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牛其昌

編輯 | 趙孟

輾轉12個小時的綠皮火車，再乘坐1個小時的大巴，67歲的劉偉國和妻子從上海趕往位于泰山西南70多公裡處的山東省甯陽縣。從1992年至今，這條路他們逢秋便至，從未間斷。

“蟲客”們從全國各地蜂擁至此。捕捉、選拔、收購……圍繞一種生命僅百天的小蟲，在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裡，返鄉捕蟲的“撬子手”和成千上萬的愛好者齊聚一年一度的盛會。這個平日并不為人熟知的縣城，因全國蟋蟀交易集散地而名聲大噪。

近日，網傳一則“甯陽天價蛐蛐賣出11萬”的消息引爆輿論，也再次引發網友對于蟋蟀産業的關注。甯陽縣政府為此曾專門做過統計，該縣每年可吸引近2萬名蟋蟀愛好者前來收購，交易總額約5億元，圍繞蟋蟀産業産生的各類綜合經濟效益超過7億元。其中，甯陽縣泗店鎮從事蟋蟀捕捉的人數占該鎮全部鄉村勞動力的比例高達60%。

“尋将”

2020年8月21日淩晨5點，劉偉國夫婦準時從入住的農戶家出發，乘坐三輪摩托直奔位于泗店鎮沙莊的蟋蟀交易市場。盡管飄着雨，交易市場上依舊人頭攢動。幾百張桌子一字排開，從村口的104省道一直綿延至田間的玉米地。

“老闆看看我這個，是個紅牙，這牙多大。”劉偉國選了個靠近街口的位置支開攤位，等候在此的農婦們便紛紛上前掏出自家的“寶貝”。

農婦們習慣把蛐蛐裝在拳頭大小的白瓷罐裡，再用橡皮筋将罐口箍好後放進編織籃，沿道路兩側攤位一路兜售。若蟲客感興趣，她們就将白瓷罐挨個放在攤位上，等待鑒别、出價。

劉偉國頭戴補光燈，小心翼翼地揭開瓷罐的鐵皮蓋，一手熟練地用芡草撩撥蛐蛐使其“開牙”，另一隻手罩在上方防止蛐蛐跳脫。一番逗弄下，蛐蛐的鬥性被逐漸點燃，亮出一對鈎壯的大牙向芡草“厮殺”。“甕城”之中，小小的蛐蛐翻轉騰挪，不時振翅發出清亮的聲音，似乎在宣告自己是勝利的一方。

“這隻你想要多少？”在上海土生土長的劉偉國自稱是半個山東人，讨價還價時，總喜歡操一口帶有滬腔的山東話。玩蟲大半輩子，這對夫妻連續來山東已經接近30個年頭，年輕時一年中最多曾來過20次，早已練就了“在上海說上海話，在山東說山東話”的本事。

“200吧，剛才有人給這個價我都沒賣。”相比鑒别蛐蛐的玩家，農婦們的心裡往往對價格并沒有底，根據買家對于蛐蛐的反映，她們一般隻會報一個能夠讓自己接受的預期價位。畢竟在她們看來，如果沒有買家願意出價，蛐蛐幾乎一文不值。

“嘴巴不行，個頭也不大，最多30塊，再多我就不要了。”咬定一口價的劉偉國很快占了上風，農婦見幾番讨價無果，最終接受了報價。

類似這樣的蛐蛐，劉偉國平均每天過目不下上千隻，偶爾遇到心儀的，還會拿出專門的設備對蛐蛐稱重。在泗店市場上，隻要一提起“收蟲的上海夫婦”，幾乎沒人不認識他們。

即便是在上海的蟋蟀圈裡，劉偉國夫婦同樣小有名氣，盡管他們經營多年的萬商花鳥市場門店面臨關閉，但如今依然有不少蟲友會直接去老兩口家裡挑選蟋蟀。“現在還沒回上海，好多剛選好的蟋蟀就已經被預定出去了。”劉偉國的妻子說道。

沙莊交易市場隻是當地蟋蟀交易集散地的一個縮影，在泗店這個面積隻有50多平方公裡的小鎮，幾乎每個村的村頭都會自發形成一個交易市場，小則擺三五張桌子，大則攤位綿延數百米。随着氣溫升高，一些交易市場還會轉移陣地，時至淩晨，燈火通明。

村裡的男女分工明确，青壯年主要負責在前一天晚上逮蛐蛐，然後将蛐蛐大緻分級，家裡的農婦們第二天拿到市場販賣。市場上來自全國各地的蟲客大緻分為“京津冀”和“江浙滬”兩派，無論他們參加什麼級别的“南北對抗賽”，首選的幾乎全部是出自泗店的秋蟲。

對于像劉偉國一樣的資深蟲客來說，蛐蛐看似大同小異，實則各有千秋，篩選鬥蟋的過程充滿了儀式感，“講究一個蟲緣”。

“就好比古代帶兵打仗一樣，很多人每年來甯陽就是為了選将的。要想選出獨當一面的‘将軍’，不僅表面上要看色澤，看個頭，看品種，甚至是牙形、腿形、翅膀和須的形态，更要憑感覺發掘蛐蛐内在的靈性跟氣質。”來自石家莊的蟲友邵作海對“尋将”如數家珍。他在年輕時曾經曆過“上山下鄉”，鬥蛐蛐是那個特殊年代裡為數不多的樂趣。

邵作海退休後，玩蟋蟀已經不僅僅是一種樂趣，更是一種情感寄托。“每年的甯陽之旅就像是一種朝聖，不管我在哪裡，從事什麼工作，都不會阻礙我過來尋找愛将。”他說。

在曆史上，無論是宮廷達官貴人，還是市井小民，蛐蛐似乎總能牢牢牽住他們的神經中樞。蛐蛐的奧秒之處，正是在于它難以被看透，一将難求。

而對于年輕一點的蟲友張鵬飛來說，挑選鬥蟋的過程同樣令他癡迷。“如果自己發掘培養的苗子赢了，就很有成就感，别的什麼都不圖，就是為了跟朋友們争個面子。”

張鵬飛來自山東濰坊，平時從事外貿工作，每年8月份都會請年假到泗店鎮挑選蛐蛐。在過去不到一周的時間裡，他花費兩萬塊錢購買了近200隻蛐蛐。在他眼裡，幾乎所有蟲友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打小兒喜歡”。

“現在有了一定經濟基礎，每年立了秋都忍不住要來上一趟。”張鵬飛說。

“下山東”

蟋蟀生長适應性強，在我國分布廣泛，北起遼甯南至海南，西起陝西東至沿海諸省，幾乎随處可見它們的身影。可為何各地蟲友獨愛甯陽蟋蟀？

當地流傳着這樣一則傳說：乾隆皇帝愛好蟋蟀，便派人分赴全國各地，遍搜鬥蟋名蟲，大車小輛運回都城。然而路過甯陽泗店時突遇雷電，馬驚狂奔，車翻蟲散。自此，全國各地的名蟲在甯陽聚集繁衍，生根延續。

在蟲客們的眼中，出自甯陽的鬥蟋被公認為個頭大、性情剛烈、彈跳力強、勇猛善鬥，古代便被譽為“江北第一蟲”。“山東蟋蟀甲天下，甯陽蟋蟀霸五洲”，其中又以泗店鬥蟋最為著名，曆代曾被奉為皇宮貢品，是全國鬥蟋愛好者争相追捧的品種。

中華甯陽蟋蟀博物館負責人商積春對此曾做過研究，甯陽獨特的地理位置和豐富的物産，造就了鬥蟋繁衍的天堂。“這裡的土壤為鈣質褐土，酸堿适度；地下水資源豐富，氣候适宜，濕度相當；土地肥沃，五谷齊全，食料衆多，營養豐富，是繁衍鬥蟋名品的主要因素。”

根據學術界的研究，因水質和土壤利于蟋蟀鈣化，山東有一條自北往南的蟋蟀産區，位于東經116°30'-117°30'之間，包含甯陽、樂陵等16個地區。其中，又以甯陽和甯津最為出名，兩地蟋蟀彪悍善戰，曆史上曾出過不少“猛将”。

商積春介紹，早在清代鬥蟋名著《功蟲錄》中曾有記載，甯陽鬥蟋黃麻頭戰敗上海梅花翅而獲得“賜宮花披紅巡各殿”，且獻蟋者朱钲撫獲賜赤金百兩；《鬥蟋随筆》中記載了光緒21年至1940年間，在26個全國蟋蟀悍将中，甯陽就占9個。

蟲客們以前習慣把到山東捉蟲、買蟲統稱為“下山東”，而1949年以後最早一批“下山東”的蟲客，還要追溯到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天津人。

在泗店鎮泗店村村支書王騰健的記憶裡，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他的爺爺曾在連接甯陽和兖州的公路邊開了一家茶館，取名“王家老店”。某一年秋天，忽然有十幾個從天津來的客人經過此地，據說是專門來泗店逮蛐蛐的。帶頭的“天津老張”提出想在店裡住下，但由于當時條件有限，隻能把小麥稭稈往房間地上一鋪，十幾個人擠在“草席”上過夜。

“天津老張”滿載而歸，他的甯陽蛐蛐不負衆望，連克勁敵，這也引起了來自北京、上海一些對手的關注，“天津人到山東逮蛐蛐”的消息不胫而走。有人說，“天津老張”正是津門曾在皇宮做過太監的張姓人的侄子，他得知皇宮裡的好蛐蛐全部出自山東甯陽，于是才親自帶人到當地尋将。

泗店蛐蛐自此名聲大噪，全國各地慕名而來的大戶越來越多。每年立秋前後，泗店的房前屋後、田間地頭，逐漸多了手提馬燈，躬身用銅絲網罩捉蛐蛐的身影。這是日後逐漸形成著名的蟋蟀交易集散地的前奏。

“以前蟲季一到，火車必然超載，當地賓館也會爆滿，想買一張上海到兖州的卧鋪票簡直難比登天，座位底下躺的都是人。”劉偉國回憶，有人為了休息，隻能躺在座位底下，臉不得不緊貼着别人的腳後跟。而無論是在賓館飯店，還是在返程的車廂裡，也總是少不了蛐蛐的叫聲。

“天價”蛐蛐

當年或許誰都不會想到，捉蛐蛐竟然可以成為一門賺錢的生意。如果說天津人率先用“以物易物”的方式走進了甯陽的玉米地，那麼真正讓甯陽蟋蟀賣出身價的則是上海人。

“最早是以物易物，天津人基本上是用糖果、電池甚至手電筒來換蛐蛐。當地人開始還不知道什麼樣的是好蟲，後來跟着來收蟲的人，漸漸都學會了。”讓王騰健沒想到的是，童年的玩物會變成當地緻富的黃金。

多位蟲友回憶道，改革開放初期，甯陽當地最貴的蛐蛐不過一兩塊錢。有村民将一隻蛐蛐賣了一塊錢，甚至還激動地放鞭炮慶祝。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一個名叫潘志連的上海老闆來到泗店，高調打出“大蛐蛐500元一隻”，才将蟋蟀的身價推向高峰。

無獨有偶，在德州甯津的市場上，同樣也有一位上海的老蟲客把驢拴在樹上，并在牌子上寫道，“如果有好蛐蛐留下，就可把驢子牽走”。一時間村民紛紛奔走相告，拿上自己視如家珍的好蛐蛐給這名蟲客鑒賞。

進入2000年以後，開着豪車、資産雄厚的老闆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市場上，很快成為“大戶中的大戶”。他們出手闊綽，每年會包下十個攤位，拉起橫幅收蟲，有的甚至還會直接在當地購買臨街商鋪。

彼時，泗店當地唯一一家農信社在蟲季過後曾打出紅色橫幅，慶祝該社“存款過億元”。對于一個鄉鎮農信社來說，平時存款過億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今年的蟲季，網上流傳的一則“甯陽天價蛐蛐賣出11萬”的消息再次成為人們熱議的話題。有人調侃，“辛苦工作一整年，不如去鄉下逮蛐蛐賺錢”。

在王志的記憶裡，從他兒時記事開始，每年秋天都有慕名而來的南京客商住在他們家裡。“時間久了便漸漸産生了感情，就跟自己的家人一樣。一聽屋外有南京口音，就知道是他們來了，整個村裡就跟過年一樣。”

王志今年30歲，大學畢業後回到家鄉泗店，他的叔叔是當地有名的“撬子手”（圈内對于蟋蟀捕手的職業稱謂），經常會被大戶們邀請去北京、上海、天津。在他童年的記憶裡，大戶們經常會給他的叔叔帶一些禮物回來，比如淘汰的電器、衣服鞋子、手表等，當時村裡的第一台電視機正是他從天津扛回來的。

每年立秋後的第一場雨飄落，蛐蛐順利褪下最後一次殼，雄蛐蛐震動翅膀“鳴叫”，意味着一年蟲季的開始。每到這時，捉蟲堪稱是泗店當地的一項全民運動，許多在外務工的青年也借此機會返鄉充當“撬子手”，幾戶不參與的甚至成了村裡人口中“不務正業”的那類人。

8月21日晚上11點，泗店鎮蟋鳴街兩側的青紗帳裡燈光閃現。“撬子手”石洪财身披一件軍綠色的外頭，在帽子上套好頭燈，鑽入了一人多高的玉米地裡。他時而停下腳步傾聽蛐蛐的叫聲，時而彎下身子屏住呼吸，如雷達一般辨别蛐蛐的方位和大小。

“逮蛐蛐是個體力活，這幾年越來越難逮到好蛐蛐了，尤其是今年雨水偏多，溫度達不到。”順着蛐蛐鳴叫的方向，石洪财撥開層層包裹着的玉米葉艱難前行，葉片劃在臉上被汗水浸潤，泛起沙沙的疼痛。石洪财一鑽就是一整夜，這樣的日子在蟲季要持續一個多月。

今年30歲的石洪财平日靠跑長途車為生，每個月固定工資最多7000元，而一季“撬子手”的收入至少能賺2-3萬元。由于從小就對捉蛐蛐耳濡目染，對于如何捕捉好蟲，他有着自己的一套經驗。

“好蛐蛐基本都是後半夜逮到的，因為夜越深，聲音定位便越準确。”石洪财說。他每天晚上8點至12點下地，中間休息幾個小時，到淩晨四五點時，蛐蛐開始出來汲取露水，這時在地頭或者通風的寬溝裡很容易找到好蟲。

石洪财曾經捉到最貴的一隻蛐蛐，被一個東北開礦的老闆花了5萬元買走，後來他聽說這支蛐蛐在上海的比賽中“連打七路”，最終“封盆養老”。老闆為了紀念這隻蛐蛐，還特意找人把它制作成标本擺在家中。回憶起這隻蛐蛐的赫赫戰功，石洪财仍然難掩興奮。

保護蟲源地

王太井是泗店村的一戶貧困戶，前些年因為患了腦梗，行動不便，由于女兒已經出嫁，家裡的民宿基本靠老伴一人打理。蟲客是他們的主要收入來源。

“在這裡已經吃了快30年的飯，一開始魯菜的味道偏鹹，我們吃不習慣，後來他們慢慢根據我們的口味在菜裡放白糖，現在吃着就跟上海的口味一樣。”來自上海的客商不住地誇贊王太井老伴的手藝。

今年蟲季，王太井家裡的7個房間一共住了12個客商，這一個多月的收入就有五六千塊錢。相比之下，一年承包出去的4畝地也隻能換來三千多塊錢的收入。

泗店村總共有300多戶人，其中100多戶家裡是開民宿的，價格在每天60-100元不等。“有的民宿已經開了30多年，每到蟲季幾乎都是爆滿狀态，客商來晚了恐怕還訂不到房間。”王騰健介紹。

圍繞蟋蟀産業産生的各類經濟效益，甯陽縣在2017年曾做過一次調研。

甯陽縣政府提供給界面新聞的數據顯示，2017年甯陽縣蟋蟀交易期間（按35天計算），泗店鎮從事田間蟋蟀捕捉的人數約為1.6萬人，占泗店全部鄉村勞動力人口的近60%。

期間吸引了來自北京、天津、上海、杭州等二十多個城市的近2萬名蟋蟀愛好者前來收購，僅收購蟋蟀的花費平均每人達2-3萬元，交易總額約為5億元。包括蟋蟀交易、住宿餐飲、蟋蟀用具、交通物流等，經測算以及通過相關行業收益概算，2017年甯陽縣圍繞蟋蟀産業産生的各類綜合經濟效益超過7億元。

不過，在當地一些政府官員看來，盡管甯陽蟋蟀産業名聲很響，但卻難以形成稅收，實際對于地方财政的貢獻不大，“蟋蟀産業主要是富了當地百姓，政府方面也會為此盡可能做好服務工作。”

産業紅火的背後，甯陽也面臨蟲源枯竭的窘境。早在2010年，當地已出現捕蟲要去200裡地外的情況。2014年8月，甯陽縣曾發出“保護蟲源地，蟲籽回故鄉”的倡約，呼籲全國蟲客把甯陽蟋蟀蟲卵放歸故裡，以此讓本地良種蟋蟀長久繁衍。當年，甯陽就收到全國各地蟲友運回的“蟲籽”10000多條。

2018年，泗店鎮還與上海一家公司在柳樓村建立了1000畝“甯陽蟋蟀自然保護區”，将産自泗店的優質蟋蟀卵子在此播撒，以便代代繁殖。

“今年一共收了500多條，再過一個多月就可以開鬥了。”8月22日中午，劉偉國夫婦擡着裝滿蟋蟀瓷罐的小車，小心翼翼地邁上返回上海的大巴車。經過四五十天的悉心照料，這些瓷罐中的“戰将”将出現在各大賽場，迎來屬于它們的戰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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