985年，這一戰略開始實現。那一年簽訂了《廣場協議》，主要工業國家同意支持日元走強和美元走弱，為區域間日元通脹和信貸擴張提供了空間。1986-1990年，日本央行每年将日元貨币存量膨脹10.5%，并将貼現率從1985年的5%（自1983年以來一直如此）降至1987年的2.5%。日本以直接投資形式将信貸擴張輸出到東南亞和韓國。日本進出口銀行為日本在亞洲的投資以及日本和亞洲各國的貿易提供了貸款擔保，日本在亞洲的大量投資進一步加強。在債務狂歡結束時，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表現為日本擁有世界上最大的銀行，擁有世界上最大資本化價值的股票市場。

盡管出現了大規模日元通脹，但從1985年初到1988年底，日元對美元升值了50%，日本消費品價格每年僅上漲0.5%，而批發商品價格每年下跌4.6%，這表明國際和國内對日元不斷增長的貨币需求，正在吸收貨币通脹。但是，日元優勢地位是短暫的。1988-1989年，日元的貨币需求崩潰，導緻日元對美元貶值16%，國内物價膨脹出現大幅增加。

日本央行踩下了貨币刹車，将日元通脹率從1990年的12.1%大幅降至1991年的4.1%，然後在1992年降至1.2%。貼現率從1988年的2.5%提高到1990年的6%。信貸擴張的結束使利率翻了一番，而在日元膨脹減緩的幫助下，日元兌美元彙率升高，1989-1993年升幅為22%。

日本經曆了美國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所發現的情況：隻要貨币需求的增加抑制物價上漲，國際信貸擴張就能成功。日本在亞洲恢複日元貿易區的努力被美國重新确立美元的主導地位所打斷，首先是在加拿大、墨西哥、拉丁美洲和南美洲，然後是在亞洲和東歐及中歐。相對于全球儲備貨币，日元幾乎沒有機會，以日元為基礎的信貸擴張在1990年崩潰了。

瘋狂刺激的凱恩斯魔咒

盡管凱恩斯是導緻日本經濟崩潰的罪魁禍首，但日本一直在向他尋求複興的建議。

自1990年以來，日本已經嘗試了9個經濟刺激計劃，總額為8880億美元。盡管形式和規模各不相同，但它們都有三個相同的特征：政府開支和債務、緊急救助和再通脹。更糟糕的是，自1989年以來，政府已經多次提高稅收以至于政府現在抽取了超過30%的GDP，而1965年隻有18%。1998年的減稅幅度太小，無法扭轉這一趨勢。但如果不相應地減少政府開支，即使大規模減稅，也是收效甚微。蕭條将持續下去，直到景氣時期的不當投資被清算，資本結構被重建，以最大限度地滿足消費者。财政支出延遲了清算和重建，因為政府支出總是努力救助和補貼現有的生産結構。

此外，日本國債發行量不斷攀升，為“開支狂歡”籌資，這項政策進一步損害了已經受傷流血的信貸市場。日本國債現在遠遠超過其GDP的100%，而1993年這個數字是60%。1999年，在所有工業國新債券淨發行額中，日本發行的新債就将占到90%，約3520億美元。日本1999年債券發行總額将達到5170億美元，這會使日本成為世界上最大債券發行國。日益膨脹的債務負擔，導緻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在今年（1999年）4月降低了日本主權信用評級，正如它去年對日本頂級銀行和公司所做的一樣。

盡管有凱恩斯主義者的預測，堆積如山的政府債務對刺激經濟（1998年GDP下降了2.8%）或減輕私營部門的債務毫無作用。今年（1999年）3月的估計數字顯示，私營企業的壞賬為7200億美元，盡管注銷了壞賬，但與去年同期相比隻下降了0.7%。1998年8月，日本銀行有6000億美元公開的不良貸款，另有6250億美元的違約風險高于正常水平的貸款。1998年7月，銀行賬面上仍有1.56萬億美元房地産貸款，其中大部分貸給了擁有尚未完工的酒店、停業的高爾夫球場和破舊出租房的開發商，而房地産價格從1991年到1998年已經下跌了80%。銀行也仍然大量投資于日本股市，而日經指數從1990年到1998年下跌了64%。

政府對金融崩潰的回應一直是救助基金。1998年末，一家5140億美元救助基金設立了。資金将用于支持存款保險公司，購買困境中各家銀行的股票，并将破産銀行國有化、重組和清算。為了讓政府成為部分所有者，這些銀行必須削減工資，從海外大幅撤回投資，并注銷不良貸款。不管怎麼說，日本15家頂級銀行都在排隊等待救助資金。比起1998年底被國有化的長期信貸銀行和日本信貸銀行，他們可能更走運，也可能更不走運。

救助範圍也延伸到了企業。1998年11月，日産汽車公司向政府經營的日本開發銀行申請了8.33億美元的貸款，而小企業金融公司在1997年将其對小企業的貸款增加了15%，1998年又增加了11%，總貸款額達到81億美元。

政府還試圖拯救其在東南亞和韓國的利益，這些利益是在經濟繁榮時期建立起來的。截至1997年，日本銀行持有印度尼西亞未償還的外國公司債務貸款總額的38%，金額為584億美元。在泰國，日本各家銀行持有375億美元的債務，而美國各家銀行隻持有50億美元。韓國企業從日本的銀行借了250億美元。作為回應，日本提供了200億美元救助資金，以保證向泰國、印度尼西亞和韓國的利益集團提供銀行貸款。

日本銀行在整個90年代都在嘗試再通脹。貼現率從1991年的6%降低到1997年的0.5%。但銀行拒絕擴大信貸規模，而是光吸收新錢，作為儲備金來應對不良貸款。在國内信貸擴張受阻的情況下，日本央行試圖通過日元轉口貿易擴大日本各家銀行的海外信貸。投資者以低利率借入日元，将日元兌換成美元和其他貨币，并在海外購買回報率較高的資産。這給日元帶來了下行壓力，增加了這一策略的盈利能力。從1995年中期到1998年中期，随着日元對美元彙率下跌83%，日元海外貿易十分活躍，但在1998年7月，日元開始再度升值，損失随之而來，貿易也随之枯竭。這一政策加劇了亞洲金融崩潰，由于在過去3年内大幅擴張信貸，然後突然停止信貸。亞洲金融危機使日本銀行背負了更多海外壞賬。作為應對之策，他們在1998年第一季度将國外貸款削減了2443億美元，減幅為12%。這次削減是下行趨勢中最新的一次，它使一度占主導地位的日本銀行的全球市場份額回到了80年代初相同的水平。

在這種病态的情況下，銀行沒有能力履行其作為金融中介的職能。他們獲得的任何新增儲備，都必須用于償還不良貸款，而不是擴大信貸。1995-1998年，銀行壞帳撇帳額為3000億美元，而從1997年9月到1998年9月期間，銀行貸款減少了2.7%，從1998年5月到1999年5月期間，銀行貸款又減少了5.4%。基于這個原因，基礎貨币的巨大增長——從1997年中期到1998年中期的增幅為10%——對更廣義的貨币總量影響甚微：這個數字隻增長了3.5%。凱恩斯主義者錯誤地将日本央行的無能為力視為流動性陷阱。但再通脹未能引發另一輪信貸擴張，不是投資者囤積貨币的結果，由于他們都預期利率必然從低位上升。恰是其壞賬的巨大負擔，導緻銀行持有現金，而不是擴大信貸。此外，阻礙商人投資的不是缺乏動物精神，而是他們的債務負擔、他們已經過剩和不當投資的資本能力，以及重建資本結構的不确定性。

無論如何，在1997年，日本央行已經采納了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1998年中期遲來的建議，繞過銀行，用新創造的日元直接從私人持有者手裡購買債券。從1997年10月到1998年10月期間，日本央行持有的商業票據從零增加到1170億美元。今天，日本央行是日本最大一家商業票據持有者，持有票據總額的1/3。财政部和日本央行也一直在直接從私人持有者那裡購買政府債券。這幾家機構現在總共擁有日本債券市場2.22萬億美元的53%。然而，銀行仍然處于癱瘓狀态，經濟仍然處于下滑狀态。

此外，厭惡風險的儲蓄者一直在将他們的資金從銀行轉移到郵政儲蓄系統，使政府有更大餘地來繞過銀行。近年來，該系統中的資金以每年9%的速度增長，因此目前有2萬億美元處于政府控制之下，這比銀行儲蓄總額還要多，占日本所有儲蓄的1/3。毫不奇怪，官僚們浪費了這些資金。例如，1997年，政府将53億美元用于修建橫跨東京灣的高科技橋梁隧道，根據政府自己的估計，該項目将于2038年之前蒙受财務損失。興建更多虧損企業并不是治療蕭條的良方。

無力挽回的大敗局

政府支出、救助和通貨再膨脹，隻能用于支撐景氣時期的不當投資，并進一步延遲資本結構的重建；但在市場經濟中，這種重新構造是不可避免的，惟此才能起到滿足消費者的作用。破産、兼并、收購、重組和通貨緊縮是市場用來清算不當投資的手段。其中一些力量在過去兩年裡一直在增長。1998年平均每月有1600宗破産案，1999年并購案也在增加。今年（1999年）4月，被同盟國在二戰後實施的反壟斷法長期壓制的控股公司得以重生。外國銀行和日本銀行之間的聯盟始于1998年底，盡管大多數銀行合并發生在沒有獲得纾困資金的小型地區性銀行之間，但上個月（1999年8月）日本宣布了一項大型合并，将把日本三家大型銀行合并成一家擁有1.3萬億美元資産的世界級規模的公司。盡管政府為合并提供了補貼，但新銀行将通過裁員17%的方式進行重組，以消除三家銀行在截至去年3月的财年中遭受的87億美元虧損。

其他重組計劃将有助于重新分配勞動力。日本電氣公司在今年2月宣布裁員11600人，總體而言，1998年日本工作崗位減少了48萬個。此外，日本各地的工人被要求提前退休或通過“拍肩膀”的方式削減報酬，其中一例是要求資深白領去砍柴。

勞動力和資本一樣，在經濟景氣時期被錯誤地分配，在經濟衰退時期必須重新分配。但與相對特定的資本不同，勞動力是相對非特定的，因此，更容易轉移到其他生産用途。在日本，産能過剩達到了30%，而且在鋼鐵生産、金屬加工、建築、汽車和石油行業尤為嚴重，因為景氣期的不當投資全都集中在這些行業。

相比之下，失業率僅從20世紀80年代2.5%的平均水平上升到4.9%。日本就業市場的複原力來自于市場報酬的靈活性。工會力量偏弱，無法在企業特别是在中小型企業虧損的情況下維持工資。雖然終生就業對失業率影響不大，但政府向那些把雇員留在工資單上作為“窗邊族”（window sitters，意思是将沒有生産能力的員工放到閑置部門做雜活，等退休年限到來）的公司提供的“就業調整補貼”扭曲了官方失業數據，使失業情況看起來更加樂觀。但是，就像銀行和企業救助一樣，這些補貼延遲了生産重組，延長了經濟蕭條期。

但無論失業數字是否被扭曲，日本經驗清楚表明凱恩斯主義對蕭條的解釋是謬誤的。例如，克魯格曼認為，當股票市場崩潰導緻消費下降，引起生産減少從而導緻失業，而失業又減少收入，收入減少又導緻消費進一步下降時，就會出現蕭條。但日本勞動者并沒有見到其收入在失業推動下減少。

此外，與凱恩斯主義對消費不足和過度儲蓄的擔憂相反，日本儲蓄率在過去幾十年裡一直在下降，而且在蕭條期間還在繼續下降。家庭淨儲蓄率1997年為13%，1998年為12.2%，今年則為11.5%。

盡管日本政府似乎允許一些市場力量更充分發揮作用，但它堅定地拒絕釋放通貨緊縮。日本央行孤注一擲，試圖通過繞過銀行進行再通脹，表明了政府的決心。然而，這一政策也依賴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可疑邏輯，根據這一邏輯，總需求下降會導緻價格下跌，由于成本不能向下調整，就會産生損失，從而導緻生産削減和失業。但是，在經濟蕭條期間，貨币緊縮和信貸收縮，對于景氣時期由于貨币通脹和信貸擴張造成的不當投資進行總體清算，在金融方面是必要的。金融景氣和蕭條的中心是銀行系統。正如景氣時期的不當投資和不當分配，沿着被貨币通脹和信貸擴張扭曲的盈利模式移動一樣，蕭條時期的再投資和再分配也遵循貨币緊縮和信貸收縮之後利潤和損失的修正模式。中央銀行用再通脹來掩蓋這些損失的努力，拖延了總體清算的實現，并使銀行運轉陷入癱瘓，與政府放松對其他市場清算力量控制的作用互相抵銷。

通貨緊縮期間的損失不是由總需求下降這個凱恩斯主義者眼中的妖魔造成的，而是由（消費者對某些消費品和企業家對某些生産要素的）特定需求與（充滿投資不當和分配不當的）生産結構中的現有各組生産成本不匹配造成的。蕭條時期的這些損失，與景氣時期賺得的異常利潤相反，集中于資本所有者而不是勞動者身上，更具體地體現于每個生産過程（下跌的）資本财貨價格，土地價格下跌程度次之，工資下跌程度相對較少。這就是市場經濟中生産成本下降的方式，即使面對消費品物價下降，也能恢複或維持利潤。如果政府支持資本、土地和勞動力的價格，那麼損失将固化，未利用的産能和失業就會出現，清算和（資源）重新分配就會停止。

盡管通貨緊縮令人悲歎，但日本央行還是聽從了米爾頓·弗裡德曼的建議，充分增加了貨币存量，使物價總體上既不升也不降。【在貨币政策上，米爾頓·弗裡德曼的一個綽号是“清水凱恩斯主義者”。——譯者注】1991-1998年，日元貨币存量每年增加2.8%，消費品價格指數一直保持穩定。而且，日本央行已經聽從了弗裡德曼1997年12月遲來的呼籲，提高了貨币膨脹率，從1994年以來每年的3%，升至1997年的5%和1998年的4%。作為對這種貨币刺激的回應，1997年GDP下降了0.5%，1998年又下降了2.8%，而在1996年，由于貨币膨脹率較低，GDP增長了5.4%，1995年增長了2.5%。

此外，日本央行在20世紀90年代的第一次再通脹，導緻消費品價格從1990年初到1993年底每年上漲2.4%。這是1985年初至1988年底經濟景氣時期價格膨脹率的3倍。而在90年代初，批發商品價格每年下降0.8%，而在80年代末期，它們每年下降3.75%。如果說美國在20世紀20年代的經曆還不足以說明問題的話，那麼日本在80年代的經曆再次表明，穩定的價格指數并不是應對景氣-蕭條周期的萬能藥。

讓我們希望，日本失敗的遺産是接受路德維希·馮·米塞斯在1912年教給我們的教訓：中央銀行貨币膨脹和信貸擴張的凱恩斯主義奇迹是僞造的，必須以危機和蕭條結束。

中央銀行的信貸擴張創造了“把石頭變成面包的奇迹”。在經曆了長期經濟衰退之後，日本政府和中央銀行試圖重振旗鼓，這給世界提供了20世紀的最後一次凱恩斯主義實驗。這次實驗已經失敗，結局慘不忍睹。不僅僅是日本的曆史，本世紀的整個經濟史都表明，凱恩斯所謂的奇迹是一個赝品，帶來的不是生活水平提升，而是危機和蕭條。

經濟增長需要真正的資本積累，即通過儲蓄和投資構建一個擴大的資本結構。中央銀行貨币通脹的僞奇迹，隻是産生了景氣-蕭條周期。起初，信貸擴張似乎是刺激經濟增長的過程。利率下降，資本價值上升，企業家通過建立資本結構獲利。然而，由于真實儲蓄不足，資本構造無法完成。繁榮建築在“人造低利率”這個謊言的流沙之上，一旦欺瞞被揭穿，繁榮必将結束，蕭條必将随之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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