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題材熱播劇《底線》即将進入尾聲，不過此劇帶來的讨論度絲毫不減。這部電視劇聚焦社會熱點問題，還原了當代法官的日常審判工作及他們的生活故事。因為真實、生動、接地氣，不僅在法律圈引起了不小的轟動，而且受到了廣大觀衆的關注與追捧。

有人說，《底線》的走紅并非偶然。的确，一部戲的背後，無不凝聚着主創和演職團隊的汗水與心血。據了解，《底線》劇組用一年半的時間進行采風、籌備，在北京、上海、浙江杭州、湖南長沙等地60餘家法院和調解組織實地調研，采訪了近200餘名各級法院工作者，超過1128個小時反複打磨劇本，前後修改共計20稿。在拍攝過程中，有法官全程協助拍攝，對劇中内容、場景、服化、道具細節等進行嚴格把關，這些都充分保障了《底線》的真實性與專業性。而這，也正是此劇能獲得多方面肯定的重要原因。

正如《底線》導演劉國彤所言，“創作中，真實還原是目标，演員演得像法官是表演的及格線……對法官濃濃的情感都凝聚在這部劇裡，我們不需要完美的虛假，真實是最有力量的！”總之，做好觀衆喜愛看的專業“命題作文”，考驗着影視創作者的智慧和擔當。

那麼，《底線》團隊到底是如何打造這篇高分“命題作文”的？在整個拍攝過程中，他們都面臨了哪些難題？如何解決？法治題材影視創作怎麼平衡現實和藝術表達、把創作難點轉換成為精彩看點？法治日報記者采訪了《底線》主創團隊相關人員，請他們與讀者朋友們聊聊這部劇幕後創作的那些事兒。

對話嘉賓：

王凱（文學總監）

費慧君、李曉亮（編劇）

劉國彤（導演）

記者：為何要拍一部展現法官特别是基層法官的影視劇呢？

王凱：當前這個時代飛速發展，在此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新情況、新問題，人民群衆的司法需求越來越多元化，我們想要将新時代法院和法官的面貌通過影視作品呈現給觀衆。而基層法院的法官是與老百姓接觸最多的，選擇基層法官，把極具當下性和廣譜性的大小案件擺出來，讓觀衆跟随法官的視角一點點剖析案件背後的法律問題，是對當下一些社會現象最好的解讀。這不僅具有普法宣傳教育的作用，還能夠宣揚良好的社會風尚，引導大衆在法治軌道上更好前行。

費慧君：法院每年都有很多案件，而這些案件所折射出的人生百态，可表達的空間很大，值得好好挖掘。所以我們希望創作出一部“出圈”的法院題材作品。

劉國彤：法院是社會矛盾沖突的聚集地，形形色色的案件涉及社會方方面面，當事人都在極力維護己方利益，題材極具廣度。我們想要讓觀衆具象地感知到什麼是公平正義，什麼是中國法治的格局和溫度，讓法官群體，特别是基層法官的這些真實與溫暖被更多人看到。所以我們堅定努力方向，就是要拍出有溫度的、鮮活的法官形象，拍出一部極具真實感和煙火氣息的溫暖現實主義法治劇。

記者：籌備《底線》期間都做了哪些準備工作？

費慧君：拍攝前期的準備工作非常多，比如劇本一直在根據籌備期的變化進行調整。因為法官群體是個智識群體，他們有思想，對各類與法律相關的社會現象都有自己獨到的看法，也很有個性。這就需要我們去着力刻畫人物，讓人物的成長有連貫性，讓每個案件都盡可能觀照角色的人生困境，讓每個判決也都對角色的生活有啟發、有推動。

劉國彤：在準備工作當中，法院“選址”問題花了我們很長時間。一開始，最高人民法院為我們提供了很多基層法院的場景資料，我們在确定了幾個目标後，又分别去實地考察。最終，我們選擇了一個比較新、不陳舊，還有一定代表性的法院。在采風時，我們和法院幹警一起工作、吃飯、上下班，并且購買了大量法律類書籍進行學習。在法院做“助理”的實習體驗，一直延續到了開機之前。

記者：拍攝這部劇最大的難度是什麼？

王凱：相比檢察官、公安民警的工作，法官在工作中是處于相對獨立和靜止的狀态，這使得角色創作會缺乏動作性和懸疑感，再加上一系列嚴格行為規範，這些都對藝術表現有較大限制，也是創作過程中的難點。

費慧君：對我們來說，最難的部分是寫案件。因為我們要在整體上反映時代的新情況、新特點，還要讓案件跟當代觀衆的生活息息相關，這具有很大難度。現實中，大多數案件都有個嚴格且冗長的審理過程，怎樣通過戲劇化的處理讓它既具有普法性和社會層面的表達，又要好看，這是我們遇到的難題。

劉國彤：其實在接到《底線》創作任務的時候，我非常忐忑，因為法院和法官對我來說非常陌生，有種天生的敬畏感。要去創作一個完全陌生的題材，我當時是沒有底氣的。2021年7月初，我們迅速組建了創作團隊，在編劇前期采風和創作的基礎上，走訪了全國數十家法院，我漸漸對法官有了一定了解。拍攝時，《底線》特約演員将近400人，陣容龐大，因此表演風格的統一也是個不小的難題。幸運的是，我們的特約演員都很專業，表現得都很精彩。一些戲份很少的配角，他們的表演也很逼真，情緒爆發力很強，直白、強烈地表達自己的訴求，争取自己的利益，很好地呈現了現實中一些當事人的狀态。

文學總監王凱（左）在與b組導演探讨創作（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記者：如何将這些創作難點，轉換成劇情的精彩看點？

王凱：從現實看，涉案劇中往往案件占的篇幅比較大，案件的發展過程較為容易吸引觀衆，在法院題材劇裡就經常出現案件當事人的情節烈度高于法官，結果法官成了配角的情況，這會讓整個故事的格局和表達都受影響。

我想，隻有浸泡在生活裡，才能找到群體的獨特東西。我們在采風創作的過程中，通過對法官和法院工作的深入了解，找到了他們職業的特殊性，就此挖掘它獨特的看點——我覺得他們和醫生很像，不同庭就像不同科室、當事人之間的糾紛就像病症，法官通過當事人的糾紛，“治療”糾紛背後可能隐藏的一些社會問題。

比如，直播猝死的駱優優案和肝癌媽媽離婚的秦玲案，幾乎都沒有展開案件前情，當事人幾句話就把案情和訴求闡述清楚了，接下來要看的是法官如何解決這些難題。從常規戲劇創作的角度來說，做好人物的前史故事，對于人物的塑造和觀衆的情感連接更有效果，無論是駱優優原生家庭的沖突、職場上的矛盾，還是秦玲與老公一家的鬥争，都是引人關注的戲劇情境，但如果詳細闡述案情故事，整部劇就是一部徹頭徹尾的生活劇了，我們想傳遞給觀衆故事背後的法治點就很難完成，所以必須把主視角留給法官。我們必須時刻把“治療病症”的看點進行戲劇和話題升級，讓觀衆可以跟随法官透過現象看本質，看到當下一些社會問題背後的具體症結，這就讓劇情與觀衆的真實生活有效連接了起來，為共鳴、共情打下了良好基礎。

李曉亮：難點其實也就是限制，但是可以在限制裡做文章。比如法官辦案是坐而論道，動作性不強，那我們恰恰要去利用這個限制，将它轉化為自己的特點——要表現法官這種特殊的職業，也該用特别的手段。另一個限制是主題。主旋律作品它一定會有價值的傳達，但如果直接喊口号，隻是提供一個結果，強迫觀衆去接受，那麼觀衆是不會買賬的。所以，我們不是提供一個觀點，而是把選擇權交給觀衆，讓觀衆可以盡情思考。總之，隻要足夠精彩，該動情的地方能讓觀衆動情，該歡樂的地方能讓觀衆歡樂，該思考的時候能帶動觀衆思考，隻要能寫好，限制也能成為優勢。

編劇費慧君（左）、李曉亮（右）與主演靳東（中）的合影（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記者：法院題材有很強的創作門檻，因為它關系着法律的嚴肅性，具有較強的專業壁壘。《底線》是怎樣克服專業性上的限制？

費慧君：我覺得現實主義創作，最表面、最基本的東西首先不能錯，否則無法談深層次的内容，這也是我們各個崗位的共識。為此，我們邀請法院相關人員組成強大的後援團隊對我們創作過程進行專業把關。他們從我們開始創作就給予了大力支持，比如在創作劇本時，這樣寫是不是合理、是不是真實情況、判詞有沒有錯誤等，他們都進行了嚴格把關；現場拍攝時，庭審的所有流程、美術置景等都有随組的法官予以指導。

劉國彤：我們想真實還原法官群體的工作生活狀态，這不僅需要主演們進入法院體驗生活、感受細節，而且需要專業人士來幫助我們把關。因為法律太專業了，不能出錯，一個字的失誤就可能會違背事實，所以每一句台詞都要力求準确。為了保證這種準确性，拍攝現場一直都有三位駐組法官“保駕護航”、現場普法，讓我們盡可能在專業性、真實性和藝術性中找到合适的平衡點。

記者：《底線》中寫的故事，包括一些案件都是如何取材的？如何在文學藝術與現實生活中尋找平衡點？

李曉亮：文藝創作和法院工作的邏輯正是相反的，法院是先有案才能判，而創作則是先有目标再選路徑——首先确立想表達什麼主題，然後倒推情節。所以，劇中的所有案件都是為了表達主題再造出來的，屬于虛構，與現實案件沒有直接聯系。有時候設計完一個情節，我們會問法官有沒有遇到過類似的案子，當了解到現實中确實存在類似案件時，這更加堅定了我們寫作的信心：我們不是寫某一個具體案子，我們寫的是一類案件。有些案件乍看之下有原型，但往下看就會發現有很多不同之處。文藝創作不能直接指涉現實，更不能影響現實中的案件判決和司法實踐，這是絕對不能逾越的底線。

記者：經過此次拍攝，哪些法官或是他們的哪些特質讓您印象深刻？劇中人物在現實中有原型嗎？

李曉亮：劇中呈現出來的人物，是我們在采風中所有法官形象的總和，沒有哪個人物是有一個具體原型的。法官們都特别有個性，但是和案件一樣，照搬肯定不行，還是要總體統籌考慮人物設定。

當然，也有幾位法官令我們印象深刻，比如北京的舒銳法官和孫磊法官，他們倆都有濃濃的幽默感和機靈勁兒，他們倆語言能力也都很強，思維也快，還很會怼人。這些在主角身上都有所表現。

費慧君：還有上海的趙霏法官，她很多生活上的特質都被我們用到了劇中宋雨霏法官身上。當然，擁有這種特質的不止這三位，但由于與他們幾人交流比較多，所以他們對我們創作産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

劉國彤：我接觸了一些法官後，發現他們的工作和生活其實也都是“有血有肉”的，甚至還具有一些反差感。有一位浙江的女法官讓我印象頗深，她人長得漂亮，跟我們聊的時候特别開朗溫和，時不時還會開個玩笑。然而當她開庭時，整個人的氣場都變了，語氣也變了，特别威嚴。當我再次跟這位女法官聊的時候，她又回到了開朗溫和的樣子。後來我了解到，因為審理刑事案件，這位女法官需要經常翻閱一些血腥、殘酷的現場照片和資料，這種人物形象極大的反差感也讓我覺得一定要應用到劇中。

導演劉國彤（中）在片場給演員說戲（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記者：《底線》裡面有很多經典台詞令人印象深刻。這些是現實中的真實存在還是編劇的别出心裁？

費慧君：我們劇本裡的一些金句，有不少都是出自法院人的“黑話”，比如“要麼白頭發，要麼沒頭發”“周六保證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證”“白加黑，五加二”等，這些金句準确、生動，既是法官日常生活的真實寫照，也帶有很強的幽默性，為這部劇添加了許多喜劇元素，我們都用到了劇本裡面。

記者：拍攝這部劇為您帶來了哪些收獲？

王凱：這次創作最大的收獲是，我們找到了司法涉案題材創作的另一條路徑——通過将法官怎麼判案設置為故事最大的懸念，把挖掘案件背後的人間百态和人情冷暖當作核心，而将陳述案件經過列為次要，這種共情與深度值得重視和進一步探索。同時，在播出期，我們也看到了各方觀看者的反饋和評論，很多創作意圖被觀衆看了出來，這讓我覺得隔着屏幕完成了主創與觀衆之間的某種連接，也證明那些“精心設計”是有效的，比如兩起職場性騷擾案诠釋了民法典人格權新規适用的廣泛性，校園欺淩案反思了父母在教育中的重要示範作用等，這些都被觀衆看懂、思考，并引發讨論，更讓我們再一次思考、分析、總結。這種通過作品産生的良性互動是帶給我的最大收獲。所以，我們的創作要以人為中心，不能脫離生活，不能曲高和寡，更不能自嗨。

李曉亮：最大的收獲是真誠。我們和好多法院工作人員都建立了聯系，有的甚至成為很好的朋友。除了收獲了真誠，也收獲了知識、情懷。通過對他們的采訪，我們了解到很多法律知識，也吸收了很多獨到的觀點。這對我們自身都是很有價值的。

劉國彤：拍攝這部劇讓我對法官群體有了新的認識：一是法官特别是基層法官很繁忙。我們前期采訪過北京一名基層法官，當時他年結案2000多件，據說他去年的結案數達到了4000多件，可以想象這是多麼巨大的工作量。二是法官的責任之大，大到決定一個人的生死，并且要對判決終身負責。三是法官的溫暖。對公平正義的渴望是人與生俱來的，法官的工作就是維護我們每個人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的公序良俗和公平正義。

此外，通過拍這部劇也增強了我自己的法治意識，知道哪些言行有可能觸犯法律，從而要更加約束自己的言行，這對自己來說也是一種保護。

記者：如何理解電視劇名“底線”二字？通過這部電視劇，要向廣大觀衆傳達怎樣的法治理念？

李曉亮：法律是最低的道德标準，因此法律是社會民衆的底線。而每個人，每個法治工作者，如何守護這些底線，如何面對自己的生活，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這是我們想通過本劇傳達的理念。

劉國彤：希望觀衆朋友們看完《底線》之後，能夠進一步理解法律的重要性，用法律嚴格約束自己的行為，守好道德和法律底線，讓人與人之間能夠多一份真誠友善，多一些理解和包容。當然，關鍵時刻也要有拿起法律武器保護自己的意識。也希望大家對法院和法官，對維護這個社會和諧健康發展而默默付出的法治工作者充滿敬意。

作者｜法治日報全媒體記者 林楠特 見習記者 常鴻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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