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爾巴喬夫改革失敗的導火線?按：當地時間8月30日晚，俄羅斯總統事務局中央臨床醫院發布聲明稱，蘇聯最後一任領導人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在長期患病後去世，終年91歲，今天小編就來聊一聊關于戈爾巴喬夫改革失敗的導火線?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戈爾巴喬夫改革失敗的導火線

按：當地時間8月30日晚，俄羅斯總統事務局中央臨床醫院發布聲明稱，蘇聯最後一任領導人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在長期患病後去世，終年91歲。

在他的治下，蘇聯正式解體。戈爾巴喬夫于1985年3月11日當選為蘇共中央。在掌權不到7年的時間裡，他推動了一系列令人目不暇接的改革，然而這些變革措施很快就超越了他的駕馭能力。1991年8月，他在一場幾名高級黨政官員發動的未遂政變中大權旁落，他在位的最後幾個月中，烏克蘭、白俄羅斯、摩爾多瓦、阿塞拜疆等前蘇聯共和國接連宣布獨立。1991年12月25日晚7時，戈爾巴喬夫在克裡姆林宮向全國發表最後一次電視講話，宣布“我特此停止我作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總統的活動”。在他宣布辭職後的幾分鐘内，蘇聯國旗就從克裡姆林宮降下，被代表俄羅斯的白藍紅三色旗取而代之。

對戈爾巴喬夫的政治遺産的評價注定是複雜多樣的。關于他是否是蘇聯解體的“罪魁禍首”、他的個人性格是否注定了他的政治命運将一直是人們争論的話題，而他對結束冷戰、維護世界和平與福祉作出的貢獻亦将永遠被人們銘記，比如他與美國時任總統羅納德·裡根達成了開創性的協議，減少核彈頭和導彈的數量。1990年，他因為幫助結束了冷戰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1992年，卸任不久的戈爾巴喬夫在接受美聯社采訪時說，“我把自己看作是改革的啟動者，這些改革對國家，對歐洲和對世界來說是必要的。”

在《蘇聯解體親曆記》一書中，曾在蘇聯解體關鍵時期擔任美國駐蘇聯大使的小傑克·F.馬特洛克（Jack F. Matlock, Jr.）對戈爾巴喬夫的所作所為作出了評價。在蘇聯解體三個月後，馬特洛克前往莫斯科和聖彼得堡，分别會見了10多位俄羅斯的政治領導人，試圖了解“誰是蘇聯解體的關鍵角色”和“決定性的事件是什麼”。該書因此也是最早從親曆者和研究者的雙重視角分析蘇聯解體原因的著作之一。馬特洛克認為，雖然在蘇聯的最後一段時光中，戈爾巴喬夫因為種種原因存在失誤和誤判，但他試圖改變制度的勇氣和真誠依然值得肯定。“他的改革是真誠的，盡管這些改革産生了他沒有預料到的後果。他說，俄羅斯今天之所以具有建立民主制的機會，是因為國家出現了由他所倡導的變化。這一說法是正确的。”

《戈爾巴喬夫的遺産》（節選）

撰文 | 小傑克·F.馬特洛克 翻譯 | 張敏謙 等

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的競争盡管在1991年12月可能是非常關鍵的，但絕不是戈爾巴喬夫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方面。在1985年至1990年期間，葉利欽隻是一個邊緣問題。對戈爾巴喬夫作為政治家的任何評價，都必須超越他的個人關系。

俄羅斯人對戈爾巴喬夫的評價分歧很大，常常受到評論者同戈爾巴喬夫個人關系的影響。如果撇開那些認為戈爾巴喬夫是西方付錢或不付錢的“代理人”的歇斯底裡且非常不負責任的指責，我們可以清楚看到三種不同的思想派别：

一、戈爾巴喬夫隻是“俄羅斯曆史表層的一個膿包”，而不是一個真正的改革者。他做了一些改變，以增加其權力，如果這些事情導緻了改革，那也隻是其他人努力的結果，而不是他的功勞。

二、戈爾巴喬夫最初的确進行了改革，但他後來迷失了方向。社會變革的速度超出了他理解和控制它們的能力。因此，戈爾巴喬夫最終成為他所發動的改革的犧牲品。

三、戈爾巴喬夫是真正的改革者，然而他不得不對付黨的領導，他所提出的改革遭到黨的反對，如果他毫不妥協地堅持改革，黨就會剝奪他的權力。因而他采取了戰術上的妥協，并設法使自己不受黨的控制。他認識到需要進行改革，但這一認識是逐漸形成的，并變得越來越激進，如果再能有幾個月的時間，他一定能成功摧毀共産黨，建立起以法治為基礎的國家，并保持一個以蘇維埃共和國為核心的邦聯制聯盟。

戈爾巴喬夫本人認為，他是一個真正和徹底的改革者。他在1992年3月的談話中指出，以前每一個在其統治初期試圖進行改革的俄羅斯領導人，在其統治末期都變成了反動分子。沙皇亞曆山大一世即為一例：亞曆山大最初支持國務大臣米哈伊爾·斯佩蘭斯基提出的憲法改革，但在保守派的反對面前，他自己也把憲法改革看作革命活動，逐漸變成反動分子，建立了一個警察國家。“改革者就是那樣因環境壓力而改變的！他們由此開始反對他們當初所向往的事物并反對他們為之奮鬥的事業。”戈爾巴喬夫大聲說。接着，他否認自己是這種類型的人：

始終保持道義立場是極為困難的，但我決不放棄我最重要的政治選擇，這是道義的選擇。我認為，歸根到底，正是他們所說的我的戰略和方法的“優柔寡斷”和“緩慢”（我把這些話放在引文中），使得進步勢力在社會中發展起來，正如他們現在所說，這一切成了維護和發展民主改革的基礎。

在我看來，戈爾巴喬夫在慕尼黑的講話是正确的。有些人否認他發揮了一定作用，但他們沒有看到這一明顯的事實，即正是戈爾巴喬夫在1988年、1989年和1990年初所表現出來的主動精神，使得獨立的政治力量有可能逐漸削弱并最終摧毀對權力的壟斷。他支持政治的公開性和民主變革，但這一支持并不總是無條件的，有時也是出于利己的目的。

當然，他的判斷并不總是無可厚非的，他的許多錯誤——我在書中詳細列舉了其内容，很可能是可以避免的。盡管他在1990年至1991年冬天期間與反對改革的人暫時結成了同盟，但他始終拒絕授權使用武力來維持其權力。實際上，他是曆史上第一位不把使用武力放在優先地位，而是把它作為最後手段的俄羅斯領導人。正如他在慕尼黑演說中所指出的，在他之前所有具有改革思想的執政者，當他們發現自身地位受到了威脅時，都放棄了改革的努力。在1990年或1991年，戈爾巴喬夫有好幾次可以宣布實行總統直接管轄，并将蘇聯社會中被壓制的力量重新集結在他的身邊，但是，盡管有時已經快要這樣做了，但他最終還是拒絕鎮壓處于萌芽狀态的民主組織和民主活動。出于這一貢獻和先例，俄羅斯向他表達了他應得的敬意。

戈爾巴喬夫在對外政策方面也留下了重要遺産。不過短短幾年，他就從一個傳統民族主義的、排外的、褊狹的蘇聯觀念的教條主義衛道士，變成了一個為人類普遍價值而戰的戰士。他抛棄了階級鬥争觀念，這對克服由布爾什維克革命造成的孤立、敵對和同外部世界的長期緊張關系是必不可少的。

他并未制訂出結束冷戰、消除東西方分裂的特别方案，但他逐漸認識到，蘇聯能夠因加入世界大家庭而獲得好處。當他為了與世界和平相處、找到了一種意識形态為依據來為自己的行動辯護時，他便做出了必不可少的貢獻。

如果僅僅是修辭上的變化，那麼意識形态的聲明并不重要。但是，這些聲明不僅僅是修辭上的變化，因為戈爾巴喬夫根據它們重新确立了蘇聯外交政策的方針。他依據他所宣布的新原則行事：同意最終在平等的基礎上削減武裝力量（而不是按比例削減以保持蘇聯的優勢），終止蘇聯卷入世界其他地方的沖突，允許東歐脫離蘇聯的勢力範圍，在德國統一問題上合作，反對它在中東的前保護國的侵略行動。戈爾巴喬夫做出的每個決定都符合蘇聯的利益，同時也符合其他相關國家的利益。

在自命為“現實主義者”的人看來，建立在“普遍人類價值”或“人類共同利益”基礎上的外交政策帶有某種感性的色彩，但這是不正确的。任何外交政策，如果建立在使鄰國貧窮的基礎上，或以犧牲他人來獲取單方面利益，從長遠來看都是注定要失敗的，而且往往在還沒有達到這一目标時，就會出現毀滅性沖突的危險，它所造成的生命和财産的代價，遠遠超過了可能得到的任何正當利益。在一個相互依存的世界上，一種成功的外交政策必須經過精心拟訂，以便不違背其他國家的利益。

這就是所謂“外交政策應以共同利益為基礎”這一命題的确切含義。它并不是指一個國家應該忽視自身的利益，而是認為，其利益不應被理解為隻是單一的階級、集團、意識形态或民族的排他性利益。國際社會不會因冷戰結束所創造的機會而得到好處，除非它找到一種方式，能把這種理論原則應用到正常的國際活動中去，否則就不可能建立任何世界新秩序。

戈爾巴喬夫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但這也沒有掩蓋一個事實，即他顯然沒有達到他更宏偉的目标——把蘇聯轉變為法治的、自願的國家聯盟，建立起按照世界先進工業國家标準運作的市場經濟。對一代領導人來說，這也許是一個不可能達到的夢想，要走的路太遠，障礙太多，範圍太模糊，我們很難想象有哪個政治領導人能夠完成這一過程。

戈爾巴喬夫的許多朋友認為，如果在1989年或1990年年初，他就能夠提出他在1991年夏天願意接受的那種邦聯，他本來可以維持蘇聯，至少以一種較小的規模，雖然沒有波羅的海沿岸國家，但包括其他多數共和國。他們指出，各共和國領導人和各種民族主義運動将會非常高興沒有在這個“禮物”上讨價還價——當他們仔細考慮各自共和國經濟管理方面會遇到的問題時，就會很快認識到他們需要某種中央機構。

1992年9月，我會見了戈爾巴喬夫，向他提出了該問題。我問他是否認為沒有更快地準許各共和國享有真正的獨立是犯了錯誤。

“傑克，可以看出你現在是教授，因為你的問題書生氣十足，”他回答，“在某種抽象意義上，這很可能是對的，我走得太慢，但我不是生活在美妙的抽象世界中，而是生活在有着嚴酷政治環境的現實世界。讓我問你：如果我在1989年提出建立邦聯，我将會怎樣？”

“我想中央委員會将會在下一次會議上罷免你。”我回答。

“是的，而且他們會提前開會，毫不遲疑地把我趕走。甚至可以說，直到1990年初我開始談到邦聯時，中央委員會中的多數人還是反對的。我不得不自始至終與他們鬥争。我根本不可能自由行動，不應該以我有行動自由的假定作為評判我的依據。”

戈爾巴喬夫有一個觀點，無論當時還是現在，改革派評論家對此都不贊成。他認為，他不能公開支持黨的領導所強烈反對的政策。他在進行改革時，必須精心準備，有時還要采用欺騙的手段。有時，甚至他的錯覺也能起某種作用，至少在一段時間内。

撇開他的錯覺不談，戈爾巴喬夫的策略也常常不立足于明确的戰略考慮。他不應以蘇聯共産黨組織機構需要安撫為借口，在1987年那樣處理葉利欽。他未能使改革派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中占多數，從而不得不使自己擺脫其控制，而他沒有尋求盡早——比如說1989年的某個時間——實行總統普選更是一個明顯的錯誤。他鼓勵改革派在1990年黨的大會之前脫離蘇聯共産黨，允許反對派在俄羅斯共産黨組建時控制該黨，這些完全是自拆台腳。即使他不能公開支持諸如安德烈·薩哈羅夫、尤裡·阿法納西耶夫和加夫裡爾·波波夫等改革派，他也可以避免侮辱他們并提供暗中的保護，而不是惡意地公開批評。他們對公衆的影響對于改革的成功是關鍵的，但從1990年起，戈爾巴喬夫忘記了這一點，他們圍繞改革策略的争吵毀壞了本應很默契的戰略聯盟。

戈爾巴喬夫還低估了1989年以來公衆态度的迅速變化。私下裡，他抱怨不能使改革的速度超出公衆的心理承受範圍，但實際上，公衆的認識走在了他的前面。正是黨的組織機構，而不是作為整體的社會，沒有跟上前進的步伐。當戈爾巴喬夫推遲改革時，他便疏遠了社會的大多數人。由于不了解（也很可能是拒絕了解）社會上日益增長的反共産主義情緒，戈爾巴喬夫為葉利欽提供了一個又一個話題。

我們該怎樣解釋戈爾巴喬夫那種似乎是故意視而不見的行為呢？如果他真誠贊成改革，他怎能在判斷民意時犯如此多的錯誤？他掌握着一切消息來源，怎能對社會的變化和本國人民的看法一無所知？

我認為，他的個性因素有助于說明這些問題。

從天性上說，戈爾巴喬夫有點孤家寡人的味道，這使他很難建立有效的顧問和咨詢機構。他既沒有正式的顧問班子，也沒有非正式的顧問班子。當然也有各種類型的委員會，其成員進進出出，不時同他會面。但他們從來不是有效的顧問班子，原因有兩點：第一，戈爾巴喬夫所選擇的人常常不能共事；第二，他從不把他們看作真正的顧問班子，從不定期向他們咨詢，也不認真對待他們。此外，他總是對他們說，而不是聽他們講。

戈爾巴喬夫的社會生活似乎不是從事官方活動和公衆事務，就是在自己的家庭中。他沒有一個親密的朋友圈為他提供同更大範圍人際聯系的哪怕是脆弱的紐帶。賴莎是他唯一的親密朋友，她的可貴之處在于，在他面臨巨大壓力時總是為他提供精神支持，但是她不能提供親密的朋友圈所能給予的廣泛而深刻的咨詢。此外，如果像瓦列裡·波爾金一類奸詐的助手的确是靠拍她的馬屁來維持自己的地位，那麼她看人的眼光也和她的丈夫一樣有毛病。

人們注意到，除了外國同僚，他沒有任何私人朋友。1991年，若幹蘇聯高級官員分别單獨對我談到，戈爾巴喬夫感到與外國人相處比同本國人相處更自在。“他與布什總統、貝克國務卿和你比與我們中的任何一個都更親密，”某個人說，“你可以與他進行更坦率的談話，我們則不行。他在這裡确實沒有任何親密的朋友。”

戈爾巴喬夫之所以不能獲得充分的信息和建議，也在于他總是任命二三流的人擔任關鍵職務。由于他的形象日益褪色，他對任何比自己更受公衆矚目的人物産生了強烈的反感，特别是當他權力衰落且愈加不受歡迎時。因而他總是任命像亞納耶夫和帕夫洛夫一類無能的人擔任關鍵職務。即使不談他們在1991年8月的背叛，他們的無能也導緻了他的垮台。

最後，他對弗拉基米爾·克留奇科夫的信任和對克格勃錯誤消息的輕信，都被證明是緻命的弱點。他不僅沒能擺脫克格勃對其個人安全的控制——在1988年克留奇科夫取代切布裡科夫時他本可以做到這一點，他還因相信對國家情況的歪曲報道而誤入歧途。任何國家首腦都可能偶爾被虛假報道所欺騙，但如果一個政治家不能發現并糾正長期存在的、具有固定模式的虛假報道，他就不能做好他的工作。

列舉戈爾巴喬夫的缺點很容易。更困難的（或許是不可能的）是弄清在各種不同時期，在不會被罷免的情況下，他究竟能走多遠。我們不能肯定他在哪些方面的判斷是錯誤的。如果他的改革進程走得更快，一個類似于1991年8月形成的陰謀團夥很可能更早發難，即在1990年秋天發動政變。那時的政變很可能比1991年8月政變更有可能成功：葉利欽還沒有當選為俄羅斯總統；莫斯科人還沒有從立陶宛人那裡學會如何親自去保護議會；人們還不那麼擔心内戰的可能性；比起9個月以後，“民主派”的人數還不是太多，組織得還比較差，也不那麼自信。

然而在1990年，由于沒有一位副總統和一位抱有合作态度的總理的參與，沒有任何一次叛亂自認為具有1991年的政變領導人所追求的那種合法性。如果戈爾巴喬夫采取預防措施：更換國防部長、分流克格勃的某些關鍵性崗位、任命一個有能力的忠誠總理，對任何人來說，要組織政變本可以是極為困難的。因此，如果戈爾巴喬夫在1991年之前面臨被罷免的嚴重危險，他将因未能采取合理的預防措施而受到責備。

然而，這些錯誤和誤判不應蒙蔽我們的雙眼，使我們看不到戈爾巴喬夫試圖改變他所繼承制度的勇氣。如果像某些批評者所稱，他的唯一目的是積聚更大的權力，那麼他所做的所有改革努力就講不通了。隻要繼續使國家處于黨的控制下，他就能夠保持個人權力。他改革這一制度，建立有限權力的代議制政府的努力，不應被解釋為隻是為了擴大自己的權力。他的改革是真誠的，盡管這些改革産生了他沒有預料到的結果。他說，俄羅斯今天之所以具有建立民主體制的機會，是因為國家出現了由他所倡導的變化。這一說法是正确的。

本文書摘部分節選自《蘇聯解體親曆記》第二十三章，内容有删節，經出版社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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