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了解監視居住者不要輕易評價它，了解了監視居住者才知它不可輕易評價

——李耀輝

“刑律不善，不足以害良民，刑事訴訟律不備，良民亦罹其害“。

——沈家本曾言

在刑事強制措施體系中，拘留和逮捕是最為常态的羁押措施，而監視居住和取保候審在羁押率居高不下的當下，對于嫌疑人來講乃是“奢侈品”。

作為替代性羁押措施，監視居住的地位最為尴尬，2013年刑訴法修訂過程中，有過對監視居住的存廢之争，棄之可惜，食之無味，但又鑒于監視居住在整個強制措施體系中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于是對監視居住的适用條件進行改造。

2013年《刑訴法》第七十三條，亦成為監視居住條款，進步意義在于限定了指定監視居住的範圍，退步意義在于這是秘捕條款，是可怕的魅影。指定監視居住一旦遭到辦案機關的濫用，危害遠遠大于在看守所的拘留逮捕。

有一種監視居住，如果可以輕而易舉的免費享受，這往往意味着他/她甯可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地想待在看守所，也不願享受這種免費的指定監視居住，這是因為辦案機關在利用指定的“居所”辦案，既可有足夠的便利、封閉條件獲得嫌疑人的口供，阻礙律師會見，又可以彌補偵查羁押期限的不足，比如拘留30天，再加上批捕7天，逮捕2個月，對于破獲像涉黑犯罪案件，時間遠遠不夠，這個時候監視居住就是很好的過渡性強制措施。

就我曾辦理過一起涉黑案件說，在專案組立案後，就對涉案的幾個嫌疑人以某一罪進行指定監視居住，在監視居住期間偵查人員鬥智鬥勇，獲取了足夠的證據，然後選取另一罪拘留送看守所，我的當事人被監視居住期間，遭受了刑訊，生不如死，視看守所為天堂聖地，日日夜夜想着去看守所。

在指定的監視居住場所，嫌疑人的人身自由被限制，自由選擇訴訟角色能力消失，供述的自願性也不再具備，反映在訊問筆錄的内容也不具有證據的真實性，簽字實屬違背其個人意願。

一旦變更羁押場所到看守所，相對指定的監視居住處所相對要好的多，看守所的管理和設置給辦案人員制造了很多障礙，嫌疑人的自由選擇訴訟角色的能力逐漸恢複，反映在供述筆錄上，其可以在鐵栅欄一邊向另一邊的辦案人員搖頭，拒絕簽字。

現行《刑訴法》明晃晃地規定了指定監視居住，有兩種适用情況：一是對于嫌疑人在辦案機關所在地沒有合法住處，可以指定監視居住；二是嫌疑人所涉嫌犯罪屬于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的案件，辦案機關認為在住處執行監視居住有礙偵查的，也可以采取指定的監視居住強制措施。

第一種情況，很容易遭到濫用，嫌疑人在辦案機關所在地有合法住處，仍然采取指定監視居住，名義上在賓館執行，但實際上這個賓館是專門辦案所長，并不具備生活條件，嫌疑人一直坐在鐵椅上，保持固定的姿勢，屬于變相羁押。

我就曾遇到過，有的辦案單位為了對嫌疑人指定監視居住有法可依，就通過指定管轄，将案件指定給嫌疑人居住地以外的其他地方，這樣對于嫌疑人在辦案機關所在地沒有合法住處，可以指定監視居住了。但實際辦案的仍是由嫌疑人居住地的辦案單位偵辦。

我曾辦的一起詐騙專案，在某地兩家看守所找遍了，也沒有見到人，我分析有兩種可能，一種被指定監視居住，另一種限制律師會見。經打聽，果然人被指定監視居住了，法律規定了公安機關不得在羁押場所、專門的辦案場所或者辦公場所執行監視居住，這個案子人被關在某賓館培訓中心，其實就是行内人所說的基地，外面挂一個牌子叫做某賓館培訓中心，不對外營業的，而且與看守所一牆之隔。

第二類犯罪案件畢竟不常見，但是什麼是有礙偵查，辦案單位說了算。還規定無法通知家屬的可以不通知。以緻使司法實踐中，辦案機關以法律的指定監視居住條款大行其道，不問是否符合指定監視居住的條件，不顧法律的規定一律不通知家屬，也不管是否屬于法定兩類犯罪案件，随心所欲，對嫌疑人采取了指定監視居住，不僅嫌疑人的身家性命不保，供述自願性面臨危險，而且指定監視居住不通知家屬，變相剝奪律師會見權，嫌疑人無法獲得律師的幫助，緻使嫌疑人陷入孤助無援的境地，辦案機關頂風而上，意欲明顯。

我們在辦的一個案件，當事人被指定監視居住，雖給了家屬通知書，但沒有告知指居的居所，辦案人員拒不透露，還反問有哪個法律規定了要告訴家屬居所住址，這明顯是揣着明白裝糊塗，這不言自明的問題還需要法律明确規定，公安機關出具給家屬的通知書就有執行指定監視居住的住址一項，為何不寫明？

所以說指定監視居住還不算最可怕的，最恐怖的是指定監視居住後不通知家屬，嫌疑人去向成謎，從此人間蒸發了，家屬不知道在哪裡，律師無法會見，從此嫌疑人與世隔絕了。

很早以前的一個外地案件，嫌疑人在無法批捕的情況下被指定監視居住了，一不通知家屬，而不告知涉嫌罪名，更不透露案情，律師無法會見，最難以理解的是下級辦案機關違法辦案，上級機關袒護下級，使得嫌疑人家屬告狀無門。嫌疑人家屬輾轉省市黨委、人大、公檢法，甚至害怕向相關機關投訴會惹怒了辦案機關，濫用司法行政權，害怕變本加厲。

指定居所往往完全與外界隔離，采取近似監禁的方式來進行“監視”，話說監視，實為逼供，其強制程度與羁押強制措施無異，與監視居住本意大相徑庭，實際上就是以監視居住之名，行羁押嫌疑人并運用刑訊手段逼取口供之實。

指定監視居住很容易演變為變相羁押，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發生，《人民檢察院對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實行監督的規定》規定了，指定的居所應當具備正常的生活、休息條件，與審訊場所分離。

最高檢規定指定的居所應與審訊場所分離就足夠了？顯然對實踐中違法指定監視居住的現象認識不足，我确實遇到很多指定監視居住與審訊場所分離的，指居在賓館，審訊借用附近派出所，但同時刑訊與審訊也分離了，在賓館嚴刑逼供，在派出所正常審訊。

法律規定不得在羁押場所、專門的辦案場所或者辦公場所執行監視居住，但實踐中都在專門的辦案場所執行，表面上是賓館，但不對外接待，或美其名曰什麼賓館培訓中心，其實就是審訊的基地。

真正做到指居與審訊分離，就要由第三方負責監督執行。法律規定了公安機關決定監視居住的，由被監視居住人住處或者指定居所所在地的派出所執行，但同時又規定辦案部門可以協助執行，必要時，也可以由辦案部門負責執行，派出所或者其他部門協助執行，可想而知，實踐中往往是辦案機關在執行或者指導，派出所或者雇傭的保安隻是協助執行看管。

還有一點對指定的居所應與審訊場所分離認識不足，一旦在指居場所發生刑訊，辯方申請非法證據排除，控方隻是提供審訊場所同步錄音錄像作為擋箭牌，拒不提供指居的視頻錄像，要麼說壞掉了，要麼時間太久覆蓋了。控方拿着審訊錄像作為偵查機關合法取證證據，殊不知，訊問筆錄是在審訊前在指居居所刑訊逼供下模拟演練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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