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每日電訊閻天雷制圖

每日一評：包容地下生存方顯北京之“大”

整治和規範地下室的确有必要,但整頓不等于全部清理,整頓的目的,不是把人全部趕走,而是讓人住得更舒服、更安全

馮慧文

租住在繁華都市裡的地下室,是不少“北漂”都有過的經曆。地下室雖然陰暗潮濕,但房租價格相對便宜,無論對那些初來城市打拼而囊中羞澀的年輕人,還是對遭遇疾病、四處尋醫問藥的患者來說,無疑都是具有巨大吸引力的暫栖之所。曾有網站做過盤點,多年以前,謝娜、鄧婕、孫楠、王小丫等名人,都曾有過在北京的地下室挨餓受凍的經曆。

北京真有那麼好嗎?為什麼那麼多人甯願住地下室也要留在北京?有網友給出的回複是:“有人先住地下室,後住中南海。”這當然是一種誇張的說法,但不可否認的是,不少“北漂”願意在地下室内蝸居,“賭”的是一個未來——他們夢想有一天能“出人頭地”,他們認為像北京這樣的大城市的機會更多。

北京的地下室存在了幾十年,不斷有人搬進去,也不斷有人從地下“高升”,上了“台面”。這至少說明,北京這個城市,還是能給人以向上流動的機會,還是能包容得下不同的人、不同的夢想、不同的生活。

今天《新華每日電訊》刊發了一篇關于北京地下生活者的特稿,寫得比較客觀真實。正如文中所寫的那樣,“鼠族”的群體構成很複雜,目标也多種多樣,雖然他們身上有一些“悲情”故事,但大部分人也并沒因為蝸居地下而憤世嫉俗、顧影自憐,媒體也沒必要刻意渲染。正如一些評論所指出的,北京城市大、職位多、機會廣,不用“拼×”,相對來說公平得多,成功的機會也多很多,這正是“北漂”們所看重的。

一個城市總會有一些新客人,而這些人總是需要經曆一個慢慢适應、融入從而站穩腳跟的過程。滿足不同層次居住需求的布局,正常的城市都會有,隻不過有的叫“貧民窟”,有的叫“廉租房”,有的就是地下室。地下室這種方便又低廉的住所,至少給了“北漂”們一個努力奮鬥的緩沖期,讓他們不至于露宿街頭,不至于因生活成本過高而被迫放棄追求夢想的權利——這也是一個城市胸襟和氣度的體現。

不過,在看到關于地下室的報道後,我心裡也不禁有一絲不安。當年,“蟻族”聚居的北京唐家嶺,在被輿論用悲憫的眼光聚焦之後,迅速被有關部門整改。其結果是,大批“被蟻族”的居民被迫搬離。雖然那裡髒亂差得到了改善,但他們再也找不到那樣便宜又便利的住所了。

如今,住在地下室的“北漂”們,也面臨相似的境遇。2013年7月,北京出台《關于公布我市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積标準有關問題的通知》,明确規定“地下儲藏室不得出租供人員居住”,并開始了大規模整治地下空間的行動。雖然目前尚無明确的安置措施,相關部門也深知強行清退也不是上策,但在去年8月,西城區還是“在全市率先啟動清理區屬各單位自有産權普通地下室,成功清退天橋小區地下室散租、住人房間841間、建築面積7000餘平方米,搬離租住人員1500餘人”。至于這1500人搬到了哪兒?新聞裡語焉不詳,又或是根本就沒有多少人關心。

整治和規範地下室确實有必要,出租地下室不按規劃使用、安全隐患突出、租戶擾民等問題也确實令人頭疼,地下室發生事故的案例也時時見諸報端。但是,整頓并不等同于全部清理,整頓的目的不應是把人全部趕走,而是讓人住得更舒服、更安全。

北京的發展與外地人的貢獻不無關系,而與此同時産生的問題也是城市發展的成本,北京也該有所承擔。記者們也不妨常常“走基層”,放下刻闆印象和自我視角,看看這些不常被關注的群體,最近過得怎樣。

2014年10月9日,北京市昌平區佳園小區地下室樓梯口外,陽光很刺眼。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張書旗攝

“地下北京”的生存與夢想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黃海波 張書旗 劉婧宇

地下空間是城市空間的重要組成部分。北京每年新增人防工程面積超過150萬平方米,相當于3.5個天安門廣場。這是另一個北京,一座“地下城市”。

北京龐大的地下空間,由普通地下室和人防工程兩部分組成,分别由北京市住建委和北京市民防局管理。

100萬,這是一個不斷被媒體重複的北京地下空間居住人口的數量。北京市住建委的數據顯示,截至目前全市普通地下室23000多處,面積超過4500萬平方米,實際居住人口16萬多。而在北京市民防局,人防工程面積和居住人口數量,是一組“涉密”的數字。

就算是16萬,也是一座小城市的人口了。這些與我們同在北京的人們,怎樣“地下”生存?懷揣哪些夢想?帶着這樣的問題,新華每日電訊記者走基層“接地氣”到了地下……

地下旅館

徐麗莎被告知每天隻能洗一次澡。

這個來自哈爾濱的姑娘,住在北京西城區新開胡同一家地下旅館。老闆脖子套着大金鍊,也是東北人,8年前承包了這家位于北京二環内的旅館。

這家地下旅館管理“嚴格”,除了登記身份證,晚上還要查房,那個和洗手間互相串味兒的浴室,由“大金鍊”親自管理。

樓上就是北京某單位公房,這裡距離積水潭醫院不到一公裡,徐麗莎想徹底治好讓她痛苦不堪的腰突。

那些來京求醫、實習等要住上一陣卻要掰着指頭計算花銷的人們,想必會感謝有些髒亂卻廉價的地下旅館:便宜的一晚一床30元,奢侈的住單間也不過一百出頭。

在二環另一邊的北京天壇醫院神經外科擁有亞洲頂級的專家,這裡每天要完成20例手術,飽和狀态下400位病人在苦盼醫生為他們“妙手回春”。大量病患湧入,讓醫院旁邊的天壇南裡小區俨然成了城中村。輪椅、拐杖、壽衣、發票、樓房、平房、地下室……或租或買,應有盡有。

來自浙江諸暨的小鎮姑娘杜宇麗已經離開了這個龐雜的城中村。過去3年,她有3個月的時間在這裡度過,3次在這裡接受垂體瘤開顱手術。

第一次,瘤體被切掉一半,右眼幾乎失明。第二次切除不太成功,半年後第三次開顱。

“大夫說已經盡力切了,可核磁共振出來還有一小塊兒。還有人告訴我,瘤體要是完全切除,人也就沒了。”第三次手術之後,父親杜明變得焦躁不安。一次手術前後要花掉7萬元。

父女兩人每次都住在離醫院不到300米的天壇南裡西區一個地下旅館。每天60元,兩床一櫃,可以做飯,不能洗澡。旅店沒有名字,入口處貼着聯系電話,撥通後一個東北口音的中年婦女很快從旁邊巷子裡出現。她手裡還有平房可以出租,每間80元。

房間位于半地下,透過小窗戶,能看到外面路人的小腿。隔壁住着一家餐館的服務員,公共廚房的竈台已結起厚厚的油漬,老杜皺着眉頭給女兒燒了一個菜。

20歲的杜宇麗留着闆寸頭。為了盡快讓大夫安排手術,每天搬個小馬紮坐在大夫辦公室門口。畢竟,這裡有人入院不到一周就被送上手術台,有人在病房門口躺了3個月也沒人搭理。

杜宇麗喜歡看江蘇衛視的《一站到底》,這是一款常讓觀衆覺得自己比選手聰明的百科知識問答節目。最終獲勝的答題者将帶走豐厚的獎品。杜宇麗回到學校的願望非常強烈。老杜打算以後自己給女兒做針灸治療,為此他閱讀了不少資料。事實上,老杜每個月3000元的工資,加上妻子經營小吃攤的收入,很難再來北京進行手術。

旅館門口屬于一位王姓菜販的“地盤”。她在地下室樓上租了一套兩居室,自家三口人擠一間,另外一間租了出去。城管時不時過來巡查。王姓菜販能在15秒之内将菜攤“打包”并快速消失在巷子裡。

一對老夫婦,因為城管拉走了他們用來給兒子占車位的舊椅子,和城管激烈争吵起來。社區民警、街道幹部聞訊趕來。鄰居們借機抱怨小區道路成了醫院停車場,停車費卻和他們無關。

開發商老戴是住在北京地下旅館的另類。

老戴到北京上訪,排了四小時隊,隻和接訪人員談了一分鐘。天色已晚,一位裹着白色圍巾的年輕女子熱情地迎了上去。老戴被帶到天壇醫院往西4公裡的開陽橋附近一家地下旅館。位于北京南二環邊上的國家信訪局人民來訪接待室在這家旅館和天壇醫院的中間位置。

旅館暖氣給得很足,老戴凍了一下午的臉變得紅一塊白一塊。他說自己借高利貸被人下了套,赢了官司卻要不回錢……說到某些人的名字,老戴激動地吐着髒字,鹽城口音越來越濃重。

地下旅館住一晚上50元,不及開發商一包煙錢。他沒有用自己的身份證登記,準備将就一晚就走。“白圍巾”是旅館的業務員,她極力挽留老戴,建議他去中紀委試試。她還成功推銷出一項“增值服務”——300元把信訪材料上傳到最高檢網站。

3個河南口音的中年男子在旅館裡住了一個月。晚餐時間,桌上擺起香蕉、啤酒和方便面,煙頭插滿了煙灰缸。“白圍巾”還想再安排一個人住進去。

室外氣溫降到了零下5攝氏度,“白圍巾”不停地哈氣搓手跺腳,等待下一個住客。

地下群租客

和地下旅館租客相比,地下室群租人群才是這座地下城市的主體。在這裡,他們必須适應地下的“生存規則”,比如忍受潮濕吵鬧,小心提防偷盜,時刻保護隐私或者索性放棄。

進入冬天後,許鑫愈發覺得選擇不帶窗戶的房間,是個明智的選擇。在北京西南三環外的豐台區豐益花園5号樓地下一層,她住滿了5年。房費從每月350元漲到了650元。地下室沒有供暖,沒有窗戶相對暖和一點。房東老鄭嚴禁租戶使用電熱毯電磁爐,“見一個收一個”。

兩個多月前,東城區騎河樓小區地下室發生火災。因為都是群租戶,一開始竟沒人敢報警。“肇事者”據說違規使用電磁爐做飯,還把鍋給燒幹了。

豐益花園是北京規模較大的經濟适用房小區。地下室總面積超過3個标準足球場,群租現象非常普遍。

如今,小區物業明顯加強了抽查力度。“有天早上八點多,我還沒起床,一個物業的人敲門進來,伸手就往床單底下摸。”許鑫說。

許鑫對門住着一對來自四川的老夫妻,他們的兒子住在許鑫隔壁,兩個房間隻用薄薄的木闆隔開。每天早上7點,老太太急促的敲門聲會準時震醒許鑫。她覺得老太太拳頭,直接砸中了自己的心髒。

許鑫在小區800米外的西國貿汽配城一家足療店上班,深夜兩點下班。在被老太太“順便叫醒”之後,便開始一上午的輾轉反側。午飯後簡單收拾,帶上所有“值錢的東西”開始新的一天。

在地下室,許鑫沒有一個朋友。她從不主動和人搭話,也沒人主動和她打招呼。隔壁的隔壁,住着一個叫“馬哥”的河北人,兩人見面禮節性點一下頭。

“姓馬,在工地裡包點小活,兒子在北京上藝校,一年學費兩萬。”許鑫了解“馬哥”的這點事兒,都是“馬哥”在樓道裡大聲打電話時透露的。兒子“小馬”偶爾過來住,好幾次大半夜還在房間裡唱歌,直到樓道裡傳來分貝更高的罵聲。

夏天是地下室最難熬的時間。“關門睡覺悶到心慌,開門睡覺又怕招賊。”許鑫的女兒去年夏天過來,兩人開着門午睡。她隐約感覺有人影晃動,以為是錯覺,睜開眼發現手包不見了。女兒吓得連說以後再不來北京了。

在地下室狹長的通道裡,酒味、臭腳味、香水味、尿騷味、油煙味,在不同時段不同地段釋放出不同濃度。

房東老鄭早已習慣這些味道。他的“辦公室”在樓道最東邊,幾乎足不出戶盯着四個監控畫面,管着從東到西137個房間。遇到前來打聽住宿的陌生人,他會警覺地反問,“是你住嗎?”“你看着不像住地下室的人呐?!”。

老鄭的“嚴謹”還體現在房租上。一月一交,逾期一天,就會從外面把房間反鎖。“老住戶”許鑫被鎖過一次,她和老鄭紅了臉,罵他沒有情面。

地下室被盜概率最高的是衣服和鞋子,但租戶仍然把洗淨的衣服鞋子挂在地下室入口,充分利用這裡短暫的光照和相對新鮮的空氣。

入口處的牆上,“您已進入監控區域請注意個人行為”的提示牌非常醒目。一些丢了衣物的租戶,在提示牌後面“跟帖”洩憤——“哪個SB偷了一套保暖内衣趕緊還回來,不然等死吧。不管你是不是拿錯。”

地下二層也住着人。老鄭對那個地方有些不屑:“那是人待的地方嗎?住幾天全身就長疹子。”許鑫這麼多年從沒下去過,往下走的樓梯堆滿了雜物。

一對年輕夫婦承包了老鄭口中“不是人待的地方”。他們的兒子看上去不到兩歲。每個房間比樓上便宜150元。妻子姓何,她說現在隻剩下一個房間,“這裡冬暖夏涼,我們有正規手續”。

小區業主數次向有關部門投訴地下室管理員根本不具備消防和應急知識。小區盜竊案多發,與地下室居住人員混雜存在關聯。因為不是業主,這些人随地吐痰,破壞小區綠化,夜間大聲喧嘩,還到“地上”來喝酒聊天。

距離這裡往西不到5公裡的另一個經濟适用房小區豐體時代,地下空間被改造出一處1400多平方米的社區活動中心,方便居民跳舞、打牌、看電影、打乒乓球……它是北京地下室中的“明星”。

豐益花園保安部一位工作人員稱,小區部分地下室合同到期後不再續約。

老鄭的合同還有兩年,很少有租戶問起這點。許鑫也不愁找不到住的地方,再說也沒購置什麼大件物品,說搬就能搬。

來自北京昌平的劉嫣和許鑫是同行。她在西二環外天甯寺橋東南角一處地下室上班,租住在地下室樓上一套兩居中的一間。“上下也就是一泡尿的距離。”她大聲地調侃。從這裡往北3公裡就是銀行與證券公司雲集的北京金融街。

開在地下室的足療店容易造成誤解。劉嫣說,很多第一次來的客人,先是東張西望,然後拐彎抹角地打聽服務項目。有人失望地走了,留下來的就成了回頭客。

劉嫣貢獻了店裡三分之一的點鐘。她熱情開朗,手法娴熟,并能專業地解釋自己的業務。

她原來是名護士。在一次包皮手術的備皮過程中,不小心劃傷了病人。被辭退後在東直門一家中醫培訓機構學習推拿。她還在一家大型洗浴中心待過,“隻做正規生意,我是北京人,被抓住多丢人。”

劉嫣老聞到地下室有一股黴味兒,沒事就找借口出來透氣。每天淩晨下班,厚重到能抵擋核輻射的水泥門,必須兩個女孩一起使勁才能合上。

“有一位客人,每次來都提出要給我洗腳。他原來是個足療師,現在開了一家批發飾品的小店。”劉嫣掌握着很多客人的怪癖。她每個月賺5000元左右,等着家裡拆遷,之後就不幹這行了。

她一度想寫一本書,叫《足療店的故事》。有個客人曾認真地提出,可以幫忙聯系出版社,出版費用自理。客人聽了她講的幾個故事後說,真寫出來可能比一本叫《推拿》的小說還精彩。

“地下”愛情

5000元,也是來自北京房山農村的劉建峰每月能拿到的最多數字。

他是北京東三環雙井麥樂迪KTV的網絡維護人員。女友小段在高中時就好上了,兩人的小窩安在單位附近的百環家園9号樓地下室。

百環家園是朝陽區的大型經濟适用房小區。這裡靠近CBD地區,地下室租戶以夜場、餐館或者商鋪打工的年輕人居多。周末下午三點多,三四級北風刮散了霧霾。睡眼惺忪的年輕人,裹着棉睡衣,陸續從地下室出來。最近的小賣部裡能買到泡面、水果和零食。

這對情侶也依偎着從地下室走出來,逗留在小區派出所一塊空地上吹着風曬太陽。“冷一點也比在下面悶着舒服。”劉建峰說,在地下室,倆人已經習慣開燈睡覺,否則一覺不知睡到何時。

年底的婚期越來越近。劉建峰以前認為待在家裡沒有出息,現在想想出來混也混不到哪兒去。結婚後會打算在老家開個店,暫時不考慮回市區。

有人為愛情逃離,有人為愛情遷徙。房東小紅在9号樓地下室設置了一個“樣闆間”,方便意向租戶參觀。“樣闆間”屬于廣東女孩阿文和男朋友小趙。

隻要不上班,阿文就把自己裹在鵝黃小碎花的被子裡,悠閑地看着韓劇。“樣闆間”幹淨溫馨,粉色的牆上挂着一排質地不錯的衣服。

阿文聲音輕柔,半年前漂來北京陪男朋友。男朋友小趙是一家餐廳的副廚,每月工資漲到了6000元。“如果沒有人趕我們走,就一直住這兒了。兩個人一起做夢的地方,也不需要太大。”

胡可為和李金枝想得更遠一點。他們計劃利用5年時間攢下一些錢,然後回山東老家蓋房結婚生子。然後,繼續出來打工。

倆人擠在方莊新坐标小區一間地下室。這裡離雙井不遠,小區東邊是北京三環内少有的“城鄉接合部”。地下室天花闆上垂下來一根電線,上面簡單接了一個燈口。還有一截彎彎的排污管道,不用懷疑這個位置在樓上應該是衛生間。

李金枝不喜歡地下室,憋屈潮濕,撒個嬌還要悄悄地。“兩個人住在這裡有一種使命感,一切都是為了以後。隻要他在,什麼都是暫時的。”胡可為聽着,臉漸漸紅了。

胡可為時常和别人紅臉。他是個停車收費管理員,風吹日曬,騎着一輛舊電瓶車,守着西城區一條馬路上40個停車位。每個月定期向公司上繳管理費,剩下全是自己的。過去3年,管理費從每月8000元漲到了14000元。“一睜眼就欠下400多,遇到逃單的司機,肯定要上火。原來每月能賺四五千,現在賺不到這麼多了。”他說。

東二環南小街20号樓地下室有上下兩層,大約200個房間,監控攝像頭遍布在各個角落。地下一層出口處,一份整改通知寫着:“責令你單位于2014年8月15日前恢複合同約定的使用用途”,落款及蓋章是“北京××物業第八分公司”。

對于整改,管理員支支吾吾不願意多說。這裡的“大客戶”是一家開在北京西站附近的餐館。餐館把員工宿舍選在了這裡的地下室。

餐館服務員錢銘不擔心沒有地方住,倒是剛分手的女朋友讓他不能平靜:“她不喜歡異地戀,分手是女方家裡的意思,但我知道她不想再等了。”

地下室有些憋悶。“人一多,感覺空氣不夠用,翻來翻去睡不着。”這時的錢銘,滿腦子都是前女友的樣子。不過他沒有強烈的願望改變現狀,“躺在地下室,習慣了,真覺得這裡才是歸屬。”

地下“好鄰居”

在KTV上班的王麗,在西南二環外的馬連道15号院地下室的住齡超過了10年。

她經常帶朋友過來聚會,地方不夠時,直接把鄰居褚井良的房間征用。褚井良一不拒絕,二不多問,王麗叫他“地下室的中國好鄰居”。

北京已經進入過年的節奏。“好鄰居”褚井良的銀行卡餘額艱難突破5位數,他還沒有想好回不回家。

2000年來北京,褚井良幹過保安、當過護工,賣過紅木家具,做過廚師,最後在馬連道茶城“停下了腳步”。按他的話說,“這些年沒有混出來,一是沒有文化,再者自己也沒堅持下來。”

褚井良14歲學做東北菜,刀功不錯,在菜戶營一家主營東北炖魚的餐館做到了廚師長。“外号‘一刀準’,反正左右不超過一兩。”他笑着說自己的理想其實是開一家燒烤店。

褚井良2009年開始成為這裡的租客。他先後換過3個房間,第一間大小僅夠擱一張床,“不知道房東怎麼把床搬進去的,每天睡在裡面,感覺像被鎖進了一個抽屜。”現在這間除了一張床,還有一條過道,寬度剛好放下一雙42碼的鞋。

和許多低調的“地下居民”不同,褚井良愛交朋友。那間小到隻能擱下一雙腳的地下室,經常“高朋滿座”。

超過1200家茶商店鋪密布在南北長1.5公裡的馬連道街區。“中央搞了那個(八項)規定後,這裡的生意冷清了不少。”褚井良一年半之前換了雇主。

褚井良和房東關系處得不錯。兩人在去年夏天一起“修理”過地下室門口的變态男——一個50多歲的中年男人,戴着假發文胸,穿着肉色絲襪,喜歡尾随獨行的年輕女性。

一次,房東看到變态男竟出現在地下室,罵着就沖了上去。褚井良聞聲也追了出去。不久之後,變态男消失了。

下班後要是沒人喊着一起喝酒,褚井良會去附近的廣場跳舞,或者躺在床上看電視。他覺得地下室沒什麼不好,上班近,有自己的空間,還有一幫朋友。一位做茶葉生意的蔡姓老闆這麼多年也一直住在這個地下室,褚井良和他不熟,但覺得他很親切。

地下有夢

4年10月30日,北京市朝陽區新坐标小區地下室租戶在牆上的塗鴉。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張書旗攝

一個剛入職的女同事“居然”簽下了一個大單,“白領”李倩倩為此在房間裡哭了一場。半小時後,她平複了情緒。從東二環的朝陽門北大街一處地下室走到地面,刺眼的陽光讓她很不舒服。

李倩倩租住的地下室分上下兩層,最多的時候,一半房間都住着保險公司職員。

這個1993年出生的山西女孩,是太平洋人壽北京分公司東城支公司的一線銷售員。從地下室出發,步行8分鐘就能到公司。如果和别人合租樓房,每個月至少1000元。

李倩倩家裡不缺錢。父親經營一家鉚釘加工廠,聽說女兒為1000元房租為難,更加執着地叫她回家工作。兩人執拗的結果是,父親、母親還有和妹妹,都成了她的客戶。

僅平安、新華、太平洋、國壽4家保險公司,在北京的員工就超過4萬人。朝陽門一帶是行業布局“必争之地”。在這個高度競争的行業,銷售人員撥打1000個電話才能約到20位願意面談的潛在客戶,最後有一兩個人會掏腰包。

李倩倩每天給自己設三道叫醒鬧鐘,第一道是6點,但她通常在最後一道鬧鈴停了一段時間之後才掙紮着起床。

早上6點,顔疆亞已從距離公司25公裡外的出租屋出門了。如果給自己做一頓早飯,5點鐘就要起床。

李倩倩是顔疆亞在地下室的最後一任“同居密友”。逃離地下室後,顔疆亞有了朝南的窗戶和獨立的衛生間。代價是減少睡眠時間,增加交通成本。這是她在居住地點和居住質量之間艱難做出的權衡。

李倩倩和顔疆亞有很多共同點,比如同樣難以忍受地下室的飯味。“有人能把飯做成這個味道,也需要一點本事。”李倩倩搖着頭,說話時仿佛聞到了這種味道。

李倩倩一年半之前還是北京國際飯店自助餐廳的服務生,飯菜的質量,她用鼻子就能判斷。北歐的客人是最受歡迎的,安靜有禮貌,起身後盤子底下大多壓着100元。

一對中年夫婦常在餐廳約朋友見面,大聲讨論“投資收益”,點上一壺茶喝到沒有顔色為止。李倩倩說自己非常讨厭他們。

住地下室時,顔疆亞會用塑料袋把不穿的衣服裹得嚴嚴實實,然後整整齊齊地碼在箱子裡。2012年北京“7·21”大水,洗手間的水倒灌到房間,她的箱子全都漂了起來。

兩人有一個叫何彬榕的共同的“同居密友”,一個每次接的電話都來自不同城市的在校大學生。養生、紅酒,還有一個叫“孔叔”的,構成兩人有關何彬榕話題的大部分内容。

李倩倩佩服何彬榕。同樣都是1993年出生,同樣一起住在地下室,後者随時能靠自己的能力搬出去。顔疆亞則覺得何彬榕應該先把學上完,而不是到處兼職耽誤學業。

“夢想一定要有,萬一實現了呢。”李倩倩說,住在地下室,理想色彩會更濃厚一點,也會讓自己更有動力。

和李倩倩一樣,小餘家境優越,卻選擇住在單位的地下公寓。這個地下室不見陽光,打電話有時要舉着手機。

小餘研究生畢業後進入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工作。母親來北京看她,本來有說有笑,當下到地下室時,眼圈突然紅了。本來并沒有感覺有多苦的小餘,那一刻也突然淚奔了。不過她的心情母親未必能懂:“懷揣理想,一下子被北京這座城市給淹沒了。”

美國南加州大學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Annette M. Kim的研究團隊,在2012年10月至2013年9月之間,對北京地下室租賃市場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67%的地下室租戶距離工作地點在1公裡以内。受訪的52名地下室租戶中,私企、IT白領的比例接近五成。

“地”二代

2014年10月9日,北京市昌平區安甯莊後街一處地下室内,一個小孩推着自己的車子。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張書旗攝

這座地下城市,和繁華喧嚣的距離,或許隻有一層樓闆的厚度。陽光照不進來,隻有感應燈時明時暗。這裡最多的表情是面無表情。不過咿呀學語的孩童,在昏暗的空間看到陌生人,依然笑着嘀嘀咕咕,驅散了地下的陰冷。

老趙一家五口祖孫三輩擠在新坐标小區的地下室。小孫子還沒上幼兒園,家裡挺犯愁,除了睡覺休息,幾乎不讓他在地下室待太久。

“空氣不好,有些潮濕,怕小孩子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對他以後有影響。”具體什麼影響,老趙一時也說不上來。想了很久才說,“怕性格有影響。”

下午4點半,南三環海戶路的晚市開始熱鬧起來。來自河南駐馬店的李玉喜抱着2歲的兒子嘟嘟,準時從西羅園南裡地下室出來。兒子喜歡看魚販子賣魚殺魚,這是李玉喜能滿足兒子的最便捷的娛樂方式。

母子倆的周圍,就是号稱位于北京“龍脈”之上,長江以北規模最大的“大紅門服裝批發集散地”,擁擠嘈雜又商機無限。一個頭發和皮鞋一樣锃亮的中年男人,操着南方口音,和魚攤旁邊的雜貨鋪老闆商量,想調換剛剛買走的一隻燈泡。

李玉喜抱着嘟嘟,她的愛人在旁邊拘謹地站着,一撇小胡子掩飾不住年輕的面孔。兩人都是1988年生人,都是服裝批發市場的導購,每個月都賺4000多元。“想過自己做老闆,但怕壓貨,手裡這點錢一砸就沒了。”

根據規劃,這個服裝批發市場的倉儲功能、批發功能要向外疏解。遼甯的錦州、河北的固安、天津的武清,未來或将承接産業轉移。

李玉喜計劃着等嘟嘟大一點就送回河南老家。如果這個批發市場真的搬走了,倆人計劃去廣州發展。

西三環保利百合小區,電梯維保工人周勝平和陳平江剛剛完成工作交接。周師傅搬走了地下室裡最後的一些生活用品。

兩人簡單寒暄。陳平江年輕的妻子小蔺,在一張用業主裝修餘料拼成的床上,逗着不到一歲的兒子樂樂。這間地下室迎來了新的住戶。

2011年夏天,周勝平的大女兒芊芊就在這裡出生。“點了一晚上蚊香,早上起來一看地上全是死蚊子。可到了晚上,還是一群一群地冒出來。母女兩人整個夏天都頂着滿腦袋的包。”周勝平說到這兒,就覺得老婆的好。平時鬧情緒吵架,他盡量忍着。

2013年年底,兒子亨亨在老家出生,不到一個月也住進了地下室。亨亨屬于超生要罰五萬,請村領導吃了一頓,這事兒就擺平了。不久之前,公司把他調到長安街邊上某高檔小區。“裡面住了很多高官。活沒這兒多,但領導說了,出了事故,公司也得關門。”

周勝平10多年前進入這個行業。值得一提的是,入行以來,他從地下三層住到地下二層再住到地下一層,如今終于住到了地平線以上。

“不過再幹也就這樣了,除非到管理崗位。我一沒學曆,二沒人脈。現在辦事到處靠人。”

河南信陽的李學勇,也靠“人脈”,帶着一家人“免費”住進了北四環九台2000家園小區的地下室。

最近,12歲的兒子李根突然很享受地下室的生活。放學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打開手機看《電擊小子》——隔壁是一家帶WiFi的洗車行,比李根大不了幾歲的洗車工很快教會他如何“蹭網”。

李根的母親好幾次想去說服老闆把網掐了,可想來想去也沒有合适的理由。

李根和二姐李鳳兩年前從老家一起轉學到昌平區東三旗智泉學校。李根上三年級,15歲的李鳳上四年級。

除了“蹭網”,李根喜歡這裡的清淨。班裡同學也有住在地下室的,都說地下室特吵。小夥伴劉家純過來串門,肯定了李根的說法。兩人還讨論了一會兒李根新拜的“師傅”,班上那個體重超過100斤的同學。

李根所在班級一共38人,多數是打工子弟。智泉學校創辦人來自河南,“十二年來,智泉樹立了一個良好的打工子弟教育品牌。在周邊,甚至在整個京城,智泉學校嚴明的紀律,過硬的教育質量有口皆碑。”學校官網如是介紹。

李學勇通過老鄉介紹接了這裡的活——搬運小區3棟樓的垃圾,每月工資1000元,垃圾裡能賣的東西都歸他。瓶瓶罐罐一個月能賣2000元。為了這個工作,他花了5890元買了一輛2米長的電動三輪車,每天至少運送200袋垃圾。

一家人居住的地下室其實是地下車庫的倉儲間,用一個布簾隔成兩間。座椅、架子床都是撿來的,缺腳的電扇靠在牆角,一隻蟑螂一動不動停在上面。

李學勇被規定“隻能賣垃圾桶裡面的”。他被業主投訴過兩次,都是因為垃圾袋有滴漏。物業經理對他的工作比較滿意,馬上就要簽下一年的合同。

李根不喜歡喝白開水,李學勇每天給兒子買上一瓶飲料,自己則随身帶着一個碩大的水壺。這個瘦弱的中年男人正在忍受甲亢的折磨,看上去要比實際年齡蒼老不少。

“能幹多久就幹多久,等李根上高中就回老家。北京和河南考的東西不一樣。”李學勇簡單規劃了這個家庭未來幾年的安排。

他的愛人趁機接過話茬,戳了一下李根的腦袋說:“不好好學習,就跟着你爸收破爛去。”

“清”到地上

“還有沒有地下室出租?”

一個瘦高個沒有注意到貼在入口的整改通知書,依然敲開了東二環南小街20号樓地下室管理員的房門。

“沒有啦,滿房啦!”裡面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語氣霸道得像電影《功夫》裡的包租婆。

瘦高個沒有透露自己的名字,隻說現在住的地下室正被清理,很多住戶面臨無處可住。“房東就給幾天時間搬家,真是愁人。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地方,索性早點回家過年。”

北京居住生活的門檻一直在提高,清理整頓地下室,也幫着擡高了門檻。

從2004年至今,北京先後4次開展針對地下空間的專項整治。“不僅安全隐患、住人數量得到有效控制,管理法規、執法機制等也得到進一步完善,下一步将再用3年時間鞏固成果,并對地上地下統籌,争取同步規劃、同步建設、同步管理。”北京市民防局局長劉寶傑在一次接受采訪時說。

在最近的一次行動中,北京重點對違法群租、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18處普通地下室進行集中治理。涉及住戶約3299人,分布在東城、西城、朝陽、海澱、石景山、昌平、通州等區。

媒體人大梁來北京已整10年。他最近找了個時間,去探訪剛到北京求職時住過的地下室,結果被房東轟了出來。“裡面的樣子和10年前一樣,隻是住了很多餐館服務員。”他的懷舊之旅有些尴尬。

這處位于北二環内鼓樓西側老居民樓底下的地下室,是他在北京的第一個固定住所。當時每月房租300元,北側房間住了許多求職或實習的大學生,南側房間是一家夜總會的員工宿舍。兩者沒有交集,例外的情況在周末,“睡懶覺剛醒的男生和穿蕾絲睡衣的女孩擠在一起洗漱。”他繼續回憶,“地下室唯一的廁所在西頭,夜裡一些人不願意起來上廁所,就把尿撒到礦泉水瓶裡。打掃衛生的老太太每天早上都有一個時段在罵人。”

懷舊之後,大梁斷言:“現在住地下室的人,再過10年,或者依舊住地下室,或者早已離開北京。”(稿件部分采訪對象為化名,新華每日電訊記者王琦、渠宏卿參與采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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