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ence once communicated in a polyglot of tongues, but now English rules alone. How did this happen – and at what cost?

如果你能讀懂這句話，你就可以和科學家交談了。呃，可能關于他（她）研究的細節你聽不太懂，但至少你們有了共同的語言基礎。如今，包括物理、化學、生物和地質學在内的自然科學領域，其信息交流絕大部分都以英語作為媒介，像是出版書籍、舉辦會議、電子郵件、Skype上的研究合作。關于這一點，你随便在吉隆坡（譯者注：馬來西亞首都）、蒙得維的亞（譯者注：烏拉圭首都）或是海法（譯者注：以色列港口城市）任意一個科研機構的大廳裡走走看看就能證實。當代科學以英語的使用為主。

更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當代科學隻使用這一門語言。英語的使用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于其他語言全都被棄置一旁。而一個世紀前，西方科學界的研究者們不僅懂一些英語，還能夠用法德兩種語言進行閱讀寫作和交流，更有人還掌握一些冷僻的小語種，諸如較晚興起的俄語和經曆了大幅衰落的意大利語。

當代科學曾經的多語特征大概會讓人有點不得其解。使用單一語種肯定更高效啊！為了制造出合成苯以及苯的衍生物，過去的科學家得浪費多少時間去讀寫三種語言啊？如果所有人都使用同一種語言，就不會存在翻譯帶來的争議，比如在幾種語言都記載了相同科研發現的情況下搞清楚誰是最先發現者的問題，教育資源的浪費也會明顯減少。從這一點看，正是由于人們的精力由此能夠集中于科學本身而非諸如語言一類的表面功夫，現代科學發展的速度才能如此之快。

如果使用英語的人本身就以英語為母語，那這一點倒無可厚非，但當今世界上大多數科學家的母語并非英語。如果把他們花在學習語言上的時間考慮進來，英語獨霸天下也不比曾經的多語并行效率更高，無非是兩種不一樣的低效模式罷了。語言學習和翻譯工作仍然如火如荼，隻不過是在英國、澳大利亞和美國看不到而已。“氈”上的“針”不是被拔掉了，隻是被移了個地方。

如今的科學家們無一例外都被這個單語操控的世界罩得嚴嚴實實。科研發展則像個攪拌發酵機，高速運作下，各學科原本的模樣都被逐漸忘記。科學不是總這樣？的确，科學并非一直如此。然而，隻有老一輩的科學家們才勾勒得出科學過去的模樣了。科學家和人文學者往往認為，英語取代了德語的在科學界的壟斷地位，再往前是法語（被德語取代），拉丁語（被法語取代），拉丁語往前追根溯源就到了西方文明的源泉，在這些人的理解中，那是希臘語的時代。由此可見，科學的發展正是語言的更朝換代，這一點從表面上看的确有些說服力，實則不然，且從古至今都是歪理。

從大處着眼，西方科學界無外乎兩種語言政權：多語統治和單語統治。後者曆史較短，20世紀20年代才逐漸興起，且直到70年代才取代了過去數個世紀間一直沿用的多語體制。科學界成了英語的世界，但在這個單語體制下成長起來的最早一輩科學家如今尚在。想要知道這個重大的變革是怎樣發生的，我們就得回到故事的開頭。

15世紀的西歐，自然哲學和自然曆史（19世紀後被統稱為“科學”）是多語統治的兩大基本領域。當然，這得把中世紀鼎盛時期和文藝複興時期學術界對拉丁文的青睐排除在外。

拉丁文的異軍突起和多語體系并無沖突，相反，前者倒是後者的一個佐證。任何一個文藝複興時期的優秀人文學者，或是中世紀盛期傑出的經院哲學家都知道，以拉丁文記載自然哲學的發展，其曆史可以追溯到羅馬的光輝歲月（西塞羅和塞内加都曾在該領域留下不朽的傑作）。但同樣的這群人也明白，在羅馬最後的歲月裡，學術界的統治語言并非拉丁語而是希臘語。他們還知道，從羅馬的衰落到他們的世紀到來之前，自然科學的文獻更多以阿拉伯語記載，而非這兩種古典語言。将自然科學領域的典籍從阿拉伯語譯入拉丁文的活動引發了西方世界的學習熱潮。博學者深知，學習本身就是一種多語活動。

拉丁文因而成為了人們在對世間萬物抒發個人見解時的有力工具，但懂拉丁語的人會的都不止這一種語言。

那時，人們的生活用語也是多元化的。除了少數奇人受父母過于附庸風雅的影響（蒙田自稱就是這一類人），沒人把拉丁文當成是母語來學，也鮮有人在口頭交流中使用拉丁文。拉丁文是為書面學問而服務的，但包括鹿特丹的伊拉斯谟在内，所有使用拉丁語的文人在與仆人、家人及貴族階級的日常交流中也常常會将拉丁語與其他語言混合使用。拉丁文因而成為了一種媒介，用以拉近不同語言群體的距離。對此，人們大都心中有數，沒什麼意見。盡管由于拉丁文的掌握對教育有更高的要求，一定階層以下的人群确實會被排除在外，但它卻能夠輕易的跨越宗派和政治上的分歧：拉丁文在清教徒中得到了廣泛的使用（他們對拉丁文的運用往往比天主教徒更加優雅得體）。晚至18世紀，拉丁文甚至還傳入了當時信奉東正教的俄羅斯，成為新建的俄羅斯科學院列甯格勒科學中心的學術用語。

最為重要的一點也許是，正是因為拉丁語不是任何一個國家的母語，歐洲和阿拉伯世界的所有學者都能平等的使用，而不存在這種語言“專屬”于某一方的問題。上述的各種原因使得拉丁語成為了人們對世間萬象各抒己見的絕佳工具。但使用拉丁語的文人雅士都絕非隻會這一門語言，他們會因受衆的不同而選擇不同的語言進行交流。當有需要與國外的化學家進行書面交流時，瑞典人傾向于用拉丁文書寫；當談話對象是采礦工程師時，他們則會選擇瑞典語交談。

然而，作為“科學界革命”中的一個重要事件，這種體制在17世紀中期逐步沒落。1610年，伽利略在發表的《星際信使》一書中提出了木星衛星的發現。盡管伽利略用拉丁語寫就了此書，但在此之後，他的大部分作品轉而用意大利文寫作，以便尋求更多本土的資助和支持。牛頓以拉丁文寫就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于1687年問世，但1704年的《光學》卻是用英語撰寫的。（1706年被譯成拉丁文）

與此同時，整個歐洲的學者們逐漸開始使用五花八門的語言，為了方便學術交流，拉丁文和法文的翻譯也盛極一時。到18世紀末，化學、物理、生理學和植物學領域，各種不同語言的著作大量湧現，除了英法德以外，也有意大利語、荷蘭語、瑞典語、丹麥語和其他語言。但直到19世紀的前葉，許多學術精英們仍舊選用拉丁語（德國數學家約翰·卡爾·弗裡德裡希·高斯至少在十九世紀初都始終堅持用拉丁文做學術記錄，這種語言的曆史可以追溯到凱撒大帝）。現代科學即脫胎于文藝複興時期多語種的大雜燴。

但人們對效率問題的高度關心，伴随着19世紀歐洲的工業革命，使得曆經好幾個世紀的多語體制逐漸地位不保。如果并非為了學術研究，而僅僅隻是了解自然科學的前沿進展就要投入大把時間去學習一門語言，這看起來像是在浪費時間。因此到了1850年左右，學術語言界慢慢隻剩下英語、法語和德語，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各自的著作占有率幾乎不相上下（但在特定的學術領域卻分工不同：到世紀末，德語在化學界的使用遠超其他語言）。

19世紀，現代民族主義在工業化的蓬勃發展中席卷歐洲。為了響應19世紀現代化的需求，詩人和知識分子發展并改造了各地方言。一邊是農民階級的日常用語，一邊是曲高和寡的文學及自然科學對語言的精益求精，如何對兩者加以調和是擺在這些語言捍衛者們面前的一個巨大挑戰。各種語言在文藝界的發展是有目共睹的：19世紀下半葉，現代匈牙利語、捷克語、意大利語、希伯來語、波蘭語和其他語言都發展得如火如荼，但科學界對高效率的不懈追求卻或多或少的阻礙了多種語言的百花齊放，僅有俄語沖破阻力成為了科學論文的重要語言，即使隻有較小的一部分。小語種的擁趸們對自己的語言被排除在外有微辭，而三大語種的使用者也因為要學習其他兩種語言而牢騷不斷。

毫無疑問，三種語言的并存是一種累贅。科學研究單語化的支持者們提出了世界語的概念，其依據正是幾個世紀前盛極一時，兼具普及性和中立性的拉丁語。這些支持者們言之鑿鑿，據理力争，你在如今英語使用的擁護者身那裡也能看到同樣的風采。世界語的粉絲中不乏知名人士，例如1909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弗裡德裡希·威廉·奧斯特瓦爾德和丹麥語言學家奧托·葉斯柏森。但正當他們熱情高漲的轉向更為極端的人工語言項目時，卻很快被看作是烏托邦空想主義者而遭遺棄。在當時，所有人都深信科學如果不擁護多語體系便無法延續。

後來，事情顯然發生了變化。我們正生活在世界語的理想國中，隻不過自然科學界的這種世界語變成了英語而已。且作為某些超級大國的母語，英語的中立性所剩無幾。原來的多語科學體系究竟發生了什麼？它坍塌了。确切地說，它被肢解了。1914年爆發在同盟國（德國，奧匈帝國）和協約國（英國，法國，俄國）之間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在帶來傷亡的同時也摧毀了博愛互助的國際主義設想。德國科學家加入了其他知識分子的行列，大肆贊美德國發動戰争的動機，英法的科學家都注意到了這一點。

戰後，國際研究協會在戰勝國的支持下成立。美國也成為了其中一員，但卷入了十月革命巨大漩渦的俄國卻被排除在外。協會的成立引發了一戰同盟國科學家的聯合抵制。于19世紀20年代初成立的新國際科學機構仍将戰敗德國的科學家排除在外。而接下來的幾十年中，德語在主流科研語言中銷聲匿迹也歸咎于這種長期的缺席，在歐洲的部分地區，三分天下的局面演變為了雙雄争霸。如此窘境下，德國人重又開始效忠母語。多語體制逐漸出現裂紋，而最終将它打碎的是美國人。

自從1917年4月美國介入戰争之後，“德”色變的恐懼使德語在美國國内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德語在愛荷華州、俄亥俄州、内布拉斯加州和其他一些州曾是僅次于英語的第二大交流語言（因為那裡曾湧入大量的中歐移民），現在卻被勒令退出，而禁令在停戰紀念日（譯者注：每年的11月11日，為了紀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其他戰争中犧牲的軍人與平民的紀念節日。）之後才逐漸被放寬。到1923年，超過半數的州限制了德語在公共領域的使用，包括電報、電話、以及兒童教育。

同年，最高法院在具有裡程碑意義的内布拉斯加州案件（譯者注：1923年，最高法院在Meyer v. Nebraska一案中，宣布内布拉斯加州一項法律違憲無效。因為該項法律禁止在國民小學教授英語以外的外國語言。法院認為這一法律不合理地侵犯了教學自由，也侵犯了父母為子女教育的權利。這兩種權利都是憲法第14條修正案所加以保障的）中推翻了上述對德語的禁令。然而已經于事無補，外語教育遭受的這場浩劫甚至也殃及到了法語和西班牙語，導緻整整一個時代及後來的科學家都生活在一個幾乎與外語絕緣的環境中。19世紀20年代中期，當德國和奧地利的物理學家發表關于量子力學的最新進展時，美國的物理學家之所以還能夠讀懂德國文獻，全都得歸功于穿越大西洋前往魏瑪共和國求學的美國人迫于生活所需，不得不學到了點德語。

然而，不久之後，美國人留德的風潮就發生了逆轉，越來越多的德國人開始前往美國。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迅速地解雇了“非雅利安人”和左傾的教授，給德國的科學事業發展帶來了沉重的打擊。後來他們中一些幸運的人移居到了國外。但是這些猶太科學家也遭遇到了很多挑戰。例如，曾任愛因斯坦助手的科尼利厄斯·蘭佐斯就曾經在用英語出版時遇到了困難。不僅僅是由于其主題敏感，還因為那個在無數人身上用過的理由：英語太爛。盡管他的好友已經幫他從頭到尾進行了修訂。就連愛因斯坦也要依賴于翻譯員和研究合作者的幫助。

與這些猶太科學家同一時期的德國物理學家詹姆斯•弗蘭克在移居到芝加哥後花了不少時間才總算慢慢适應了英語的使用。定居在愛丁堡的馬克斯•玻恩則由于年輕時英語學得有模有樣而将這門語言運用得遊刃有餘。很多像他們一樣的大人物都曾提及自己學習一門新語言的痛苦經曆。正如一些日本籍諾貝爾獎獲得者在自傳中所描述的那樣，第一次用英語出版自己的研究發現，在日本群島之外打響名聲，對于他們而言是具有重大意義的。反觀19世紀30年代的德國，當時希特勒拒絕了大多數外國學生的簽證。切斷他們通往德國大學的道路也就意味着進一步阻礙了德語的普及和發展, 這比一戰所造成的影響更為深刻。

随着冷戰的深入，使用俄語發表文章已經被打上了鮮明了的政治色彩。

二戰後，這個問題又逐漸和人口特征以及地緣政治扯上了關系。19世紀版圖不斷向外延伸的大英帝國開始與多種語言打交道。相比較下，20世紀冉冉升起的美國沒對科學家的外語能力提出什麼要求。戰後蘇聯湧現的一大批科學家和工程師成為了美國新的科技競技對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俄語作為世界上25%的自然科學論文的語言，成為緊随英語（占60%）之後的科學界第二大用語。到了七十年代，俄語出版物的比例随着英語一家獨大的地位逐漸形成而下降。

為了能夠自主掌握科學，美國人與其說是不能，不如說是拒絕為了學術需要去學習俄語，更不用說其他外語了。加之在大西洋彼岸的英語和非英語國家輸出美式科研體系的策略，美國人就能更好地掌控這些國家的科學發展，從而進一步推進科學界的英語化。當然，歐洲學者，拉美學者和說其他語言的學者自願加入這個新的單一語種體系也在科學界英語化進程中起到了作用。為了得到相關領域佼佼者的認同，諸如荷蘭人、斯堪的納維亞人和伊比利亞人一類這些來自非英語國家的科學家都不再使用法語或德語出版學術論文，轉而使用英語。更吊詭的是，要是哪個科學家用自己的母語發表研究發現倒是會被認為是民族特殊主義。例如，除了母語為法語的人，沒有人用法語發表；德語的情況也大同小異。

随着冷戰的深入，使用俄語發表文章已經被打上了鮮明了的政治色彩。而與此同時，全世界科學家學習英語的熱情卻有增無減。不過我們認為，這一科學史上不尋常的發展其實并沒有很強政治性可言，隻是他們的自身需要罷了。到了80年代早期，世界上80%以上的自然科學論文都使用英語。現在，這個數字在99%上下浮動。

但是這又如何呢？或許提倡效率至上的人确實有他的道理，現今單一語種體制下科學界的确比以往更好—科技的蓬勃發展就是最好的證據。但我們也不應忘記為此付出的代價。1869年，門捷列夫發現了元素周期表。但因為此項發現是用俄語而非德語出版的，他差點和其應得的贊譽擦肩而過。如今，要是哪個人在一個發展迅猛的領域中，發表一篇非英語文章在一份二三流的期刊上，他的作品可能很快就會被淹沒在紙堆裡。

法國數學家常常自豪地用法語發表作品，因為他們認為法語嚴謹的語言結構有助于英語母語者的理解，多語也不錯。但如果是在一些重實踐而輕理論的科學研究中，多語就顯得有些多餘了。曾經有多少前途無量的學生在多變量微積分上遊韌有餘，卻因為卡在了英語學習上，而與科學事業無緣。而且當世界上大部分教科書，甚至連高中的教科書都使用英語編寫後，這個問題變得更加嚴重。市場經濟機制下，使用捷克語或者斯瓦希裡語編寫的微生物學教科書早已所剩無幾了吧？科學的單語體制是要付出代價的。

且這種局面一旦形成就會非常穩定。鑒于現狀是前所未見的，我們很難預測科學界将來的事。科學領域的學術交流從未曾出現過像今天這樣的單語體制，而現在，作為世界上經濟和軍事霸主的母語，英語已然滲入到了全球每一個角落。

不過有兩點是确切的。首先，維持一個如此龐大的單語體系需要耗費大量人力物力，需要在非英語國家的語言教育和翻譯工作上投入巨大的資源。其次，就算那些英語國家明天一下子消失了，僅僅憑借着人們對既有的一切産生的依賴，英語仍然會是科學界的重要語言。科學家基于以往的知識體系提出的沉錨效應（譯者注：心理學名詞，指的是人們在對某人某事做出判斷時，易受第一印象或第一信息支配，就像沉入海底的錨一樣把人們的思想固定在某處）既解釋了以前的多語種體系，又解釋了現在的單一語種體系都是适用的。

問問你身邊的科學工作者，她也會認同這個觀點的。

翻譯：劉源琦/湯茜童/楊玥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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