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第四任社長岩崎小彌太就為三菱集團提出了“所期奉公、處事光明、立業貿易”的“三大綱領”。時至今日，這三大綱領仍标注在三菱集團的官網上，也被品牌視為其精神與價值觀的體現。

圖片來自三菱集團官網

然而諷刺的是，5月9日，在去年剛剛成為百年企業的日本三菱電機公司公開承認了其生産的變壓器存在檢驗數據造假問題，并且至少可以追溯到1982年，造假跨度長達40年，該公司涉事工廠的兩項質量管理認證證書也被國際認證機構暫停。

此事一經曝出，在登上各大社交媒體熱搜的同時，也引發了網友們的熱議。對此，有網友評論稱：“百年企業，造假四十年！”、“鞠個躬就又完事了”。甚至還有網友将日本享譽全球的“工匠精神”戲稱為“躬匠精神”…

事實上，這并不是三菱電機首次身陷造假風波之中了。早在去年6月，該公司就被曝出在列車空調質檢與火車制動器空氣壓縮機數據中存在造假行為。據相關報道，三菱電機在這起造假事件中使用了可追溯到1980年代鐵路設備的僞造數據自動填寫産品檢查報告，而不是按照要求在設計更改後對每個部件進行新的測試。三菱電機也在當時承認了這一行為是有組織的欺詐，并從30年前開始就在内部員工中逐漸形成了掩耳盜鈴的“潛規則”，這起醜聞最終也導緻時任三菱電機總經理的引咎辭職。

而在2020年，三菱電機還因為向歐盟運送不符合當地标準的汽車無線電接收器而被處罰。然而，當時企業的做法是大事化小，僅處罰了該部門高管一個月薪酬的5%。

其實，日本近年來被曝出造假事件早已不是什麼罕見的新聞：

2007年，東京電力公司就承認，自1977年起在福島第一、第二核電站和新潟縣柏崎刈羽核電站累計199次例行檢查中存在篡改檢測數據，隐瞞反應堆故障的情況。

2011年，日本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發生前數天，作為核電站的運營商，東京電力公司承認對核電站設施缺乏檢查，其中一座向反應堆的溫控系統分配電流的裝置，更是11年來從未接受檢查。

此事曝出後，日本原子能安全保安院要求東電2011年6月2日前遞交改正方案。後來發生的事便衆所周知了，沒能等到6月。核電站在3月11日遭地震和海嘯破壞,冷卻系統受損，引發福島核電站的核洩漏事故。

2017年10月，神戶制鋼所承認篡改部分銅、鋁産品的檢驗數據，将未滿足客戶要求的産品充作合格産品供應給客戶。随後又二次“攤牌”，他們将篡改了技術數據的産品用以制作于汽車、新幹線和飛機等，交付給了總共大約500家國内外客戶，這一數字是他們之前公布數字的大約兩倍。

同年10月，将“以人為本”視為造車理念的斯巴魯承認，過去30年間， 公司下屬兩家工廠使用無資質檢驗員“糊弄”新車出廠前的整車檢查。

2021年12月，有日本媒體曝光日本批發商“高山水産青果”把進口鳗魚僞造成日本生産的鳗魚在日本當地銷售，并且這一賣就是長達五年的時間。這次事件也讓不少網友當時調侃的表示：“國鳗終于崛起超越了日鳗。”

同在去年末，日本曝出更大規模的造假醜聞，據日本國土交通省統計，全日本有約1.2萬家公司，涉嫌在建設工程項目領域造假。波及範圍之廣，甚至已經嚴重影響到了日本GDP統計的真實性。

那麼，從享譽全球的“工匠精神”到如今被網友調侃的“躬匠精神”，“日本制造”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日本社會極為重視商業和個人的誠信度。在日本獨特的誠信社會體系中，企業弄虛作假需要付出的高額代價往往是無法挽回的，一旦失信行為被發現，不僅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與罰款，企業更有很大可能因此失信于消費者進而落得破産的結局。

然而為何在這種社會氛圍和背景下，日本近些年來仍屢屢被曝出造假事件呢？從以下三個方面或許可以窺見個中原因。

1.焦慮之下打開的“潘多拉魔盒”

二戰結束後，日本憑借輕工業以及出口導向經濟體制，僅用了20餘年就在世界範圍内重新站穩了腳跟，坐擁一衆實力雄厚的制造業企業。然而在1991年，日本房價和股市發生了跳崖式的暴跌，大量企業破産，銀行壞賬激增……在此之後便是日本人經常說的“失去的二十年”。

在這段時間裡，面對日新月異的新興市場、日益強大的競争對手、陡然增大的經營壓力、瞬間放大的焦慮心态讓日企越發的無法淡定。最終導緻個别企業開始偷嘗造假的“禁果”，并在嘗到甜頭之後由最初的僥幸試探變得逐漸一發不可收拾。造假範圍從單一行業蔓延到多個行業，造假時間也由一時興起轉為橫跨幾十年的持續隐瞞。通過不正當手段緩解經營壓力，甚至成為了部分日企暗地裡的“常規操作”。

2.落伍管理模式成造假“溫床”

上世紀80年代，日本企業管理曾被視為東亞乃至世界範圍内的範本，成為不少國家研究和學習的對象。然而面對全球經濟的迅猛變革、日新月異的市場需求和層出不窮的科技手段。日本墨守成規的管理模式逐漸顯得笨重與落伍，這種與時代的錯位也導緻日本企業的監督制度機制看似嚴肅嚴明，實則很容易因為要保證利益、确保生産等極為現實的因素出現各級管理人員對違規操作“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情況，這也導緻昔日引以為傲的“日本模式”如今成為了長期隐瞞和造假蔓延的“溫床”。

3.日本政商勾結帶來的負面示範和影響

近年來日本的政商勾結和權錢交易等頑疾愈演愈烈。2017年轟動一時的“日本商工組合中央金庫造假門”事件中，“商工中金”作為由日本政府和民間共同運營的政策性金融機構本應為經營基礎薄弱的中小企業提供低息貸款。然而商工中金卻通過篡改财務數據的方式向許多不符合條件的企業發放貸款，從而騙取更多的政策補貼。據相關數據統計，商工中金所有100家營業點中有97家存在造假行為，參與造假人員達444人，通過篡改文件數據等方式造假次數達4609次，涉及放貸總金額達2646億日元（約合人民币150億元）。

“商工中金”本應是利好中小企業和展示政商合作的雙赢之舉，卻成了日本政商關系與管理混亂的“放大鏡”，失信于民衆的同時，也進一步的助長了一些無良企業上行下效、無視規則、淡化誠信、試圖蒙混過關的風氣。

盡管近年來日本頻頻曝出造假醜聞，但我們仍要清醒的意識到，我國制造業仍和日本存在一定的差距。在德勤《全球制造業競争力指數》報告中，日本制造業排名經曆了一個從第六名下滑到第十名，又從第十名回升到第四名的“V”型反轉，反映出日本制造業在陣痛後，正在又一次的重構競争力。

我國想要從目前的“制造大國”轉變為“制造強國”，必須要“以史為鑒”。不僅要結合自己的發展曆史，有的放矢的推動行業進步，更要從日本近年來的“造假史”中吸取經驗，明确的認識到進步沒有捷徑可走，唯有潛心培養大國工匠，實現“匠能存，技可傳”，才能補上中國制造鍊的“最後一公裡”。

文/本刊記者 盧家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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